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近年來，同人創作話題正在從圈地自萌的亞文化圈層逐漸進入主流視野。日前，在主題為“當我們聊同人，我們在聊什麼？”的網易LOFTER首屆同人文化沙龍上，文化學者、IP方、同人創作者從多方視角讨論了對于同人文化的理解和建議。

中國作協網絡文學研究院副院長肖驚鴻看到，在網絡文學創作領域，同人意指借用原文本已有的人物形象、角色關系、基本情節以及世界觀設定進行二度創作。伴随科技進步，同人外延到其他創作體裁，同人歌曲、同人視頻剪輯、同人遊戲、同人廣播劇等等開疆拓土，種類越來越多，陣地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同人文化也面臨着各式各樣的困惑與挑戰。

在沙龍上，有兩個話題令人矚目。一是近年來飯圈文化對同人創作的影響，談到這個話題時，參與現場圓桌讨論的“太太們”（同人圈對創作者的代稱）都有很多話要說。另一個就是同人文的著作權問題，肖驚鴻談到，著作權法在針對同人創作的實際行使中，還存在規則不明确和定性有差異的問題和現象。北京允天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川則進一步向現場觀衆普及了相關知識。

隻有立場，沒有是非的飯圈文化

參與現場圓桌讨論的“太太們”——青年作家、業餘同人文作者納蘭，同人寫手、同人譯者諸葛，原創同人漫畫作者Nyan廿，漫畫家RC以及遊戲原畫師、編劇洗球等，都有感于近兩年來飯圈思維對同人創作積極性的影響。

納蘭談到，一部作品在讀者心裡激起的回響，對于作者而言是寫作最大的動力。她的本職工作是寫純文學小說，發表在《十月》《當代》《人民文學》等嚴肅期刊上，常常看不到讀者的回應，但她的同人文創作總是能很快獲得讀者的讨論。在她剛開始寫同人文時，讀者會以很平和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想法，甚至可以聊出很多頁，這種體驗讓她感到非常快樂。但在2015年之後，情況開始慢慢惡化。讀者不同意作者意見的時候“就會罵你，認為你是錯的，就想要讓你消失”，有時僅僅因為嗑的CP不同或者嗑法不同，她就會遭到舉報或私信辱罵。到了這兩年，納蘭更難看到有質量的讀者回應，大部分讀者往往刻闆地重複幾句話——“絕絕子”“yyds”“太太絕了”“給太太遞鍵盤”“給太太遞文具店”——似乎很難表達自己的想法。納蘭将這些變化歸因為“一切都飯圈化了”。

有着《同人戰争》《大理寺日志》等代表作的漫畫家RC告訴界面文化，飯圈化是資本操作的結果，飯圈是一種快速收割金錢的方式。在過去，一個影星或歌星的培養需要很長時間，誰能爆紅充滿不确定性，需要唱片公司和影視公司進行競争。但在今天，造星這件事變得可控了——找一個外表不錯的人，不需要有多高的水平，通過各種操作使其有話題度、有吸引力，通過各種方式讓粉絲瘋狂氪金打榜，就能實現高效和穩定的收割，甚至他/她本身也不具備很高的營業水平，即便出了問題也可以被迅速替代，明星的選拔和培養就這樣實現了量産化和可複制。“這和文藝規律相悖，卻能掙很多錢，”RC說，但這種做法會對粉絲的人格産生怎樣的負面影響，資本卻是不管的。

洗球也提到，“飯圈最可惡的是隻有立場，沒有是非，立場比事實更重要。”她在論壇上也發言稱，現在互聯網用戶的年齡越來越小，在飯圈文化以及其他因素的熏陶下，形成了一種趨同的讨論方式，認為必須要統一思想。這樣就形成了兩種情況：一是不敢批評，認為一旦批評就會有人來進行攻擊；二是不知道原來還能表達自己的想法，因為飯圈會用統一的方式來表達集體感，從而逐漸養成一種語言習慣。這樣，哪怕個體後來離開飯圈，要去思考一些其他的問題，依然會表現出這種狀态。

