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吉如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碩士

校園裡全是大佬，天天辦講座開舞會；

同學們畢業都回各國競選總統；

校園國際化程度極高，各國人民大團結；

混得好的都不跟本國人紮堆，交友要國際化；

上名校，成為男神／女神，走上人生巅峰；

……想太多。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設有Master in PublicPolicy (平均年齡最低，約27歲), Master inPublic Administration(工作年限要求比MPP更長), MP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數學要求最高，課業最終),Mid-Career(平均年齡最大，至少7年工作經驗)等碩士項目。我所就讀的MPP項目是唯一允許本科生直接申請的碩士項目，沒有工作經驗的本科生占項目人數5%；每年200餘名新生，80%來自美國本土，共分為四個班，每班50餘人。第一年課程均為必修的核心課程，包括經濟、統計、政治學、管理學、談判、政策分析等；第二年大家根據各自方向選擇專業課。我選擇了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Affairs, 選修課包括：國際關系概論；大國博弈；美國總統及外交政策；網絡安全及全球治理；美國重返亞太國家利益及策略等。

學院Forum

“好多大佬，好多講座，好多合影，好多簽名，好厲害哦。”——靠近靈魂，遠離名号。

确實厲害——但是跟你有關系麼？畢竟，簽了一百個名，人家還是不認識你。

在肯院的這兩年，我始終在想，proxyto power never means power itself,與權力的物理接近與獲取權力無關。名校學生這個身份，連同記者、主持人等其他公衆職業，或是司機、主廚等服務性職業一樣，因為身份本身的原因，有太多接觸傑出人士的機會，接觸的多了，難免會有“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優越感，會把能接觸到名流的機會和平台，也看作是個人能力的彰顯，甚至最終分不清在閃光的究竟是台上講話的那個人，還是台下坐着的自己。

肯尼迪政府學院名如其實，既然是政府學院，接觸到政客的機會數不勝數；又因為政界需商界支持，需學界點撥，需新聞界監督報道，因此各行各業的精英都有可能來到肯院。這學期幾門專業課的教授分别是軟實力之父Joseph Nye, 美國前駐韓大使Stephen Bosworth, 美國前副國務卿，駐北約大使，同時也是希拉裡競選團隊的國務卿第一人選Nicholas Burns；寫一篇關于軟實力的論文的時候，剛好就有迪士尼前總裁來做交流；剛在課上學完朝鮮半島危機，Bosworth大使就請來職業外交官出身的韓國前總理閉門讨論中日韓關系；某天發現錯過的早餐會嘉賓是凱雷集團的總裁，而我在律所做實習時隻能在整理交易記錄時看到凱雷……在校園裡幾乎每天就可以碰到一個名人，每一個名人合影都輕輕松松朋友圈百贊，但肯尼迪學院的意義如果隻是合影、集贊或是和朋友吹噓，那大可不必遠渡重洋。靠近傑出的目的不是攀附高枝以編織自己的人際網絡，而是傾聽他們的經曆與觀點，體會他們的态度與情懷；靠近靈魂，而不是貼近名号。

韓國前總理閉門交流會

“Network, network, network.”這幾乎是所有人對肯院的誤解，好像每天的生活都是發名片、合影，再發一輪名片，以至于我去念肯院之前，母校法學院的老師鄭重地叮囑我，“吉如去了肯尼迪要靜下心來好好讀書啊，不要在一堆浮華裡找不着北。”親曆下來，肯院其實是一個很樸實的地方，因為本來政府與政治就應當是人民公仆的服務與奉獻。

十月初，國務卿克裡來到肯尼迪學院旁的查爾斯酒店，門庭若市；另一邊學院自己的講堂照常進行活動，依然有同學選擇留下聽非洲女總統的故事。我相信，選擇克裡講話的同學是真的對當時俄羅斯在叙利亞領空的行為，對剛剛通過的TPP，對伊朗核談判充滿了興趣，而留在Forum的同學，則更想了解非洲的民主實踐。不因虛榮心做選擇，對自身角色認識清醒，對權威人物理性欣賞，這是在我眼中身邊同學最可愛的地方。

