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三書

01

開春采山來買斧

《長安遇馮著》

韋應物

客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

問客何為來，采山因買斧。

冥冥花正開，飏飏燕新乳。

昨别今已春，鬓絲生幾縷。

這首詩的情景和氣息，總是再現我對廟會的回憶。從二月到四月，很多村都有廟會，日子相互錯開，所以整個春天都有的逛。若去别村上會，便早早地吃過飯，喂好雞喂好豬，換上幹淨衣裳，全家笑逐言開地出門。但凡本村或鄰村有廟會，恰不值周末，學校就放假一天，老師們也都去上會。

麥田已起了深，陌上盡是上會的人。“上會！”從後面過來騎車人，不及答話，彼已自說自笑去遠。對面走來的鄉鄰，或掮着樹苗，或拎着鋤頭，彼此遇見，就問問價錢，談幾句閑天。

《長安遇馮著》，詩中所寫，雖然發生在千年前的長安，但馮著春來買斧，他和詩人的相遇交談，與村人去廟會卻有幾分神似。對于農耕文明，時間在雲遊，千年如一日，一日即千年。

即便在今天，我們讀這首詩，所有字句依然新鮮。長安遇馮著，仿佛就是發生在昨天的事。馮著衣上的雨，如果你用心去摸，還是濕的。

韋應物是京兆長安人，出身官宦世家，早年橫行鄉裡，以門蔭入仕，少年時為玄宗近侍，出入宮闱扈從遊幸。安史之亂起，玄宗奔蜀，應物流落失職，從此浪子回頭，一改往日驕縱，立志讀書，清心寡欲，終日焚香掃地而坐。後複起外任，間回長安故園閑居或短暫任官，遇馮著當在此期間。

馮著早年隐居家鄉，後來客遊長安，頗擅文名，但謀仕不成，後應征赴幕去了廣州。十年之後，馮著再遊長安，依舊仕途無着，空有一身疲倦。“客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兩句詩，十個字，卻說了千言萬語。

應物稱馮著為“客”，寄予着他對朋友流離人生的同情。從東方來，那是廣州的方向，也是馮著隐居的地方，長安作為當時的“世界中心”，馮著始終是個邊緣的客人。

“東方”也是春的方向，所以“客從東方來”，給人以春天的想象。這個句式本身也很有古意之美，與漢樂府常見的“客從遠方來”一樣，給人以新鮮的感受，如同千裡之外吹來的風。

如果說第一句比較遙遠抽象，那麼“衣上灞陵雨”，立刻就變得切近具體。馮著不一定住在灞陵，但既然從東邊來到長安，途中必然會經過灞陵。東邊有那麼多地方，為什麼偏偏寫灞陵？對詞語和意象的選擇，正是詩人創造力的體現。

灞陵，即《史記·項羽本紀》中“沛公軍霸上”的霸上，後因漢文帝葬于此，而改名“灞陵”。雖然确有這個地方，但詩句中的“灞陵”并非實指，原因也很簡單，若僅僅指一個地理上的所在，灞陵下雨，長安和東邊很多地方也在下雨，何必非要說灞陵呢。自漢代起，灞陵山就是長安附近的隐逸勝地，東漢梁鴻、賣藥的韓康都曾隐居于此。

以隐逸的眼光，再來看“衣上灞陵雨”，這句很具體的詩，又别具一層意味。在長安遇見時，馮著身上的衣衫也許是濕的，也許淋過雨但已經幹了，總之肯定下過一場雨。但詩不必如實報告，詩是對現實的重構，以呈現出更多隐秘的現實。“衣上灞陵雨”，不僅有春雨的濕潤，還折射出馮著在詩人眼中的隐士形象。

三四句的問答樸實無華，但仍需要好好回味。“問客何為來，采山因買斧”，按字面理解亦好，與灞陵雨亦相照應。然而如此，馮著就是個本色的山民了。若細究“采山”是做什麼，“買斧”也就有了别的意思。“煮海為鹽，采山鑄錢”（左思《吳都賦》），采山是為了鑄銅錢。而“買斧”典出《易經·旅卦》，“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結合典故中這些意思，“采山因買斧”，便不是真的買斧以斫木，而是暗指馮著的處境坎坷。

我們可以照字面讀，也可以結合典故。我個人更偏愛樸素的春雨和斧頭，而不去管那些典故。對此，想必詩人也不會反對，他在寫詩時一定知道自己使用的詞，在上下文中有多種可能性，而這不正是詩的魔力和夢想嗎？

“冥冥花正開，飏飏燕新乳。昨别今已春，鬓絲生幾縷”，花兒默默地開，新燕稚嫩地飛，眼前又是一個春天。春天永遠是年輕的，人卻在年年衰老，一去不返。

明 董其昌《荊溪招隐圖》局部

02

不是情詩的情詩

《相思》

王維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這首名作盡人皆知，但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詩中所謂的“相思”，不是男女之間的情思，而是朋友之間的懷念。這首詩還有一個寫實的題目，叫“江上贈李龜年”。

古代詩人寫給朋友的詩，往往都很像情詩。杜甫懷念李白的詩句，例如“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這種舉動在今天很難被接受，在古代不過是親如手足的友情而已。

