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了問卷調查和參與觀察兩種社會學研究方法各自的特征、優勢及缺點,指出這兩種差别很大的研究方法各自的适宜空間:問卷調查适合一般的、公共的社會行為取向、态度等方面的調查研究,而對于問題較為複雜,涉及調查對象個體敏感點、利害關系等問題時,則參與觀察更為有利。本文認為研究者在進入一項研究之前,一定要對研究課題的性質、研究對象的特點進行一番考察,确定與研究課題相适應的研究方法,才能實現研究目的。
本文發表于《社科縱橫》2019年第9期。作者單位為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
一、導言
問卷調查與參與觀察同為社會學研究的常用方法,各自具有鮮明的特征。前者屬定量研究方法,後者屬定性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就是由研究者根據研究課題設計問卷,讓研究對象填答,或由訪問員根據研究對象的回答記錄答案,并對問卷進行統計分析的一種研究方法,用于了解和測量人們對一特定領域問題的看法、态度和行為取向。袁方教授認為,問卷法是現代社會研究中最常用的資料收集方法。美國社會學家艾爾·巴比稱“問卷是社會調查的支柱”,英國社會學家莫澤則認為“十項社會調查中就有九項是采用問卷進行的。”在很多高校的相關專業,問卷調查也已成為畢業生畢業論文研究方法的首選。參與觀察法,源于人類學和民族志研究,主要特點是在自然狀态下,在沒有任何理論設想和問題設計的前提下對特定人群的行為特征、心理、态度進行觀察,這種方法有時甚至要求研究者作為“完全參加者”進入被研究人群,對方并不清楚研究者的真實身份,把研究者當作自身成員,這樣有利于在最自然的狀态下進行觀察和研究。
可見,問卷調查與參與觀察法是完全不同的調查研究方法,二者甚至毫無相似之處,兩者能比較些什麼呢?本文力圖在兩種方法的适宜空間和研究效果等方面做一番探讨。
二、問卷調查法在實踐中的問題
在筆者參加的一次青年志願者幫助艾滋病患者活動中,青年志願者先參與了一項問卷調查,當他們被要求填答“是否願意和艾滋病患者握手”,“是否願意和艾滋病患者同坐就餐”等問題時,他們一般都做了肯定的問答,這項問卷調查到此為止,這些問題被編碼輸入計算機,得到了一個比例頗高的“青年志願者作為文化水平較高的社會示範人群願意和艾滋病患者親近”的結論。但通過觀察,筆者發現,事實上隻有少部分志願者能夠大膽無畏、不假思索地做到與艾滋病患者親近。可以說,很多志願者實際上是礙于身份在口頭上說願意,而在内心深處并不願意,在活動中他們盡量做到點到為止,在盡量少接觸而又不失身份之中尋求平衡,甚至有的到現場後借故走開,完全背離了活動的初衷,離他們回答問卷時的答案相去甚遠。
在英國社會學家達諾·哈弗《怎樣用統計資料說謊》一文中舉出這樣一個例子,一家報紙調查了六千個英國家庭後得到一個結論:“英國男人比英國女人沐浴次數多,更愛沐浴。”但事後通過深入了解才知道,事實上在調查中,男人們回答問卷時普遍虛報了自己每周沐浴的次數,在實際生活中還是英國女人比男人沐浴次數多。達諾·哈弗總結這個調查時認為:“當一個主題涉及到人的隐私,再加上一些文化傳統的因素,說的和做的可能全是兩碼事。”
筆者的一位學友受某地人事部門委托做一項有關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調查,他在該城市失業人員、企業職工、幹部、私營企業主中各抽取100人進行問卷調查,雖然問卷回收率、填答率都較高,但人事部門的官員卻認為他的調查失敗了,調查結果明顯失實。他後來對問卷進行深入分析,又側面了解受訪對象如何填答問卷後才得知,一般說來,企業職工、幹部都能如實填答問卷,而私營企業主最不能如實填答問卷,其次是失業人員,有關月收入情況的問題,相當比例的私營企業主都把自己歸位于中等收入,人事部門的官員認為這些是明顯錯答。而不少失業人員或不填,或反而把月收入填到最高,實際上是對社會失望情緒的一種宣洩,視調查如兒戲,沒有認真對待。這樣的調查不能令主辦方滿意,也讓調查人員很無奈,這位學友事後得到的結論是:類似收入這樣的主題根本就不能用問卷的方法,也不能用結構訪談的方法,因為說謊的人太多。
以上例子似乎都在講問卷法在真實性方面的缺失,是否問卷法真的問題嚴重?好像也不是。很多問卷法調查還是相當成功的。筆者參與過一個有關水庫庫區居民情況的調查,這個調查運用問卷的方法在短短一周内把庫區居民的意見調查清楚,并得到了真實可靠且具有普遍性的結論。這個調查如果用定性的方法,如參與觀察、無結構訪談等,也一樣可以得到結果,但很明顯,定性的方法比定量的方法要花費很多時間,不僅研究成本加大,而且會贻誤調查之外其他的工作。
