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 楊臻 澎湃新聞記者 沈文迪
傍晚,門剛被敲響的時候,朱麗以為又是哪個走錯路的外賣員。
随即屋外傳來一個渾厚的聲音:“你不要躲在裡面了,我知道你就在家裡頭。”
朱麗驚了一下,本能地透過貓眼往外望看了一眼。是兩個男人,陌生的面孔,一身黑。朱麗慌了神,不敢再看貓眼,之後屋外發生的一切,她隻能憑聽覺判斷。
欠款本金10萬,逾期9個月,2020年11月17日,催收人敲響了朱麗出租屋的門。
今年28歲的朱麗,從19歲開始用信用卡。2018年,朱麗發現自己的債務難以平衡,着急補上窟窿的她開始四處借錢,結果越欠越多。
像朱麗這樣負債的90後,在豆瓣小組“負債者聯盟”裡可以找到很多。這個創建1年多的小組已有3萬多名成員,集結了各種原因欠債的年輕人:創業失敗、家人重病、深陷殺豬盤、被朋友坑騙……但一位網友根據組内11月的帖子進行抽樣統計,發現超前消費和遊戲是最主要的欠債原因。
他們的身份五花八門,欠債金額參差不齊,但幾乎都體驗過滿足某種欲望的短暫快樂,以及還不上錢的焦慮無措。他們進組的願望也如此相似,就像組規裡那句鼓勵人心的話:“讓我們一起努力,早日退組!”
豆瓣“負債者聯盟”小組
及時行樂
朱麗長了一張娃娃臉,大大的雙眼皮,粉色的口紅,一頭蓬松的鬈發散落在肩上,看上去遠沒有28歲。
她來自江西一個“很小的地方”,從小由爺爺奶奶撫養,衣食無憂,“小時候就沒摸過錢”,文具都由奶奶領着去買,因此對金錢沒什麼概念。
長大後,朱麗也沒有攢錢的習慣, 幾乎“月月光”。讀專科時,父親每月給500元生活費,不夠用,她就自己出去做兼職。
2011年,朱麗辦了人生中第一張信用卡。起初隻是聽同事說用信用卡看電影隻要9元,再加上銀行業務員的上門遊說,她想着辦就辦了。第一筆消費,她和同事拿着這張卡去“刷”了頓飯。
從此以後,朱麗開始陷入超前消費的快感中,隻要能用信用卡的地方,她都會先刷卡,等第二個月工資發下來再還。“随時有錢,想幹嘛都可以提前花,想買的東西就直接買,不用再攢錢再等着了。”
直到今天,朱麗也覺得信用卡本身是好的,隻是自己沒有控制力。
用信用卡第一年,朱麗沒有負債,還攢了1萬元,單筆消費最高也就兩三百。但慢慢的,朱麗把自己能辦的信用卡都辦了。先消費,後還款,這樣的生活她過了7年。
她曾癡迷囤貨,從衛生紙到小零食,一次性買一堆,折下來還能省幾元。最誇張的時候,她一次買的洗衣液,3年還沒用完。
2014年,朱麗戀愛了,男友沒有辦卡資格,朱麗主動把自己的卡給了男友。“從小我爺爺教育說,男人在外面不能沒有錢。”朱麗說,出去消費,看似是男友刷卡,實則共同支出都由她來承擔,“我當時也是想通過這個證明,我有多愛他。”
兩年後,男友出軌了,朱麗的精神狀況一度陷入低迷。她想不明白,自己付出這麼多,最後卻沒有好結果。為了調整情緒,她輾轉于網絡上的各個知識付費課程——情緒管理、形體矯正、舞蹈課,前前後後共花了好幾萬。
等到2018年,朱麗的債務開始紊亂了。雖然她每個月會定期還款,但幾乎從不看賬目明細,“到現在我也沒明白自己怎麼欠下這些錢的。”
在“負債者聯盟”小組裡,和朱麗一樣“稀裡糊塗”“沒想那麼多”“隻管自己刷”的90後不在少數。
2019年發布的《中國消費年輕人負債狀況報告》顯示,86.6%的年輕人都在使用信貸産品,除去把信貸産品當作支付工具使用的,實質負債人群約占整體年輕人的44.5%。其中12.4%是房貸,而更多的信貸資金主要使用在生活和休閑方面。