李龜年是唐玄宗時的當紅樂師，常在豪門貴族家中演唱。曾擔任太樂丞的音樂家王維，與李龜年同樣，活躍于京城文化名流圈，二人情同知音。安史之亂爆發，李龜年流落江南，杜甫暮年在長沙與他相逢，寫下《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杜甫贈李龜年的詩，與王維的詩相比，不僅長相氣質迥異，他們與李龜年的關系也親疏立見。杜甫這首詩雖然入選了《唐詩三百首》，詩藝上卻比王維的詩要遜色不少。不在于作為詩人孰高孰低，他們都是大詩人，原因恐怕在于他們對李龜年的感情有本質的不同。正如詩本身所呈現的，杜甫對李龜年的感情，實際上是他對一個時代的感情，李龜年的命運寫照曆史變遷，所以詩中的抒情顯得公共而疏遠。王維對李龜年也有歎惋，但他在詩中舉重若輕，完全撇開時代和曆史，隻說采紅豆的事兒，應該說，這之間才是一份私人感情。

據史料記載，李龜年流落江南期間，經常演唱王維這首詩。作為朋友贈詩鐵證如山，然而不妨礙我們固執地站在愛情的一邊。原因有二：對古代男性之間表達“相思”不太适應，此其一；紅豆與相思，在今天是很女性化的浪漫，男人采紅豆為相思，對這種表達方式也不太适應，此其二。盡管我要說，在古代這些都不是問題，從《詩經》、《楚辭》始，采撷花草并不限于男女之間傳情達意，男子也采芳草、采芙蓉、折梅等，寄托對友人的懷思。

“紅豆生南國”，多麼甜美的意象，每個詞都帶着暖意。“紅豆”的鮮紅和飽滿，“南國”的陽光和溫暖，這兩個詞作用于我們的感官，立刻就營造出相思的氣場。紅豆也叫相思子，生于南方，南方的陽光給人更多幻想。漢樂府《有所思》起句曰：“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大海在漢代就是天外了，“大海南”是詩人的想象，指向一個不可知的遠方，絕望而美麗。

“春來發幾枝”，讀到這一句，自然想起“寒梅著花未”，皆系神來之筆。親切設問，意味深長，卻又渾然不覺的樣子。他問的是花，又不是花，這裡的“發幾枝”，問的是紅豆，其實就是相思。

“願君多采撷”，叮咛友人多采些紅豆，不是要寄給我，而是替我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粒粒紅豆都是從相思中結出的果實啊。最後一句很有爆發力，看似若不經意，實将前面婉曲的感情和盤托出。

明 沈周《滌齋圖》局部

03

“我想你”該怎麼說？

也許有人會問，詩人真愛繞彎，直接說“我想你”不行嗎，不是更有沖擊力嗎？在某個意想不到的時刻，簡單粗暴的表白确實更“震撼”人心。但戀人之間、朋友之間，如果每次都用同一句或幾句，相信任何人聽了都不再有感。人的感情像流動的水火，時刻處于複雜微妙的萬事萬物之中，一句簡單的“我想你”，未免簡單地不知所雲了。

我們讀王維的《雜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對故鄉的挂念有千千萬，該從何問起呢，縱然來者與你吃飯長談，一一向你講述故鄉事，你的缺席難道就能被填滿？更何況故鄉的很多事，與其聽了，還不如不聽。一句“寒梅著花未”，就是對故鄉最好的表白。

《相思》也是一樣。最深沉的感情，最難表達出來，“我想你”不僅不是詩，也缺乏可感的内容。我想你。哦。我也想你。這是面無表情的短信。王維的詩沒有大聲表白，卻能觸動我們心靈深處那根弦，為什麼？就在于他不是喊出“我想你”，而是把想念的感覺，很形象地傳達出來。

說到這裡，想起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叫學生寫一個句子表達“我愛你”，學生們寫了很多不同的句子，他閱罷都不滿意，最後說你們隻需要說一句“今晚月色真美”，就夠了。

王維與夏目漱石表情達意的方式，我們可以歸為東方人的含蓄美，但我想這也是文學本身的需要。“今晚月色真美”，這句話說出的，比“我愛你”多，而這句話暗示的則更多，更能激發對方的想象力，想象力不就是愛嗎！

最後，關于《相思》，再補充一個版本争議，稍作辨析。

宋人編選的《萬首唐人絕句》，這首詩中的第三句，“願君多采撷”，變成“願君休采撷”。“休”字反襯離情之苦，但與上下文氣脈不合，既然怕相思而休采撷，那幹脆就不要提紅豆嘛，前面既已蓄勢待發，這裡卻說“願君休采撷”，豈不有意勸百止一？而“多采撷”，不僅文脈通暢，比起纖弱的“休”字，“多”字的發音和語氣也更飽滿，整首詩更加一往情深。

由此，我們也可證見，詩歌作為語言的藝術，每個字都很重要，一字之差，千裡之遙。一個字可以救活一首詩，也可以毀掉一首詩。好詩與壞詩的距離，有時是天壤之别，有時僅一字之差。

作者 | 三書

編輯 | 李陽 張進

校對 | 李項玲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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