校園毗鄰查爾斯河

“同學們畢業不是當總統也得是個國務卿吧，世界銀行聯合國随便進，從此國際政治舞台談笑風生。”——還真不是。比起政治和政府，更重要的是治理，而治理需要各個行業。

拿數據說話，麥肯錫次于世界銀行，美國國務院，美國陸軍，哈佛大學，美國空軍，成為肯院校友的第六大雇主。

有人曾建議，把School of Government改成School of Governance, 與其說肯院是政府學院和公務員培訓班，不如說是一所以治理為目标的學院，培養各行各業的人才。

同學們的背景和去向囊括了每一個領域，有軍方有政府，有NGO有智庫，有投資銀行、咨詢、律所等服務業，有科技領域的創業公司。所以我從不認為，肯院是培養職業政客的地方；畢竟，一個合格政客的養成，需要殘酷政治生活中腥風血雨、真刀實槍的涅槃。肯院更像一個包羅萬象的平台，讓每一種職業和每一條道路，都受到同等的重視，都能在公共生活中找到自己做貢獻的方式。入學一年多，最難回答的問題就是，“你們一般畢業出路是哪兒啊？”哪兒都有，一半看學院機會，一半看個人造化。本科後的繼續教育對于人的影響，說大也大，說小也小。舉個例子，同學中的中東太子黨，從來沒有主動找實習，但也順利拿到了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暑期實習；仔細想來，無論念不念肯院，他都是太子黨，而且是一個品學兼優，在商業領域有着豐富從業經驗的的太子黨，進入該組織也是順理成章，而一個真正優秀的人，命運從來就不會隻因為一所學院該改變。

“肯院超級國際化的，班級就是小聯合國啊。”——可以這麼說吧；但也隻能是在美國土壤中定義自己的國際化。

就全院的比例來看，國際學生組成非常豐富；但就每個項目而言， MPA,MPA-ID, Mid-Career 每個項目甚至國際學生人數超過美國學生，平均年齡最為年輕（27歲）的MPP項目卻有80%的美國學生，國際學生中，非英語母語國家學生估計隻有5%。大部分本科畢業生因為年齡原因，隻能選擇MPP項目，所以就更需要對它的國際化程度有一個合理期待。

一言以蔽之，在MPP項目裡，世界人民大團結的畫面是想太多了。大部分局面還是由美國同學主導，國際學生需要依靠個人努力而不是群體力量，在課堂發言、課外讨論和活動裡尋求 “blend in”的狀态。Blend in這個概念，比起fit in少了一些刻意為之的生硬，更多的是自然而然的參與，選擇性的内化，從容的質疑，巧妙地宣傳母國和自我文化。

MPP項目裡的美國同學都會說點外語，有在國外學習或工作的經驗，是相對而言思想開放，偏見較少，能自我克制“美國中心論”心理的非傳統美國人。但是再怎麼非傳統，也是美國人，再怎麼大罵Trump批判反省，也是星條旗下驕傲的接班人。這樣一個美國化有餘而國際化不足的項目，卻給了我很多收獲。細細想來，我的收獲來自于一個個鮮活的個體。有時候是因為跟來自Nebraska, Arkansan這些極度保守州的同學碰巧熟起來，所以會好奇他們家鄉的政治傳統，也好奇他們作為個人是如何成長到最民主的東海岸。有時候是因為自己在困境中，得到了身邊美國同學挺身而出的支持，感激之餘自然對他們的思維和文化感到好奇，為什麼這個社會不求自保不屑一團和氣，不會事不關己高高挂起。

