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運動是為了把"形式主義"的骈文逼向死角的對立，還是一場沖破光怪陸離的世界，"文"與"道"的互救？

早在七世紀末武後時期，陳子昂就以一篇《與東方左史虬修行篇序》以"複古"作為文學革命的手段，尋求先秦之"風雅"為之後的唐代古文運動埋下了伏筆。之後玄宗時的蕭穎士、李華和之後的獨孤及、梁肅等對文學的複古傾向有一定的繼承與發展。

與此同時，骈文，從南北朝走至唐初的王勃這裡，便是集大成的了，《滕王閣序》等骈文佳作，便賦予骈文一種新的生命力——玲珑剔透、流光溢彩、異彩紛呈。而之後也不乏有個别詩人的骈文佳作。一種文體的單向興盛是不健康的，在此之後愈演愈烈的錯彩镂金的乖僻行文，便顯得骈文文氣頹靡衰微了。

唐宋古文運動的最強推手——唐宋散文八大家，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曾鞏、王安石、蘇轼、蘇轍。這一時期的散文最大的魅力便在把先前束之高閣的散文拉近生活，賦予生命力，同時也實現了古文的現實功用性。

以"形式主義"為表的骈文，原是帶着魏晉風骨的詩魂，它如果消亡，死去的不僅是一種賦體形式，更是人們對一種獨特的美的欣賞。

然而，在唐代，韓愈與柳宗元本身也沒想一棒子打死骈文，不是說骈文的官方地位有多麼不可撼動，隻是在當時的靡靡之音下，風雅不做，文風衰微，文人氣弱，提高散文的地位，正當其時，也正好滿足了韓愈"适于時，救其弊"的政教目的。而骈文的存亡，也是他們朝思暮想的生活辯題。散文賦予的是"道"，而在韓、柳眼裡——道是來充文的，文是用來做工具的。骈文雖不參與"誰是誰的附庸問題"，但确實在當時，大勢已去，亟待革新。

那這裡"形式主義"的存在到底是什麼？為什麼？

這得從文學的不死來探讨。文學的不死，是生存，是真正的與時俱進，是融彙中的變通。

"形式主義"——是一種"流變"。是先秦諸子散文的"散體賦"，是屈原的"騷體賦"，是漢代的"辭賦"，是魏晉的"骈賦"，是唐代的"律賦"，是宋代的"文賦"。"形式主義"與文學是共生的，就像追溯至西周時期"詩樂舞"還是一體的時候，文學的傳承從未間斷，隻是其間字義更加擴大或說是縮小了——詩文、音韻、體裁，散文、聲律、形式。

至戰國而文體備，各類文體的發展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譬如在唐朝，唐詩不僅取甘霖于魏晉骈文，也從浩如煙海的先秦諸子百家的散文中汲取養分，我認為唐詩的勃興，是從其他文體汲取養分并反哺的一個過程，從骈文脫胎的律詩，從散文脫胎的"贈序"，在詩文的大熔爐裡，掌握好火候很關鍵。

唐代散文到韓愈、柳宗元這為一大宗，在"文以明道"的口号下，本着"适于時，救其弊"的目的，他們沒能挽救日漸頹靡的唐朝，卻使得散文像寒梅一樣在凜冬綻放。他們拓寬了散文所表達的面，議論叙事與抒情寫景兼備，其道統思想在後期發展上因割裂的看"文"與"道"，亦演化出宋代唯心主義道學和"明道"的反傳統傾向。而"文"與"道"更像是一個雙面鏡，一個照進自己，一個照向外面。明代的"心學"和李贽的"童心說或多或少都有些其中的影子"，清代桐城派更是将前代散文更加系統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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