“流行文化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何況看劇、看小說、追CP的人群本來也有重合，”諸葛說。她看到，在全球互聯網上，都是極端的表達更容易喚起情緒，獲得更高的熱度。在她看來，同人社區讓一些人找到了家的感覺，但也會産生圈層，一群人嗑同一個CP，且嗑的是同一個CP下的同一個模式，就會産生很強的認同感，會圈在這個信息繭房裡，不斷追加對這一模式的認同。諸葛認為：“作為個體，在同人圈想要獲得什麼，是比其他一切更重要的。你永遠可以控制自己能說什麼，永遠可以溫和地表達自己的批評。”納蘭也在活動現場呼籲同人讀者要允許不一樣的東西存在，要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不要永遠重複“絕絕子”，因為那些是對思想的毒害。

同人作品侵犯原作著作權嗎？

與原作之間的著作權問題，也一直是同人作品被讨論的焦點之一。肖驚鴻認為，同人作品已成為一種獨立的作品類型，雖以原作品為依托，卻是生成了獨創性特征的新型品類。這樣的同人作品與原作并不存在實質性相似，與文學表達自由的初衷、著作權法鼓勵創作的目的一脈相承。客觀上，同人作品在傳播的同時，對擴大原作的影響力也往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活動現場，李川探讨了同人創作的法律邊界和權益保護。他談到了思想和表達兩分法——著作權法隻保護對思想的具體表達，不保護思想。情節越是具體，越有可能被歸入“表達”，反之，越有可能被歸入思想。在“瓊瑤訴于正”案中，法院認定，如果情節概括到“偷龍轉鳳”，或“福晉無子，側房施壓，為保住地位偷龍轉鳳”，就屬于文學作品中思想的部分，但是對于包含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起因、經過、結果等細節的情節，則可以成為著作權保護的“表達”。

李川還以“金庸訴江南等《此間的少年》作品侵權”案為例做出了分析。《此間的少年》和金庸的《射雕英雄傳》《天龍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俠侶》等作品在人物姓名、性格、人物關系上是一緻的，但是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認定，《此間的少年》“并沒有将情節建立在原告作品的基礎上，基本沒有提及、重述或以其他方式利用原告作品的具體情節”，創作出的是“不同于原告作品的校園青春文學小說”。第二個例子是“玄霆訴張牧野等《摸金校尉》作品侵權”案。2007年，張牧野把小說《鬼吹燈（盜墓者的經曆）》（即《鬼吹燈 I》）及《鬼吹燈Ⅱ》分别簽署《協議書》，将著作權中的财産權全部轉讓給玄霆公司，但随後張牧野在他的作品《摸金校尉》裡使用了和《鬼吹燈》一樣的人物和盜墓禁忌，比如說盜墓者佩戴摸金符，用十六字陰陽風水秘術、尋龍訣和分金定穴之術等。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認定，“人物名稱、人物形象、人物關系這些人物形象要素，往往都是作品情節展開的媒介和叙述故事的工具，難以構成表達本身，”而《摸金校尉》的故事内容和原作在情節上并不相同或者近似，沒有延續關系。

雖然《此間的少年》《摸金校尉》兩案沒有構成著作權侵權，但是法院依然從反不正當競争法的角度給予了負面評價。也就是說，原作品的人物名稱、人物關系等元素是貫穿在原作品裡的，具有特定的指代和識别功能。新作品借助原作品的市場号召力和吸引力，可以輕而易舉地吸引到大量熟知原告作者的讀者，獲得經濟利益，客觀上增強了自己的競争優勢，擠占了原作使用其作品元素發展新作品的市場空間，奪取了本該由原作享有的商業利益。李川說，《此間的少年》主要是因為上市之後銷售量高，有很大的經濟利益，如果是普通作者在AO3、lofter上發表沒有商業利益的作品，和原作不存在競争關系，那麼這種情況就不會被《反不正當競争法》規則。當然，他在活動中也提到，最好的做法還是向作者取得授權。

國創少年熱血漫畫《凹凸世界》出品方、七創社創始人曲曉丹則表達了他作為IP方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知道有很多遊戲、動畫方面的同行并不支持同人創作，認為會影響到官方、IP方的利益，但他覺得這種擔憂“大可不必”，“用一部分的利益換取粉絲、用戶更大的支持”是合算的。他也看到有同人作者做衍生品賣得很不錯，有的同人本在漫展上賣了1萬多冊，收益也好。“我們心裡也會想，這是不是會影響到官方的收益，但是會強烈地控制住自己，不去做過多幹涉。”因為是同人作者對作品的喜歡讓他們獲得更多收益，何況也影響了更多人，所以自己會支持，“也希望其他同行能夠抱着更寬容的态度去看待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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