沒有房貸,追求“及時行樂”的朱麗就是典型例子。
超前消費
24歲的韓文聰坐在租的小單間裡,桌上放着一張紙,一隻筆。他開着電話,在朋友的遠程監督下,一個一個點開手機裡的貸款App,把每個平台的賬目記錄在紙上。6個網貸平台,1張信用卡,單個平台最多欠款4萬,最少1萬多,加上欠同事的現金,共近22萬。
數字剛算出來的時候,韓文聰有些慌。轉念一想,他又稍稍松了口氣,“終于要面對了。” 其實他之前也粗算過幾次賬,但總是一再逃避,沒有改變的決心。這次如果不是朋友督促,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勇氣面對自己負債累累的事實。
韓文聰在豆瓣帖子裡曬出的賬單
韓文聰回憶,自己是在大學校園裡染上了“愛借錢”的壞習慣。2014年入學,網貸App正興起,“出門拿個外賣,路上都能看到好多貼的廣告。”他發現網貸讓借錢變得很簡單,門檻低,用地多,額度還能漲。
一開始,韓文聰的借款金額都不大,偶爾也會做兼職還貸。他真正開始欠款,是在臨近畢業時。近半年的畢業旅行費用,都是韓文聰借來的,他想着之後工作了,會有穩定的收入。
他本科念環境設計,畢業後離開山東,來到上海一家國企上班。剛入職時,他的工資隻有五六千元,現在漲到9000元左右。
工作中,韓文聰經常和“巨款”打交道。“平常接觸的老闆,有上千萬上億資産的;審的合同也都是幾十萬幾百萬的。”聽說有實習生工作半年賺了十幾萬後,他越來越不在乎小錢了。
開銷最大的是電子産品。學生時代的他兩年換一次手機,工作前他給自己定下新目标:一年換一次。光是移動硬盤,他就有四五塊。升級成固态,花了兩千多;更新鍵盤鼠标,又花了兩千。無人機火了,韓文聰下單買了一個;新的Switch發售,他入手了一個;300元一張的Switch遊戲卡,自然也要買了。
韓文聰的部分電子産品 受訪者供圖
某金融研究院2020年發布的《男性群體消費趨勢研究報告》顯示,男性線上消費比女性更強烈,且熱衷于超前消費。18-25歲的超前消費主力軍中,男性占比高達72.8%。體育、電子、遊戲,是目前年輕男性的三大消費主力項目。
27歲的劉武(化名)第一次使用網貸,也是因為電子産品。2014年他剛大專畢業,心高氣傲,時常要和人攀比,揣着2350元的實習工資,分期購買了最新款的iPhone6 Plus,每月隻需還款500元。劉武嘗到了甜頭。
但有的人被甜頭沖昏了頭腦,沉溺其中,無法自拔。
快樂的泡沫
忙的時候,韓文聰一天要工作12個小時,“從早上8點半到晚上8點半”,一個月沒幾天休息。他從事工程建設,平日要負責現場的施工進度,要和甲方對接,還要測繪圖紙。今年他升職成了一名小主管,壓力也随之增大。
小時候,韓文聰靠吃東西緩解壓力;長大後,他找到了新的方法:花錢。
花錢總能讓他短暫遠離現實世界的煩惱,把錢花出去那一刻,負面情緒似乎也被消解。
但很多時候都是一時興起的沖動消費。出差時無意間看到高達模型的廣告,韓文聰花1000元買了一個回家,發現還挺有趣的,接着又下單買了近50個。可等快遞陸續寄到家,他的興緻也散得差不多了,“也沒啥意思。”
韓文聰的一部分模型 受訪者供圖
有時候,即使是給别人花錢,也能讓韓文聰享受其中。
談起這段經曆,他覺得自己當時“挺傻的”。他一直看不上給視頻主播打賞的行為,直到現在也這麼認為。
這是一個不露臉的陪聊軟件,隻要調用聽覺就可以加入直播。直播間裡一般有七、八個人可以說話,粉絲可以和主播們互動、打賞。大多是在加班的深夜,韓文聰打開軟件,把耳機一戴就能進入另一個世界。
