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筆懷情畫春秋?作者：馮現冬蔡京是北宋晚期宋徽宗當政時的宰相宋徽宗在位25年，蔡京任相18年又6個月他曾四度被罷相而又複相，78歲最後一次任相靖康之難，欽宗嗣位，蔡京被列為“六賊”之首，貶至儋州，死于南去之途陳歆耕的曆史非虛構新著《蔡京沉浮》不僅為我們勾勒出蔡京仕宦的一生，更呈現了北宋晚期風起雲湧的政治生态，以及沉浮于其中以蔡京為藤蔓所牽連起的一長串曆史人物群像，讀來令人暢快淋漓，猶如親曆其中這源于作者用獨特的叙述技巧和文學筆法來重塑曆史人物，以及不經意間灑落于字裡行間的趣筆與閑情，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瘦筆懷情畫春秋?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瘦筆懷情畫春秋

作者：馮現冬

蔡京是北宋晚期宋徽宗當政時的宰相。宋徽宗在位25年，蔡京任相18年又6個月。他曾四度被罷相而又複相，78歲最後一次任相。靖康之難，欽宗嗣位，蔡京被列為“六賊”之首，貶至儋州，死于南去之途。陳歆耕的曆史非虛構新著《蔡京沉浮》不僅為我們勾勒出蔡京仕宦的一生，更呈現了北宋晚期風起雲湧的政治生态，以及沉浮于其中以蔡京為藤蔓所牽連起的一長串曆史人物群像，讀來令人暢快淋漓，猶如親曆其中。這源于作者用獨特的叙述技巧和文學筆法來重塑曆史人物，以及不經意間灑落于字裡行間的趣筆與閑情。

一

作為非虛構文學的人物傳記，其内部構造往往遵從“他是怎樣成為了這樣一個人”之脈絡行文，《蔡京沉浮》卻不是這樣。作為文化批評學者，陳歆耕來了一個反彈琵琶。他跳出世人把蔡京簡單标簽化為“奸臣”“六賊之首”的曆史評判，采用“多視角”“多聲部”的叙述手法，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從時人、史學家、作者三重視角層層觀照、交錯發聲，形成一種頗具戲劇性的論辯式反轉，或者說“複調”結構，在類似“雙重奏”或“三重奏”的聲音交疊中，試圖從更多視點呈現曆史真相，同時喚醒讀者的“第四種聲音”。作品以對比式、襯腔式、模仿式等多種形式呈現複調，且看下例：

譏諷‘讒谮之人’有什麼錯呢？”

這是“車蓋亭詩案”中的片段文字。吳處厚評論蔡确《夏日登車蓋亭》其四，箋曰：“‘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逐青蠅’，以譏讒谮之人。”緊接着，作者發聲道：“譏諷‘讒谮之人’有什麼錯呢？”如是，不同觀點的聲音形成對比式複調。其中或許還暗含了讀者的聲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讀者的聲音與作者的聲音形成襯腔式複調。再舉一例：

“章惇貶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這多數是一種巧合吧？章惇不至于将貶懲官員的事，當成一種随心所欲的拆字遊戲。”

有史書記載，章惇貶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接着，作者發出質疑的聲音：“這多數是一種巧合吧？章惇不至于将貶懲官員的事，當成一種随心所欲的拆字遊戲。”這時讀者腦中就會響起第四種聲音：宦海沉浮，全憑運氣；不是拆字遊戲，勝似拆字遊戲。

這種複調式的叙述在整本書中俯拾皆是，各種不同的聲音造成一種召喚結構，像一隻小手一樣把讀者牽入其中，誘發讀者情不自禁發聲，參與論辯、較量智慧，宛如親身遊曆于北宋晚期的政治風雲之中。

作者在叙述中還擅于埋藏伏筆。比如，書中寫了宋徽宗和蔡京二人不同尋常的緣分。宋徽宗還是端王的時候，蔡京任開封府尹，端王曾出高價從蔡京門人手中購得蔡京書法收藏。後來蔡京入京，徽宗單獨把蔡京奏章收藏在一格櫥櫃裡。“一位是寫得一手好字的天才書法家，一位是癡迷藝術、書畫的皇帝。”這兩人碰到一起，自然有一種無法替代的親近感，也有說不完的話題。這就為蔡京在徽宗當政時竟然為相近20年埋下了伏筆。

還有相反的例子。元祐黨人掌控朝政時，曾列出一份77人的“清黨”名單，凡是上了名單的在朝新黨，皆遭貶黜和清除。這就為後面新黨掌權後在端禮門豎立“元祐黨人碑”埋下了伏筆。蔡京任相期間，列出元祐黨人119人，宋徽宗禦筆錄其名，刻于碑上。這些人不光本人被貶谪發配到邊遠地區，其子弟也不得在本州居住，更不得進入京城，甚至撤銷其俸祿、焚毀其文集。果然是因果輪回。