更多的時候則來自于課堂。“大國博弈”課上，每組同學都被分配到一個國家，一學期内就十餘個議題為本國領導人制定外交政策，我被分到了美國。在南海問題，網絡安全，叙利亞戰争，打擊ISIS等議題上，我的思維、口吻和最後提出的建議越來越趨近于一個美國鷹派；把自己沉浸在角色扮演中，體會角色的價值判斷和利益考量，“我”堅持“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更要履行對亞洲盟友的承諾與保護”，堅持“印度洋是不能放棄的海洋利益”，堅持“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困境不應成為我們遠離叙利亞的懦弱借口”，堅持“我們的建國基于對自由的追求，一個拒絕難民削弱了全球領導者的道德高地，更違背了建國的根本信仰，美國不再美國”……這門課期末口試的最後，伯恩斯教授問起每個人最大的收獲，我說，我最大的收獲是設身處地地理解了美國鷹派政策，尤其對華政策，由何而來；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我最需要的“國際化”，是了解我們最重要的對手與夥伴，在今後的談判桌上，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既不盲從也不敵對，而是盡可能避免沖突，平等合作。

國際政治舞台中，有太多的“中國威脅論”“美國陰謀論”，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鷹派人士——大家都沒錯；然而把自己放置在對方、乃至對手的思維模式中，摒棄偏見，摒棄優越感或是被害妄想症，我們會發現，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領導人是不可理喻的。

美國亞太戰略課結課合影

“千萬别總跟中國人紮堆，要融入！”——至于這麼自卑麼？不以種族和國籍為标簽的社交才更健康，擺脫護照自卑感是我們這代人的使命。

我認同這句話背後的美好願望；但對“不紮堆”這種口号從來不敢苟同，背後蘊含的文化自卑和被殖民心态令人失望。

“紮堆”這個現象，在任何一個種族和國民中都是最自然不過的，換言之，絕不隻有中國人或者亞裔在紮堆。紮堆即人以群分，人們喜歡與同類為伍，共同的興趣、專業、成長經曆、家庭背景都能造成小團體，更何況影響深遠的語言、國籍和文化本身？肯院裡的朋友圈，就像美國任何一所大學一樣，都是“紮堆”的體現。早期移民的或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中東人會自然地玩在一起，東南亞幾個國家的同學喜歡一起，美國南部幾個州的人喜歡一起，澳大利亞的同學自成一派；另一方面，每個人也有除了本身國籍和文化背景之外的朋友圈，可以相識于同一個專業進而合作畢業論文，可以相識于共同成立興趣團體，可以相識于上同一門課所以經常一起寫作業，可以相識于品味類似所以舞會前習慣一起打扮，可以相識于一次偶然的共患難援助之手的經曆，也可以相識于因為老師遲到所以一起等候在office hour門外的20分鐘長談。

我經曆過上述所有途徑所促成的友情，沒有一段友情是刻意促成刻意追求的，都是基于偶然的相遇之上，因為好奇和欣賞，想去關心别人，也想被人關心。我既珍惜身邊中國同學和集體無微不至的情誼，和我們無時不刻的默契，又慶幸在我自己的語言文化圈外，有那些我同樣可以坦誠以待、分享生活的好朋友。

隻有當“國籍”“種族”不再是社交中的一個考慮因素的時候，隻有當一段友情和社交關系是基于共同經曆、彼此認可和相互扶持，我想這背後的種族觀、文化觀才是正确的，才不至于有莫名其妙的護照自卑，才能維系健康的感情關系。 至于社交，跟誰玩，在哪個圈子；我是亞裔／女生／中國留學生／年紀小或者大或者剛生孩子……所以我應該？沒什麼應該。愛誰誰。對政治感興趣就去跟大家讨論讨論兩黨政治，喜歡喝酒就找同學多出去喝喝扯扯淡，愛運動就大家一起跑個半馬，喜歡做飯就邀請大家來吃吃火鍋，愛熱鬧就多參加舞會多拍照，愛清靜就做個酷酷的中國人多多點頭微笑也蠻好……社交的意義本來就是在人群中彰顯、發展你本來的個性，而不是去刻意改變或者塑造個性。畢竟，大家都活到這麼大了，你本來就很美。