直播間裡一種類似“開盲盒”的打賞方式吸引了他。“花66元能開到520元,甚至是1萬,也有可能是6塊。”而最刺激的是開到最大獎,“誰刷出來了,整個App都能看到。”韓文聰也躍躍欲試,加入了這個“賭博”遊戲。
打賞多了,韓文聰發現自己“和别人待遇不一樣”。打賞越多,名字排位越靠前,可以被更多人看到。進直播間時,主播們會特别熱烈的歡迎他,聊天的話題也圍着他轉。到了後期,他還能加到主播們的微信,甚至約同城的主播一起吃頓飯。
在這個遊戲中,韓文聰找到了一種“以我為中心,被人重視”的感覺。
他不是沒害怕過,打賞付款的時候,他也會心虛,“不知道花了多少,但感覺是不少了”。每次使用信用卡支付,他會選擇性逃避彈出來的信息提示,他知道自己看了會心慌。
他也掙紮過,他知道這些主播都有固定的劇本,也删過軟件。但很快,他又會在某一個“無聊”的時刻,把軟件下回來。這樣的自我拉扯,韓文聰做了三次。每次沒錢了,他就會去借錢。
與朱麗一樣,為了還信用卡,韓文聰走上了以貸養貸的道路。有一個月他在借呗上借了2萬,還款期前11個月,每月隻需還幾百元的利息,但最後一個月,他需要一次還清2萬的本金,壓力陡然增大。
為了還款,韓文聰先把煙給戒了;一年一換手機的計劃改成了兩年一換;過去談戀愛,一個月要吃一次千元大餐,現在就在家樓下的面館吃碗20元的面;今年雙十一,他愣是一樣東西也沒買。
慶幸的是,韓文聰還未接到過催收電話。
催收
早幾年,劉武接過的人工催收電話,多數帶有侮辱性。剛開始他還會跟人家理論,後來機器打來的催收電話接踵而至,剛挂掉上一個,又打進來一個。他不得不将手機調成靜音或免打擾模式,拒接。
而機器連發的短信卻無法拒收,隻要一開機,劉武的手機就會瞬間彈出無數條短信,狂轟亂炸,直到卡死。
通訊錄裡的聯系人早就被騷擾了個遍,從領導同事到親戚朋友,基本都收到了劉武的欠款信息。起初劉武還告訴家人,這是詐騙,不要理。但同事那邊實在瞞不住了,他隻能選擇從廣東辭職,回了甘肅老家。
嚴重的,催收人會直接上門。
那天,朱麗正好比平時早下班一小時,到家已經6點半了。她印象中剛到家,打開客廳的燈和廚房燃氣,門就被敲響了。
朱麗不敢出聲,她聽到門外的人議論說燈是亮的,肯定有人。她趕緊起身把客廳的燈關了。
對方在門外大聲喊着她的名字,一邊把門敲得邦邦響,仿佛每一聲都重重砸在她的心跳上。過了一會,他們開始嚷嚷着找開鎖師傅上門。
朱麗坐在客廳沙發上等着。當時已近7點,天色越來越暗。哪裡的燈她也不敢開,也沒有想過拿硬物防身。她就坐在黑暗中,沒有一點掙紮地等待最壞的結果發生,“好像認命了一樣”。
最後,開鎖師傅沒來,來了一個女人。女人在門外勸了幾句,就給朱麗的爺爺撥通了電話。
那邊聲音剛落下,朱麗緊捏在手裡的手機就振動了,是爺爺打來的微信電話。朱麗趕緊挂斷,沒一會手機又振動了,這一次是媽媽打來的。朱麗再次挂斷,編輯了一串文字發給媽媽:我現在是安全的,你跟爺爺說一聲,我現在不敢接你電話,他們在我門外。
等到門外的人走後,朱麗給媽媽回撥了電話,聊了一個多小時。一改常态,電話裡母親已經顧不上責罵,一個勁兒地擔心女兒被綁架,讓她趕緊搬家或是讓弟弟過來陪她。大多時候,反倒是朱麗在安撫母親。
半年前,母親第一次接到銀行催收電話,才知道朱麗負債的情況,也第一次知道了“超前消費”的概念,覺得很不可思議。當時全家人都在責備她。
向父母坦白,幾乎是每一個負債人做過最煎熬的事之一。調查顯示,63%的負債90後在還款困難時,會尋求家人或者朋友的幫助。
但朱麗心裡清楚,父母沒有能力幫她還錢,更别提從小就很疼她的爺爺。她隻能靠自己。
