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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毅品文團體(文定)，無授權禁轉！

“城下之盟”的來曆，出于《左傳》，是指在敵國武力淵威脅之下簽訂的喪權辱國的盟誓。“澶淵之盟”是宋真宗在遼朝大兵入境，包圍了澶淵北城的情況下，被迫無奈簽訂的和約。根據澶淵和議，宋朝每年都必須向遼朝貢納三十萬匹、兩的絹、銀。

(宋遼局勢圖)

宋真宗在誓書中稱之為“助軍旅之費”，遼軍并沒有幫助宋朝打仗，哪會有什麼“助軍旅之費”，實際上它是戰争賠款，與近代清朝政府向西方列強提供戰争賠款在性質上是相同的。因此，當時的宋朝官員将“.澶淵之盟”視為城下之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澶淵之盟”簽訂不久，景德三年二月，王欽若即提出“澶淵之盟”是城下之盟。他對宋真宗說：“城下之盟，雖春秋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澶淵之舉，是盟于城下也，其何恥如之。”王欽若的這種說法，還有另一種版本：“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與虜搏耳。苟非勝虜，則為虜所勝。且城下之盟，古人恥之。今虜衆悖逆，準為宰相，不能殄滅兇醜，卒為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稱乎？”

這些記載略有不同，是當時不同的人記錄的結果，不過王欽若和司馬光都認為“澶淵之盟”是城下之盟卻千真萬确，不會有誤。

王欽若是宋真宗時代的重臣，在“澶淵之盟”前後，曾以參知政事判天雄軍，提舉河北轉運司，資政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他提出的城下之盟的言論，既是他個人的言論，同時也代表了當時朝廷内外相當一部分人的看法。

宋朝人認為“澶淵之盟”是屈辱的城下之盟，從皇帝實錄的篡改上也看得很清楚。南宋初年的史學家李焘在整理北宋皇帝實錄時，驚奇地發現“澶淵之盟”的誓書，“不知真宗實錄，何故不載”。後來在仁宗實錄慶曆二年九月乙醜，卻找到了澶淵誓書，不過有些文字作了改動，與原文不完全相同。

實錄，顧名思義，是當時的史官如實地記錄每日所發生的重大事件。澶淵誓書是關系到宋朝的重大曆史事件，在真宗實錄中為何被删除？顯然負責實錄的史官認為此事是奇恥大辱，不應記人實錄供後人觀看。這是一種為尊者（宋真宗）之避諱的手法，嚴重違背了實錄的宗旨和原則。

(澶淵之盟，實際上是屈辱條約)

宋仁宗實錄雖然收錄了澶淵誓書，然而對其中的重要文字進行了修改。宋真宗誓書在先，其所署的時間是十二月七日；遼聖宗誓書在後，所署的時間是十二月十二日。然而被收入仁宗實錄的遼聖宗誓書，卻被改為十二月七日，即與宋真宗誓書同日。

為什麼要作此改動呢？宋真宗誓書在先，證明了宋真宗積極主動地簽署誓書，與他最先提出和議主張是一緻的；将遼聖宗誓書簽署的時間改為與宋真宗同日，則表明誓書的簽署無先無後，是同時簽署的。然而通讀兩份誓書以後會發現，遼誓書是在宋誓書的基礎上補充若幹文字形成的。篡改實錄文字，是屬于作僞的行為，而且這種作僞的手法并不高明，很容易被人識破。

(宋遼使者讨論合約條件)

還有，原宋、遼誓書上有南、北朝的稱呼，在仁宗實錄中南、北朝的稱謂被删掉。據載，“始，通和所緻書，皆以南、北朝冠國号之上。将作監丞王曾言：‘是與之亢立，失孰甚焉，願如其國号契丹足矣。’上嘉納之，然事已行，不必改”。王曾之言是說，遼朝不能與宋朝并立，更不能高在宋朝之上，因為在宋朝官員的口中和奏疏中，契丹被斥之為“戎敵”、“寇戎”、“戎狄”、“夷狄”，自然不能與宋朝并列，南朝、北朝的稱謂等于提高了契丹的地位，使其更加嚣張。

