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家都知道德國的強大産生于俾斯麥所領導的三次王朝戰争，那普魯士什麼時候開始走向強大？如果我們将三次王朝戰争比作秦國統一天下的戰争，那麼，十九世紀初的普魯士改革就是秦國的商鞅變法。這次改革明顯是一次戰時改革。何為戰時改革，就是國家在改革時國家安全無法保障，還處于敵國時時可能入侵的局面。普魯士改革就是在耶拿大敗，失去一半領土的背景下。那我們就以這次改革為例來看一下戰時改革的特點。

我們都明白，在沒有外在壓力下，國家就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但當國家處于危險中時，國家内的階級更容易相互妥協，這也是戰時改革的先決條件。普魯士在農業改革方面的贖買在我們看來是不徹底的農奴制改革，施泰因和哈登堡對農奴制度的改革，是統治階級自上而下地進行的，農業資本化的整個過程是漸進的和有利于容克貴族的。容克貴族從改革中掠奪了大量土地和金錢，因此自1816年之後，容克不再激烈地反對改革，使農業較為平穩地由封建的生産方式轉向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而且，容克地主在改革中從農民手中獲得了大量資金，成為普魯士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手段。大家要理解“政府”這個詞的含義，政府是大家的政府，大家包括無産階級、資産階級、平民和貴族。因此所有的政府改革并不是一方打敗另一方，而是政府中的大家各讓一步，大家才能都進一步。

勃蘭登堡門

因為改革是在國家和民族危亡之際，因此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往往受到民衆的支持。而此時普魯士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代表是康德和黑格爾。康德認為:“自由不僅僅是擺脫封建團體性強權的個人自由，追求自我發展的自由，而且也是國民分享、協助國家的自由。國民不應隻是官僚機構救濟、關照、幫助的簡單對象。整體的強大應是國家的更加強大，而不是個體的更加強大，整體大于個體之和。義務比權利更重要，自由歸根到底是國家的自由。”康德将國家主義放在了個人之前。而黑格爾認為國家創造了民族，沒有國家的民族不是一個優秀的民族。而近代的民族主義思想正是起源于普魯士地區。如果大家仔細的去比較的話，出身于德意志的馬克思，他的社會主義裡面有很多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東西。

康德

戰時改革的核心是發展軍事，國家的體制是圍繞着軍事運轉的，而軍事上的價值體現就是戰争。在收複失地後，這個體制還在不斷運轉，因此不免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其次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問題，所有祈求和平的國家都是弱小的國家，但這些國家一旦強大起來，卻往往走上以前欺淩他們的國家的道路。如同現在很多人反對不公平的體制，其實他們反對的不是制度的不公平，而是自己處于這個制度的底層。一旦他們站到這個制度受益者的位置，他們就不會再說這個體制的不公平。中國曆代的農民起義喊着均天下的口号，但成功後卻采用和曾經壓迫他們的政策。

普魯士軍隊

這種戰時改革在後期大多不能因時而變，而最終走向毀滅最主要是因為體制内部的失衡。這種平衡最明顯的體現在國家和個人之間的制衡，政府内部的制衡。

魏武讀史，論從史出。不是為了成為大師，隻是為了成為大師的追随者。歡迎大家關注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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