不想看到催收信息,朱麗每天都會清空通訊記錄 受訪者供圖
還債
曾經熱衷購物的朱麗已經過了兩年“斷舍離”的生活,她幾乎沒有買過新衣服,也不怎麼叫外賣了,每隔一段時間就去樓下的小賣部買速凍食品。
為了多掙錢,她曾經線上線下同時打多份工,被上門催收的第二天,她辭掉了線下的工作,擔心自己一個人出門有危險。她開始反感别人直接叫她名字,或者大聲說話,連戴耳機聽歌都要調低音量。
她至今都不太敢開燈,隻敢關上門開房間的燈。天黑了,她就用微亮的小夜燈在客廳和廚房照明。被恐懼、焦慮困擾的她已經失眠很久了,有時候躺在床上,看着屋外的亮光一點點暗下去,總是不自覺地會想,“自己是怎麼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
隻有真正經曆過“社交死亡”的人,才會慢慢從“欠錢不是個大事”的幻覺中醒來。
原本性格開朗、愛說話的劉武辭職回家後變得異常安靜,不跟人交流,把手機扔得遠遠的,有時躲進縣城的小茶館,一坐就是半天。
他身邊負債的朋友,有的換掉手機号,離家出走,徹底失聯;還有的從高樓一躍而下。劉武不想逃,他隻想盡快把錢還清。
可他能力有限,最後還是得靠父母幫他還。第一次是朋友主動開口幫他坦白,至今他一想起父親當時的表情,就難過地直歎氣。
父親逼問他,到底欠了多少錢,他報了一個比真實金額小的數字,10萬。父親神情複雜地拿出2萬元給他應急。但過了一個月,又到了還款期,劉武沒辦法了,徹底跟父母攤牌。
在攤牌前,劉武打開所有借貸軟件,挨個抄下本金、年化利率、利息,列在表格裡。算出總額後,劉武把這張表交到了父親手裡,一邊解釋每一筆欠款的原因和去處,一邊觀察着父親的表情。
父親沒怎麼說話,安靜地聽他講完,無奈地歎了口氣,隻說了一句:“你怎麼不早說?” 翻出多年積蓄,再找親戚們東拼西湊,一周時間内,父母幫劉武籌到了20萬。
這之後,劉武便出門打工了。聽朋友說,去新疆幹煤礦工資高,還包吃住,雖然之前看過煤礦遇難的新聞,但他已經考慮不了那麼多了。
他認識不少欠債的人,搶着去幹這樣的重活,鋁廠、電解鋁車間,室内溫度近五六十度,每天工作滿8個小時,一個月工資有1萬5。
等心如死灰的劉武到了礦場,他發現環境遠沒有想象中那麼危險,内心甚至感到一絲驚喜。從2019年6月入職後一年半的時間裡,他拼了命幹活,工資從6000漲到1萬,幾乎全數用來還貸。
他清楚地記得,近三年他沒有為自己添過一件新東西。如今,他隻剩3萬就能還清債務。
眼看着即将要爬出深淵,重見陽光,劉武卻沒有輕松的感覺。他還是喜歡找個安靜的地方待着,躺着或者睡覺,即使什麼也不做,他也會感到很舒服。
他的手機仍然不容易打通,他索性養成了習慣,過一段時間才看一次手機,看看誰找過他,他再打回去。
今年11月中旬,劉武主動去做了一次心理咨詢。診斷結果為輕度抑郁,需定期接受心理疏通輔導。
“從23歲到27歲,耗費了4年青春。”劉武回顧從欠債到還債的這四年,除了失敗的閱曆,什麼也沒賺到。
在“負債者聯盟”小組裡,劉武發了一篇帖子講述自己的經曆,結尾提到想找個女朋友。後來他告訴記者,他現在沒有多餘的想法,“就是想趕緊過上,平平淡淡的、很幸福的生活。”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責任編輯:張小蓮
校對:張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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