上述的四個例子中,前三個暴露了問卷調查真實性方面存在的問題,但最後一個例子好像又證明問卷調查是一種切實可行的方法,那麼該怎樣總結問卷調查法呢?風笑天教授在《論問卷調查的特點和适用範圍》一文中認為,問卷調查方法的優點在于(:1)節省時間、經費和人力;(2)可以在被調查者方便的時候進行;(3)具有很好的匿名性;(4)可以避免偏見、減少調查誤差;(5)便于定量處理和分析。缺點在于:(1)對被調查者的文化水平有一定要求;(2)回答率往往難以保證;(3)不能保證填答問卷的環境和填答的質量。筆者基本上贊同這樣的看法,但始終認為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筆者認為,問卷調查法實際上有一個潛在的假設,那就是:調查對象填寫的答案能夠反映真實的情況,而這個假設正是參與觀察法所要避免的,參與觀察法更多地要求調查者通過自己的觀察、體會和理解進行調查,而非單純記錄調查對象的填答或回答,下文中筆者還會詳細說明。這個潛在的假設是所有問卷調查都具有的先驗存在,而恰恰是這個潛在的假設有很大問題。使用問卷調查法的研究者自己把研究主題分解為一組問題制成問卷,實際上是把自在的社會問題按照研究者的智力水平格式化了,這個格式化的問卷将要面對的是數量龐大的人群,他們階層、利益、文化層次與知識水平、身份、生活習慣、嗜好等均不相同,雖然有些研究者在設計問卷問題時會事先考慮到這些因素,但社會事實的複雜性往往證明很多格式化的問卷并不能走入研究對象真實的生活世界和内心世界。可以肯定地說,在上文青年志願者對待艾滋病患者的例子中,志願者由于塑造自身形象的考慮不能如實回答問卷;而在達諾·哈弗有關英國男性和女性沐浴的例子中,男人們出于面子上的考慮故意錯答了問卷;在有關城市居民收入的調查中,私營企業主們出于一種藏富避禍的心理故意錯答了問卷,而失業人員的故意錯答則帶有一種玩世不恭,視調查如兒戲的味道。在問卷調查中出現的答非所問、錯答、漏答等問題絕非僅僅一個技術性問題,這與一個與個體利益、社會心理、文化傳統、民族性格、社會信任等問題都密切聯系的問題,完全可以作為另一個課題來研究,本文不再深究。有些學者認為這類問題可以采用迂回的策略來解決,比如想要調查收入,就不直接問收入情況,而是問家用交通工具、住宅和各檔次消費品的支出,但這種方法實際上效用也不是很大,識别這些迂回技巧的調查對象會更增添一層逆反和戒備心理。那麼如何解釋上文中第四個例子中問卷調查的成功呢?筆者認為,在有利于研究對象的情況下,或是當研究主題更多地涉及集體的、中性的、公共的内容的時候,研究對象往往願意積極配合調查,這時候問卷調查才顯示出快捷方便、省時省力的優勢。
三、參與觀察法的優點
參與觀察,不管是“作為參與者的觀察者”(即研究對象知悉研究者的身份),還是“完全參與者”(即研究者隐瞞自己身份,研究對象視研究者為自己群體中一員),都強調一點,那就是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調查研究活動是在自然狀态下進行的,沒有預先設定的理論假設和結構化問題,研究者進入研究對象原生态的生活世界當中,用自己的心智去觀察、了解、體會研究對象的态度、願望、行為特征、思維模式。
馬林諾夫斯基在其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講述了自己研究經曆:“當我在突布蘭群島的村落中安定下來不久,我就開始用各種方法參加到村落的生活中,等待着村落中各項事情的發展,......當我每天清晨在村中散步時,我可以很靠近而且詳細地看到他們的生活,包括清潔、排洩、烹煮食物以及進餐等等;我也看到他們安排一天的工作,看到人們開始幹自己的事情,......土著們每天都看到我,所以他們不再對我有興趣,對于我的出現,他們即不感到驚慌,也不在意。......我經常違反他們的習慣、規範,土著們由于已跟我熟識,也就很快指正我的錯誤。我要不斷地學習像他們那樣的行動,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我已學到他們那種判别是非、好壞的态度。由于這些,以及由于同他們友好相處,分享他們的遊戲與歡樂,我開始覺得自己真正地與這些土著們相通了,這種境界才是完成一個成功的實地工作的初步狀态。”這段描述可以作為介紹參與觀察法的典範。在參與觀察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也會有類似于問卷調查的提問和回答,但研究者決不會把研究停止于研究對象回答的話語層面,而是通過自己的眼睛、耳朵、心智去看、去聽、去理解和品味研究對象的生活和行為模式。在高虹遠《文化資本與地位獲得——對浙江某市私營企業主子女向上流動的個案分析》的定性研究中,當被告知“隻是在家裡排了些機器”和“請了些親戚朋友幫忙”,沒掙多少錢時,研究者并沒有到此為止,他發現研究對象有低調、閃躲、謹慎的言行舉止,就不再正面了解有關信息,而是側面調查到這家家庭企業(織布廠)年産值約1800萬元,年利潤約100萬元的事實,得到一個“即使在保護私有産權已經寫入法律的今天,藏富依然是一種必要的自我保護”這樣的結論。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研究對象在刻意回避收入這個敏感問題,甚至在故意誤導研究者,但研究者并沒有聽信研究對象的話語,而是通過自己的觀察以及側面了解,探查到了真相,并結合中國的文化傳統,體會到調查對象的苦衷。這樣的問題如果用結構訪談或問卷填答的形式,一般就會嚴格按照訪談對象的問答或填答處理,輸入計算機,得到一個這樣或那樣的結果。