王曾的說法取得了宋真宗的贊成，後悔不該如此。對于實錄中已記載的文字，一般的史官是不能改動的，隻有得到皇帝的禦準，才能進行改動。因此，仁宗實錄中對澶淵誓書若幹文字的改動，要麼是出于宋真宗的本意，要麼是出于宋仁宗的聖旨。不管是出于誰的旨意，都可以看出宋朝君臣對澶淵誓書有屈辱之感。

(宋朝君臣對盟約是頗有微詞的)

不過雖然删掉了誓書開頭的北朝二字，正文中仍保留了北朝字樣，并沒有完全删淨。改動文字的用意，顯然是用以貶低契丹，實際上卻是弄巧成拙貶低了宋朝自己，人們不禁要問：宋真宗身為大國之君，為什麼屈己向契丹求和？為什麼要向契丹提供“助軍旅之費”？

修改實錄，是真正的篡改曆史，它本來就不是一種光明正大的行為。至于修改實錄的後果，卻是他們沒有想到的，給後人留下了篡改曆史的罪名。

有人認為，“澶淵之盟”是遼将蕭撻凜在澶淵北牆視察宋軍陣地被伏弩擊中而死以後，北宋在戰而勝之的條件下簽訂的平等協議。仔細審視當時的文獻記載，事實并非如此。據宋朝人記載，景德元年閏九月“契丹主與其母舉國入寇”，《遼史》記載，統和二十二年閏九月“南伐”，在時間上是一緻的。

在閏九月間，忠實于宋朝的降将王繼忠與宋真宗就有了和談的接觸，宋真宗表達了願意和談的願望，向王繼忠下诏說：“朕丕承大寶，撫育群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黩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倘諧偃革，亦協素懷。诏到日，卿可密達茲意，共議事宜，果有審實之言，即附邊臣聞奏。”

到了十月間，王繼忠與宋真宗的接觸更加深入。王繼忠言：“契丹已領兵攻圍瀛州，蓋關南乃其舊疆，（宋朝）恐難固守，乞早遣使議和好。”

宋真宗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欲先遣使，固亦無損。乃複賜繼忠手诏，許焉。”宋真宗已明确表示可以“議和好”。蕭撻凜誤中伏弩，是在十一月甲戌以後。史載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衆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面突進……弩潛發，撻凜中額殒”。

(盟約其實對大宋是不公平的，沒有面子可言！)

這說明早在蕭撻凜十一月甲戌中伏弩以前的九、十月間，即遼軍剛剛南下的時候，遼宋和好的密談就開始了，宋真宗明确表示可以遣使與遼朝議“和好”。當時蕭撻凜還健在，指揮戰鬥，不知宋朝戰而勝之，又是指何而言。這種毫無史實根據的說法，豈能令人信服！

其實這場戰争直到最後結束，也看不出北宋戰勝了遼朝。在戰争中将士的死亡是常有的事情，一個将領的死亡不能代表戰争的勝負，何況蕭撻凜是誤中伏弩，不是死于戰鬥之際。能夠表明戰争最後勝負的，是戰争結束以後雙方所承擔的責任。

遼軍是進入宋朝境内讨伐戰鬥，戰後撤離宋境不能算作失敗；而宋朝每年要向遼朝貢納三十萬匹、兩絹、銀，則是其戰争失敗所要承擔的責任。宋朝非常忌諱貢納的字樣，把它說成是“助軍旅之費”。遼朝是宋朝的敵人，宋朝最後要向遼朝提供“助軍旅之費”，其實是支付戰争賠款。僅憑這一鐵的事實，就可以知道在澶淵之戰中，到底是誰勝誰負了。

“澶淵之盟”對宋朝來說是城下之盟，不僅宋朝當時就有這種看法，時至今日許多史學家也持這種認識，例如漆俠就指出，對于宋朝來說“澶淵之盟”是“一個屈辱的城下之盟”。這是最有代表性的說法，類似的看法很多，服于篇幅，不能一一具引了。參考資料:《契丹史研究》《宋真宗1005》《大契丹國》《兩宋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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