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孟子·盡心上》）

這是孟子所提出的君子三樂，這其中第一樂是父母俱存，兄弟沒有什麼變故，盡到了孝道和友愛；第二是胸襟光明磊落，沒有做對不起人、對不起天地鬼神的事；第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父母兄弟，情深義重，乃人生的起點，天倫之樂，其樂融融，故此樂居三樂之首，也是情理之中。生我者父母，養我者父母，疼我者父母，念我者父母，兒行千裡父母擔憂！我們剛出生時，就如草木的嫩芽一樣易于摧折，難于培養。父母時時刻刻将之記挂心上，隻怕那萌芽遇有狂風、遭到驟雨。所以，他們用盡心力保護那懵懂的性靈。

與父母為樂，與兄弟也是一種樂。兄弟本是同根所生，不過是時間先後之别，原是一脈同氣，卻多有為分财不均争利，以緻手足相殘、情義斷絕者，豈能無礙于良心？即使你做到極品高官，而他卻瓦竈繩床，樂又從何來？若能父母壽且安，雙雙俱在堂上，兄弟你敬我愛，和和美美，承歡父母膝前，身處富貴自有富貴處的歡樂，身處貧賤自有貧賤處的自在，這種天倫之樂真是在陋巷可以傲至尊，在豪門可以傲神聖。所以說：“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

這二樂之中坦蕩的是清白正直的人格。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中有這樣一個故事：齊國的大臣崔抒弑殺其君齊莊公，齊太史乃秉筆直書：“崔抒弑其君。”崔抒一怒之下殺了齊太史。“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他的弟弟仍然如此寫，崔抒又殺其弟，後來他的另一位弟弟，寫史書時，仍然是“崔抒弑其君”，崔抒無奈，隻好由他去了。故事還有一段插曲，“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即書矣，乃還”。一個同樣是寫史書的人聽說兩位太史被殺，竟然拿着“崔抒弑其君”的書簡，前去聲援，在半路聽說這件事情已被寫入史冊，才在中途返回。

我們今天看這則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種熱血沸騰的感覺，為了維護記史的直書實錄傳統，齊國的太史們一個接一個地視死如歸，用鮮血換來了史書上的真話，以及偉大的直書實錄的史學傳統！齊國“太史簡”體現了史家的正直人格，正是俯仰無愧天地也。

在齊太史簡

所以人們常說問心無愧，确實，我們在這世間，面對任何事情，當不問成敗，隻問是非，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就是當得起“問心無愧”四個字了。一個人的是非功過，絕非取決于片面，唯有盡心盡力，俯仰無愧，謙沖自牧，有為有守，其人格精神方能可大可久，千古流芳；否則，短視近利，縱然叱咤一時，仍會淹沒于曆史洪流之中，激不起任何漣漪。人生一世，不卑不亢，沒有傲氣卻有傲骨，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做人如此，夫複何求？足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這第三樂之中雖隐隐透出孟子欲攬天下入懷的理想和一點大丈夫的自負，但是我們不妨這樣解讀：這是一份将自身德行推己及人的社會責任和社會關懷，這樣的快樂是衆樂之樂。一位滿腹經綸的學者、思想家，總是想讓自己的思想發揚光大，惠及天下蒼生。而其唯一的途徑就是“傳道授業”，能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從而使自己的思想得以傳播、發展并最終使天下百姓獲益，這是真君子所為，豈不是人生一大樂事！

山西河津人王通，隋朝末年的著名學者，“初唐四傑”之一王勃的祖父，史書上稱他為“名儒”。他自幼喜好讀書，學習十分刻苦。據說他曾有6年時間不脫衣睡覺，困倦難耐時就躺一會兒，起來再學。後終學有所成，因懷才不遇，便返回家鄉河東教授學生。當時慕名來他門下求教的弟子多至千人。唐朝初年的良相名臣房玄齡、魏征等人，都是王通的門生。他的學說在當時流傳很廣，名氣很大，為此，後人給予他極高的評價。一些古書上還說，正是因為王通給魏征、房玄齡等唐朝初年的著名臣相們講學論道，才造就了唐王朝日後将近300年的大業。

從王通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儒家講進則做治國平天下的事業，若不能，則退而教書育人，為天下培養英才，又何嘗不是人生又一大樂事。這種做事處世的大仁之心，實在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王通，這個儒家學者的柔弱手指，竟能演奏出大唐帝國的最強音。确實也稱得上能真正體會“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樂處。桃李滿天下，人生若此，豈有不樂之理。

盡享天倫，無愧于心，且與天下蒼生同歡樂，孟子的“君子三樂”，從個人而天下，真是道盡人生最大樂事。人生不滿百，求的就是一快樂。快樂有很多種，而一個真正有修養的人絕不會局限于自身之樂，正所謂：獨樂樂不如衆樂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天下人快樂，我就會更快樂。“三樂”孟子認為這是生命中三種簡單的快樂，是君子的事業，可以突圍人生之苦，這是儒家給我們的人生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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