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科學中，也不乏“控制變量法”的存在。近來閱讀的許多文獻中，看到了控制變量法的影子了。比如周黎安的《政治晉升競标賽》前言部分，将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傳統的經濟發展理論進行對照，發現了這些經濟發展理論的内容，并不能夠解釋中國經濟保持長期快速高水平增長的原因，甚至許多情況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那些理論中是一個反例。

具體如何控制的呢？首先列舉了主流的觀點，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與資源禀賦、人力資本狀況、技術發展水平高度相關，換言之，正是這些條件使得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夠得到較好的增長，這些理論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但是，在中國卻發現情況并不是如此，甚至有些情況下背道而馳。中國的人均資源水平處于世界底層，人口的素質，特别是受教育水平，人力資本的質量，在世界上不太能夠排得上号；技術就更不用說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遠比不上歐美發達國家。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可謂是一個奇迹。從另一個方面，也表明了這些理論并不能夠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從别的角度切入了。

近年來，出現了一種新的解釋框架，從制度主義的角度進行挖掘。制度主義者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地方的法律環境、政府的角色、産權保護等經濟制度高度相關。于是找到了切入點，從制度的角度進行探究。

控制變量法的背後，是一種歸納邏輯，推理邏輯。歸納邏輯在控制變量法的表現在于，可以通過比較與實驗，将推斷與實際進行比較，進而得出一定的确切結論。比如A、B、C三個因素可能同時導緻甲現象的出現，不确定究竟是那種原因導緻的，默認這幾種因素不會互相幹擾，沒有相關性。可以采取這樣的對照試驗：分别将A,B,C三個因素提取出來，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分别比較其作用的結果。倘若隻有A的存在導緻了甲現象的出現，那麼則可以說明結果甲是由原因A導緻的。我們最先接觸的的控制變量法，是初中生物學的鼠婦實驗。學過這個實驗的人，一定會對這個控制變量法有更深的理解。

控制變量法，如果是在社會科學領域，又應當如何去使用呢？控制變量法在自然科學中是之分常見的，其廣泛使用，構築起了現代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的大廈。但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卻鮮有學者使用，一般主要用于心理學的心理實驗之中，但是也隻是相對較多，總體上整個社會科學大廈，用這種方法還是比較少的。但科學之所以為科學，就在于其某些知識、方法的互通性上，控制變量法自然也不例外。即使很少直接使用在社會科學研究之中，但是其所代表的歸納邏輯的内核，卻在不少的研究中有他的影子，特别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是撰寫的論文中。

比如，馬克思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為了突出強調新教的特殊性，就找了一個對照組進行比較。新教是在宗教改革運動中逐步發展起來的，是從基督教中分離出來的一種宗教，其本質認識基督教，隻是增添了一些新的元素，比如，傳統的基督教倡導禁欲主義，個體應當遠離一切世俗的東西，在苦行中修行、贖罪，天主教便是其顯著的代表；但是新教順應了時代的發展，承認了個體滿足欲望的合理性，倡導及時行樂，不要壓制自己的欲望。于是，韋伯就對這原本統合在一起的同種宗教的不同教派進行了對比分析，以此來說明新教的特殊地位與作用。

天主教與新教的區别，可以從其教徒的來源、分布與發展狀況進行比較。倘若比較同一個地區，有着相似的社會地位、社會狀況的兩撥人，二這兩撥人恰好一個是信天主教而另一波是信新教的話，不就形成了一組完美的對照試驗了嘛？而這也恰好被韋伯給關注到了，并且發現了這樣的群體。韋伯發現，有比較多的商業翹楚，均來自于新教徒，而天主教的卻寥寥無幾，換言之，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地方，新教徒占據了主導。不僅英格蘭是這樣、蘇格蘭是這樣，甚至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均是如此。這樣就能夠很好的證明了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所占據的地位與作用。這不就是使用了控制變量法嗎？

既然控制變量法可以使用，那麼别的邏輯推理方法是不是也可以呢？比如現代邏輯學的另一個支柱——演繹邏輯。這都是可以思考與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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