“既然如此，趕緊申請，成為哈佛男神／女神。”——高等教育在本科畢業之際應已完成；之後的深造應當是個人基于實際需求與興趣的理性選擇，而不是裝飾簡曆的虛榮心驅使。

秋冬申請季，我回答了很多問題，看了一些申請材料，有一點想對申請者說的話，對所有心懷哈耶牛劍夢的父母，對各大留學中介，對我們目前依然以“出國留學為上最好讀到博士”的教育體制，對社會裡至今依然存在，甚至還更加堅定的“留美拿綠卡入籍為尊”風潮想說的話。

“你看過《哈佛女孩劉亦婷》那本書嗎？你和你的朋友們為什麼要出國留學？為什麼要來美國？”這學期結束前，班上一個之前做記者的同學這樣問我。而我發現，這個問題絕不是一句簡單的“因為美國有更好的教育”所能回答的。且不說，持“美國有更好的教育”立場者一般在中國也沒接受過太好的教育；就算美國真的有更好的教育，這也不是大多數人出國的唯一目的。

沒有任何個人的決定可以獨立于民族的曆史與傳統而存在。無論承認與否，近代史在一代一代國人心中留下了後遺症，半殖民地社會和被侵略、被否定、被無視，對民族最大的打擊在于文化信心的喪失，這種喪失在高等教育領域最為明顯。哪怕今天的中國在崛起，海軍在壯大，亞投行在建設，美國，尤其美國大學，仍是很多人心中的一個情結——遇見過一些家長，沒了解清楚哈佛商學院隻收MBA，就讓孩子本科申商學院。另一方面，幾千年來的科舉考試和“學而優則仕”傳統，讓“知識”和“權力”劃上了等号，“學曆”象征着“優秀”，最聰明最有出息的孩子一定是一路讀書讀到頂的。至今在很多家長心中，學位比教育經曆本身更重要；博士一定比碩士強，本科生的學曆肯定不夠用，不讀個碩士不算有出息。而美國的高等教育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大學和市場緊密相連，商學院、法學院、醫學院是以求職為導向的職業學院，學術類碩士和博士則是屬于學術圈的故事。換言之，博士不代表比本科生更聰明，隻是個人的選擇，而無心學術的芸芸衆生，顯然是把求職當成主業，畢竟，學術從來就是少數人孤獨的遊戲。無論是在職業學院力不從心的過于年輕的碩士學位攻讀者，還是讀至瓶頸懷疑人生目的的博士，在對于“美國”“學位”“名校”的追求上，都付出了同樣的犧牲，而這個犧牲本可通過事前多了解、多思考而避免。

再到申請者個人，我能理解18歲的高中生有非藤校不上的志氣，那是人生難得幾回搏的上進；但是我無法贊同成年人還單純把某所學校當成夢想，不顧專業不看實際需求，為了一張文憑而上學，名為求知，實為虛榮心的滿足——細細講究一下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商學院、法學院等各個大學内部小群體之間微妙的關系，能不能被承認是校友，可能一紙文憑還不夠，勢利的食物鍊裡，總有無聊的人要看念的是什麼學院，什麼學位。至于名校光環，要看光環在哪裡體現。都是物以稀為貴，我很難想象一群羅德學者在一起，誰還會因為自己羅德獎學金的榮譽而沾沾自喜；在一群名校學子中，誰還能僅僅因為學曆而感到高人一等。除非你不介意拿着哈佛的學曆去和可能不知道哈佛英語怎麼拼的人競争，除非你不介意這種投機式的自我美化，否則水漲船高，簡曆上的名校不會讓人生更容易，反而，它帶來更激烈的競争，更強的同伴，更難被征服的評價體系。說白了，第一個申上哈佛的是哈佛女孩，往後的我們不過都是大學裡的一個學号而已。

出國深造是好事，但是在做決定前，如果能對國外的高等教育，尤其本科之後的繼續教育多一點了解，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也知道可能會獲得什麼；對名校情結多一點平常心，對人生除了一個接一個的label之外有一點其他的追求；留學中介少賺一點申請者基于信息不對稱的利潤，“留學”這一整件事都會變得更美好。

