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論的觀點認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緣于必然性。這個觀點在哲學史上首先出現于留基波（Leucippus，約前 460—？）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約前 460—前 370 年）的理論中。他們的理論認為，所有事物都由運動的原子構成，這個理論是數百年來對自然本性沉思的巅峰，我們稱之為“前蘇格拉底傳統”。這些原子因其自身本性和運動本性的必然性而不變地沿軌道運動。留基波唯一流傳至今的作品殘篇說到：“沒有什麼是可以無端發生的，萬物都是有理由的，而且都是必然的。”

德谟克利特的觀點在他所處的時代并未成為主流，這主要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并不是科學史的終結而是其開端，他無法求助于科學權威的任何傳統來支持其觀點。這一傳統建立起自身的權威性，尚需兩千年。然而，一旦建立這一權威，德谟克利特的理論就會占據十足顯赫的地位。啟蒙學者在 18 世紀獲知伊薩克·牛頓爵士的著名發現後，提出了德谟克利特古老論證的新版本。其中最早提出這類學說的是霍爾巴赫男爵（Baron Henri D’Holbach，1723—1789 年）和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 年）。

霍爾巴赫認為，适用于物理世界的原則，同樣也必然适用于人的大腦，人的大腦就其本性而言與月亮和繁星的物質性相同。因此，每個大腦的所有思想都是先于這些思想的大腦狀态的必然結果。拉普拉斯持類似觀點，他甚至設想出一個知曉所有自然法則的天才，如果這個天才在任何給定的時刻都對宇宙擁有完整的描述，那麼他将能夠預測所有未來的事情，并且逆推所有過去的事情。“天才”以“拉普拉斯的惡魔”（Laplace’s demon）之名為人熟知。

霍爾巴赫和拉普拉斯是理性時代的産物，因此，他們已然屬于現代世界的成員。自 17 世紀以來，科學的發展對許多領域都形成了巨大沖擊，這種沖擊尤其體現在西方世界，但并不局限于西方世界。這種沖擊要麼是實踐性的——就其結果而言，許多産品都是科學發現的直接結果，例如航空旅行、熱兵器、電視、抗生素以及整容手術，要麼是态度上的。科學的勝利當然也給現代哲學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現代哲學要麼極其崇拜它，要麼堅定支持它，至少會努力與其保持一緻。這種情況尤其體現在分析哲學中，這種哲學在當今英語世界的學院中占據主流。

我認為，自 17 世紀以來，科學的主要原則是，我們根據因果理論才能最為精确地解釋宇宙中的各種事件，雖然這種說法有過分簡化的危險。在因果理論中，原因及其結果的關系被理解成一種類似法律的關系，這種理論可以通過我們在高中物理裡學到的數學方程式加以表達，例如，f=ma（力等于質量乘以加速度）。今天我們在大街上看到的任何人都會相信地球圍繞太陽旋轉，太陽系已經存在了數百萬年，以及——一旦她通過高中物理課程——相信 f=ma。同樣，普通人憑直覺也會相信存在着自由。如果她持有這種關于自由的普遍觀念，她會相信她的決定和行為都“取決于她自己”。

無論她決定什麼或做什麼，她通常也“可以不這麼做”，因此，她在很大程度上要為她的選擇和行動負責。也就是說，這些普通人相信我們稍後将要定義的非決定論。這種理論認為，有些行為，即她自己的行為，可以與它實際上所是的不同，盡管這些不同的決定和行為有相同的過去。決定論可以暫且定義為“相同的過去，相同的未來”，這意味着如果在兩件事情之前發生了相同的因果事件，那麼這兩件事情将是相同的。另一方面，非決定論可以被暫且定義為“相同的過去，不同的未來”，這意味着不論過去發生了什麼，都不必然導緻一個人選擇 A 而不是 B。即便給定她的過去，當她實際上選擇 A 的時候，她也有可能會選擇 B。

讓我們通過一個簡單的例子來更加确切地理解這些觀念。我剛剛敲下了字母“A”。決定論者會認為，給定我敲下字母之前的特定時間——也就是說，給定構成我過去的因果環境——我在那一刻敲下字母“A”是過去發生的事情的必然結果。非決定論者則認為，即便給定我敲下字母之前的特定時間，我也并不必然就會在那一刻敲下字母“A”。

然而，也許很多普通人都持有非決定論的觀點，但許多當代哲學家，尤其是許多分析傳統中的哲學家，認為這種觀點仍然浮于表面，并且實際上非常讓人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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