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居是詩人高鼎寫的嗎?草長莺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鸢,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村居是詩人高鼎寫的嗎?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草長莺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鸢。
這首題為《村居》的小詩,很多人都不陌生。這首詩在20世紀80年代末進入小學語文教材,至今已逾30年。但說起這首詩的作者高鼎,人們怕是會一臉茫然:高鼎?高鼎是誰?許多選本選錄此詩時,隻說他是浙江仁和(今屬浙江杭州)人,字象一,一字拙吾,生活在清朝後期,生卒年和生平事迹都“不詳”,簡直是個謎一般的人物。
幸而高鼎的詩文集《拙吾詩文稿》尚存天壤之間,卷首有其友人李圭(1842-1903,字小池,我國近代郵政倡導者之一)所作《行狀》一篇,我們可以據此了解高鼎的生平。
高鼎相貌平平,不善言談,還有高度近視(李圭《行狀》稱其“目露光近,讀書目摩紙”),終其一生不過是個教書先生、榷署文員,最大的愛好便是寫詩。這與他外祖父孫麟(1778—1856)的言傳身教密不可分。孫麟字蘇門,在當時也是一個小有名氣的詩人。高鼎因家境貧寒,隻能在學做生意之餘跟從孫麟學習,因此孫麟對于高鼎,既是親人,又是良師。孫麟臨終前,将自己的詩集稿本寄給了高鼎,高鼎十分珍視,一直置于行囊之中,杭州城破逃難之時亦随身攜帶未曾遺失。光緒五年(1879),體弱多病的高鼎在李圭等友人的幫助下完成了人生中最後一件大事——為孫麟刊行了他的詩集《秋嘯堂稿》。次年春,高鼎不幸身染濕熱,病逝于甯波。
高鼎逝世後,留下的詩作有2715首之多。李圭約請高鼎的另一位友人金遺從中精選出1080首,編為四卷,又以文31篇附後,于光緒八年(1882)刊成印行,卷首有黃福楙《序》、金遺《序》、李圭《行狀》,卷末有捐刊姓氏及李圭《跋》,這就是我們今天能見到的《拙吾詩文稿》。
本文開頭提到的那首《村居》,就收錄在《拙吾詩文稿》卷二,同題下共有四首詩,此為第三首。由于在鄉村生活的時間較長,高鼎創作了不少描繪鄉村生活的作品,而這一首顯得尤為特别。前二句側重寫景:二月裡,春草萌發,群莺亂飛,楊柳的枝條在春風吹動下輕拂堤岸,仿佛沉醉在春天的霧氣中。後二句側重寫人:一群天真可愛的孩童放學歸來,發現時間還早,便連忙拿出紙鸢,在溫煦和暖的東風中放了起來。如果說前兩句尚屬平淡無奇,後兩句則堪稱妙筆。尤其是末句中“忙趁”二字,既寫出了孩子們迅捷麻利的動作、活潑好動的天性以及唯恐大好時光從手邊溜走的急切情态,又從側面反映了春天的盎然情趣和勃勃生機,甚至還包含了一點應該珍惜美好事物的哲理意味。比起前人描寫兒童的名句,諸如“路人借問遙招手,怕得魚驚不應人”(唐胡令能《小兒垂釣》)、“兒童急走追黃蝶,飛入菜花無處尋”(宋楊萬裡《宿新市徐公店》)、“意欲捕鳴蟬,忽然閉口立”(清袁枚《所見》)等,實在是不遑多讓,入選小學語文教材并廣為傳誦亦是理所應當的了。
關于這首詩,近年來有一些選本和賞析文章稱其為“高鼎晚年歸隐于上饒地區,閑居農村時即興之作”(周嘯天《嘯天說詩》,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甚至說高鼎“遭受議和派的排斥和打擊,志不得伸,晚年歸隐于上饒,詩中孩子們無憂無慮放風筝的生活,大概是詩人壯志難酬後心之所向的生活”(李娜《淺談蘇教版小學語文教材中的古代童趣詩》,《文教資料》2017年第1期)。這些說法其實是誤将另一首同題作品——辛棄疾《清平樂·村居》的寫作背景原封不動地照搬了過來,“強加”在高鼎《村居》的頭上。究其原因,這兩首詩均為小學語文教材中的篇目,均寫鄉村生活,也都寫到了兒童活動(辛詞中有“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亡賴,溪頭卧剝蓮蓬”之句),教師在課堂教學中也經常将這兩首作品相勾連,一來二去,遂成張冠李戴之誤。《拙吾詩文稿》中的詩作均以年代為序編排,從《村居》所在的位置來看,這組詩當作于同治二年(1863)春,當時三十六歲的高鼎正避亂甯波鄉間教書為生,寫的乃是戰火不曾波及的甯波鄉間的盎然春意和童真童趣,既非“晚年”,亦非“隐居于上饒”,更沒有什麼“遭受議和派的排斥和打擊,志不得伸”。讀詩可以知人論世,但前提是必須對“人”和“世”有一個準确的把握,否則對理解詩歌是毫無助益的。(陳恒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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