這就是我的肯院生活。

這是被各種名人和名人子女念過所以八卦色彩略濃、不乏誤解的肯院，卻也是安放和消解了我兩年迷茫的肯院，讓我更加自信、快樂和勇敢的肯院。一年多前，我幾乎是悶悶不樂地來到波士頓，亞裔、留學生、年齡最小，再差一點性取向，我就能占盡“少數群體”的全部；所以我的心裡很害怕。今天的我驚訝于，這兩年如何改變了我。這兩年即便不都是像網頁、宣傳冊上“世界領袖”般的風生水起時刻，卻也應當，且确實是無時不刻被激勵，被感染，被幫助，同時也想去幫助更多人的兩年。

用一個詞形容我心中的肯院Inspiration; 要問我最愛的肯院時刻，并不是合照裡大家每人咧嘴笑的瞬間，而是每堂課下課，回味剛剛課堂上讨論的那些令人熱血沸騰的内容，那些既切實可行又充滿理想主義的觀點，那些大家基于默契的笑聲，那些堅定的“我不同意；”“我補充兩點；”“我來舉個例子吧；”……TPP剛簽訂，課上就模拟了中國欲加入TPP的中美談判；巴黎遇襲，Nicholas Burns教授從倫敦飛回的當晚為大家加開讨論課，第二天的課上同學們代表各國拿出方案，改變對抗ISIS的策略，哪怕結果依然是美國的退縮，歐盟的紛争，俄羅斯的算計與法國的孤軍奮戰。

我覺得再沒有這樣一所校園，這樣的兩年，這樣的一群師生，讓我們所有人以普通學生的身份，操着基辛格的心，還如此理直氣壯，如此義不容辭，如此志同道合；更重要的是，每一句觀點都被傾聽，每一種感受都被尊重。哪怕我将來從事與國際關系或政治無關的職業，我也不覺得可惜了肯院的教育；哪怕我将來未能有所成就庸碌一生（這幾乎是必然的），我也不覺得辱沒母校，因為這兩年，我努力學習着如何在确保政治立場，強化愛國之情和塑造文化身份的同時，批判地回頭看看我們自己，平和地轉身看看身邊的世界，更樂觀地向前看我們所共同享有的未來。我努力學習做一個因思考、傾聽、表達而逐漸負起責任的公民。我相信我的同學們和我将來都會是這樣的公民，而世界的和平與美好最終依賴于平凡公民勝過輝煌領袖。

所以我由衷感謝肯院，作為一個對本科院校有極強歸屬感的人，時至今日我也對肯院産生了母校的感情。我感謝母校重新點燃我曾經因趨于quarter life crisis而幾乎泯滅的對知識的好奇，對人的關注，對夢想的真誠。我感謝母校在課程設計和校園生活中始終不放棄對價值、道德、哲學的讨論，正是這些無用之用，讓我在異國看到我們中國自己語境下的詩和遠方。我感謝母校的大多數老師和同學，都有着實際利益考量之外對是非曲直的讨論，從不逃避問題，從不無視苦難。這世上有太多沉重的議題，艱難的談話，尴尬的場面，針鋒相對的時刻——它們不能被永遠擱置。總有人要先開口說話，起身做事，我想，我希望，我相信，那個說話做事的人會來自我的母校，也會來自世界上任何一所以追求真理和鼓勵公共服務為使命的學府。

— THE END —

☀許吉如，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公共政策碩士二年級學生，國際關系方向，美國國務院中美富布萊特獎學金碩士生，肯尼迪學院艾什民主與創新中心暑期學者。本科畢業于清華大學法學院。學生時代多次代表中國在國際辯論、演講比賽中獲獎，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擔任翻譯，是南京申辦2014年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形象大使并在國際奧委會申奧成功。

回複關鍵詞“清華”可查閱許吉如文章《哈佛與清華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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