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參與觀察這樣的定性研究由于對研究對象進行了由表及裡、深入全面的探究,往往得到了深藏在表面話語之下的真實内容。有的參與觀察的研究者甚至會去親身體驗研究對象的生活,達到感同身受的境界。摩爾根以易洛魁部落成員養子的身份深入印地安部落多年,用細緻入微的觀察和分析推演出了人類家庭史發展進化的軌迹。懷特為了解美國一處意大利移民區的生活,和這個移民區的街頭團夥頭頭結交進入移民區,他和移民區的人們一塊玩棒球、紙牌;奧瓦波安則裝成一名囚犯混在監獄裡同其他犯人一道生活,相處得毫無隔閡,這些參與觀察的典型例子同馬林諾夫斯基的叙述類似,表明了參與觀察法的特征。
參與觀察基本上是以研究者自身作為研究工具,不借助問卷法中的分項問題、圖表以及用于統計、測量的計算工具,參與觀察僅憑研究者自身的心智和感知能力。這種心智是社會學的想象力,是超越社會事物的現象層和人們的話語層感受到、體察到社會事物内部各種因素相互糾結和作用的能力。猶如看到表面平靜的大海底層暗流的湧動。這對研究者來說是挑戰,也是考驗,要求研究者在問卷訪談不能涉及的領域一試身手,它要求研究者敏銳的感受力,深刻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智慧,它擯棄了主客二元相分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代之以主體對主體(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同為主體)的理解和領悟,同時也是一種能夠進入他人生活的能力,從某種程度上說,不僅僅是一種方法,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藝術。想想馬林諾夫斯基、摩爾根、懷特等人富于原創性的工作,他們本人的經曆也成為一種經典的學術研究的傳奇。
四、結論
綜上所述,參與觀察在深入和真實性方面對于問卷調查具有優勢。但筆者對于問卷調查并無排斥之意,所有的論述無非是想以實事求是的态度對二者各自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空間進行一些探讨。筆者認為,問卷調查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迅速、快捷、省時省力、不必如參與觀察那樣需要少則幾個月,多則幾年“蹲點”,但問卷調查适用的空間也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達諾·哈弗所講的“隐私”、“文化傳統”成為問卷調查獲取真實資料的絆腳石,實際上還有“利益”、“面子”、“生活習慣”、“自我保護的心理”、“社會心理”等等因素,因此社會學研究并不能如莫澤所說的,十項社會調查可以有九項采用問卷進行。在進行研究之前,一定要對要研究的主題與研究對象的關系有一番洞察,準确判斷某一類問題如果用問卷的話是否可以得到真實有效的回答。對于設計完美的問卷、精确科學的計算方法也應有所警惕,并不是所有科學的方法都能得到真實的結論。參與觀察深入地走入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是獲得真實資料的好方法,但這也要求研究者有更多的能力、經驗和洞察力,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如果一項調查的主題相對中立,或者是研究對象人群迫切需要的,感情上願意接受,背景又不複雜,沒有諸如利益、敏感點、隐私之類制約問卷調查的因素,偏要用參與觀察的方法,也顯得大刀斬雞蛋,費力又不見功。
美國社會學家塞爾蒂茲指出,研究方法就像交通工具一樣各不相同,人們可以靠步行,或者坐汽車,乘飛機經過一個國家。而這每一種方式都将使他對這個國家産生不同的印象。飛機航線、公路和小路,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這個國家旅行的途徑,它們不會都通向同樣的地方。有的地方隻能靠步行到達,而另一些地方需要靠汽車或坐飛機才能接近。對于研究方法來說,也同樣如此。一方面,每一種方法都提供了一種特殊的觀察世界的角度,另一方面,現實世界的某些側面也僅僅隻能用某一種方法去觀察。[3]這段話對于問卷調查法和參與觀察法的關系是一個最好的注解。雖然講得已十分明白,筆者還想加一句: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究竟一項調查用問卷法還是參與觀察法比較好,在乎這項研究主題,在乎研究對象的特征,在乎研究主題及其背景同研究對象的關系,也在乎研究者本人研究經曆的增長、豐滿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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