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灣周邊發展迅速。南方日報記者 朱洪波 攝

開欄語

足全局謀未來，跳出深圳看深圳。即日起，南方日報、南方 特别策劃推出“深圳策”系列報道，緊緊圍繞下一步發展的一系列重大戰略問題，問道于專家，獻策于深圳，謀劃新未來。敬請垂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全球标杆城市、綜合改革試點……近年來，土地面積僅約2000平方公裡的深圳，迎來一次又一次定位升級。

經曆四十餘年的跨越式發展，深圳基于生态有限承載力的城市空間拓展已到“天花闆”。城市人口密度高于新加坡、香港、東京，是全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城市治理、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配套也面臨巨大壓力。

“小”深圳如何創造“大”未來？跳出深圳謀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的區域背景下，放寬放遠“城市—區域”的視界，建設深圳都市圈成為破解發展挑戰、再擔先鋒使命的關鍵詞之一。

2021年被稱為深圳都市圈元年。廣東省“十四五”規劃首次以政策形式提出建設深圳都市圈，意味着深圳正式邁入都市圈時代。

深圳、東莞、惠州全域和河源、汕尾兩市的都市區，是深圳都市圈在空間維度上的定義。

究竟是深圳更需要都市圈，還是都市圈更需要深圳？從“建群”到“出圈”，深圳都市圈要真正實現從“5座城”到“1個圈”，可謂任重道遠。

南方日報記者 陳熊海 張光岩

策劃：甘雪明

統籌：曲廣甯 張光岩

都市圈現狀

深圳亟待破解空間過載等挑戰，規模與質量如何平衡

“從城市走向區域，建設現代化都市圈，是深圳破解空間過載、創新擠壓、外向發展不确定等挑戰，從特區走向先行示範區，邁向全球标杆城市的必由之路。”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深圳分院院長方煜研究深圳都市圈話題多年。在他看來，當前，生态圈、通勤圈、産業圈、創新圈為深圳都市圈描繪出一個地緣相接、人文相親、要素高度密集聯系的生動圖景。

方煜團隊的調研結果顯示，深圳都市圈内，每天60萬人次跨城通勤，手機産量占全國總量近50%，每天誕生1000個以上的專利申請。

盡管邊界兩側的行政區域各異，但對于每天往返深圳坂田和東莞松山湖的1.32萬華為人來說，人們感受到的是十分“模糊”的城與城之間的界線體驗。

“華為業務外遷東莞松山湖，中興生産研發基地落戶河源，比亞迪進軍汕尾，部分總部在深圳的高科技企業逐步将其制造環節遷往周邊。深圳的輻射帶動作用早已突破行政界線，率先在産業經濟、營商環境等方面顯現。”方煜說。

深圳都市圈尤其是深莞惠已經形成了一個高度一體化的經濟體。方煜提到，深圳都市圈形成了世界級電子信息産業集群，總部在深圳、研發在東莞或惠州、組裝制造在惠汕河的區域分工格局已經形成。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唐傑也認為，分工深化導緻産業集群水平的提升，造成的滾雪球效應會溢出行政空間進入一個經濟空間，其擴散過程構成了城市群的分工體系。

從行政空間到經濟空間，深圳都市圈尤其是深莞惠三市，無論從面積、人口還是GDP來看，已經成為一個與北京、上海相當的城市集合。

經濟學者金心異表示，深莞惠已經成為一個共同的産業體、經濟體和城市體、社會體，是一個跨越行政區域的創新“熱帶雨林”。不過，他也認為，不同行政區域相當于一個個“農場”，“農場主”在努力規劃自己區域内的種植，盡量把公司保留在“行政區經濟”中，但現代企業不能隻在有限的地理區域中運營。

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規劃與設計學院副院長楊家文建議，作為内外循環相互支撐的戰略節點，深圳需要不斷突破行政邊界局限，建設以深圳市為核心的都市圈，為承接國内循環和國際循環奠定地方基礎。

在深圳都市圈建設上，應堅持質量提升，摒棄規模擴張。首先，積極優化中心城市主體功能，向外疏解非中心城市功能。

其次，發揮深圳超大城市的核心帶動作用，推動相互補充、一體支撐、有機循環的都市圈發展格局。

再次，依托政策創新優勢，建立成本共擔、利益共享、權責分明的都市圈管理、财稅和協調機制，推動城市間一體化、均衡化發展。

都市圈破題

“邊界窪地”現象凸顯，“5座城”到“1個圈”還要邁過哪些坎

早在2009年，深莞惠都市圈黨政領導聯席會議（2014年汕尾市和河源市加入）便首次召開，至今“3 2”黨政聯席會議已召開十餘次。

然而，“建群”十餘年，深圳都市圈一體化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方煜提出，從經濟社會發展看，深圳都市圈第一圈層經濟人口高度集聚，第二圈層、第三圈層人口和經濟集聚力明顯下滑，呈現外圈層“塌陷”狀态。

與東京都圈進行對比，深圳都市圈第一圈層經濟總量是東京都圈的50%，第二圈層是東京都圈的25%，第三圈層是東京都圈的10%。

從交通聯系上看，都市圈以傳統公路運輸為主，但主幹道整合度不夠，在惠州與深莞邊界形成“斷層”。

從公共服務設施布局看，教育、醫療、文體等設施的布局存在較為嚴重的“邊界窪地”。

一個廣為關注的問題是，都市圈内地鐵銜接不暢，深莞惠規劃銜接的14條地鐵中，無一建成開通。相比之下，廣州都市圈的廣州至佛山之間已經有3條地鐵直連運營，已開通、即将開通或正在修建的城際鐵路數量超過8條。

一方面是都市圈經濟上的擴張趨勢，另一方面是都市圈行政上的限制，讓市場力量與行政力量産生内在張力。

楊家文建議，在既有都市圈黨政領導聯席會議和一體化行動方案基礎上，探索成立深圳都市圈交通規劃委員會，負責區域交通規劃建設，賦予單列預算，實現跨行政區交通彈性協調向實體制度轉變。

金心異認為，要推動深莞惠等城市一體化，應讓協調主體具有人、财、物三方面的領導權力。“深圳都市圈能否成功，關鍵是看能否打破行政管理體制的限制，能否使深圳獲得統籌莞惠臨深地帶空間政策、産業政策、社會政策的一定權力。”

方煜建議，其一，用“-”做“ ”，建設深圳破解空間資源約束和疏解非核心功能的突破口。順應城市發展規律，加速區域功能和産業統籌布局優化，推動深圳的非核心功能向周邊區域疏解，對深圳核心功能向更高水平的發展階段邁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其二，1 4＞5，構築深圳建設全球科創中心的重要載體。在新冠肺炎疫情、“逆全球化”思潮、科技脫鈎不斷升級的當前，以深圳和東莞為核心的世界級電子信息産業發展面臨多維度沖擊。守住“保産業鍊供應鍊”經濟生命線，确保主導産業健康平穩發展應是深圳都市圈的共同議題。

其三，從“5”到“1”，打造區域治理創新樣闆。都市圈建設是區域治理的重要抓手。但目前，行政壁壘仍是國内城市區域協同發展的普遍困境。深圳先行示範區有責任成為區域協同治理的先行者、探索者，以推進高質量發展和資源統籌為切入點，探索建立跨區域産業轉移、園區合作、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成本分擔和産值、稅收共享機制，實現從5個城市向1個緊密協同的都市圈轉變，打造區域治理試驗田和創新地。

“都市圈是國家發展命題的又一次深圳實踐，有可能将再次定義深圳作為創新城市的全球标杆意義，展現深圳敢為天下先的先鋒性價值。”方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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