本書在叙述層面有一吊詭之處：明明是為蔡京立傳，但蔡京本人遲遲不正面現身，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特别是著作的前半部分，蔡京留給讀者的隻是一個模糊的身影，涉及他的直接史實并不多。比如文中數次提到蔡京之“奸”，但這個“奸”字，在這樣一本寫官場人物的著作中，似乎隻作為一個抽象概念而存在，或者作為一個朋黨之争的說辭被當權者借用。難道是作者忽略了嗎？我想不會的。那隻有一種可能，就是北宋當朝對蔡京之“奸”記錄不多。其中緣由，應該不難猜測。一部《神宗實錄》，成了元祐黨人與新黨之間争奪話語權的戰場，先後經曆五次拉鋸式編修，那中間經曆了多少翻天覆地的篡改？而作為曆史記錄者本人，對宰相的記錄，可信者又有幾成？蔡京曾四任宰相，當朝诏令記載，他74歲時數次上章引疾告老（緻仕），但實際情形卻是童貫、蔡攸（蔡京之子）“軟”逼蔡京交出乞緻仕表章。其貪戀權勢的醜态，至此才被充分暴露。這又是什麼原因？

二

《蔡京沉浮》更有趣的，是作者以文學筆法，勾勒出一幅官場人物群像的生動素描。這是本書有别于其他曆史人物傳記的一個顯著特點。作者把蔡京放在北宋晚期從神宗、哲宗、徽宗再到欽宗這樣一個動蕩不安的曆史階段，他宛如沉浮于宦海中的一朵浪花，在時間的鍊條上忽明忽暗、閃爍不定。但作者并非僅僅描繪了這一朵浪花，而是以或沉郁或輕快的筆墨描繪了宦海中的無數浪花。作者時而運用長鏡頭概覽海面風起雲湧，時而使用短鏡頭細摹每一朵浪花。随着一波又一波海浪拂過沙灘，這些人物被細膩而硬朗的墨色一圈圈皴染。海浪不斷湧起下沉，人物随之愈發立體飽滿。可惜的是，無論這些浪花當初多麼絢麗，無論他們在曆史長河中如何因“水性”不同而或“沉”或“浮”，最終皆化作泡沫。

首先是以故事化手法寫人物，這是最吸引人的一種人物呈現方式。故事或來自于野史，或來自于傳聞轶事。這些口耳相傳的傳奇故事，既能補充正史資料的不足，又能增添傳記閱讀的趣味。蔡京的出場是從蔡氏兄弟算命開始的，其奇異處，不在于精通命理的僧人竟然大體測對了蔡京、蔡卞的命運軌迹，而在于兩人不信，“旬日複往”，該僧“一如前次，無一語差謬”，這就有趣了。後來蔡京高中進士，名列第九，蘇州一位名為蘇瓊的官妓善詞，為蔡京即席作詞曰：“記得南宮高選，弟兄争占鳌頭。金爐王殿瑞煙浮，名占甲科第九。”這種故事化野史的使用，在人物塑造中反而起到正史難以呈現的表達效果，令人過目難忘。

蔡京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書中對蔡京的外貌沒有直接描寫，但餘杭有個擅長命相之術的楊道士曾語人曰：“此人面如美玉琢成，百體完就，無一不佳者。是人當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位。”由此可想象蔡京相貌，竟比直接描寫更真切了。另外，據說蔡京能仰觀火辣直射的太陽，眼睛一眨不眨。此語雖有誇張，但能見出蔡京的确是一位不同于常人的狠角色。野史還記載蔡京有言曰：“既做好官，又要做好人，兩者豈可得兼耶！”可知蔡京四任宰相，不是沒有原因的。

陳歆耕本人即好書法，他以書法論蔡京之為人，可謂信手拈來，尤為精彩：“蔡京不愧是一流的書法家，他深谙手中筆墨何處該方，何處該圓，何處該先方後圓，何處該先圓後方，何處方圓兼濟。他用筆看似随心所欲，卻處處藏着不露的心機、鋒芒、狡詐與智慧，可以柔軟如羊毫，也可剛硬似鐵刷。”

其次，作者還擅于運用對照手法，抓住細節寫人物，以寥寥數筆勾勒出諸如王安石、蘇東坡、劉安世、範純仁、陳瓘、朱勔、張懷素、蔡襄等曆史人物群像。比如寫朱勔和潘兌，朱勔靠給皇上進獻巨石和桧樹而得寵，其宅第被時人稱為“東南小朝廷”。宋徽宗曾用手撫摸朱勔錦袍，朱勔便将皇上的手印繡在錦袍上，處處示人；徽宗又曾用手握着他的手臂私語，朱勔便用黃帛将皇上握過的手臂處纏上，與人相見，此臂不舉，以示對皇上的無限崇敬之情。徽宗的侍從官潘兌也是一個“鼻孔朝天、行走用肚皮開道”的人物，朱勔看上他一塊風水寶地，二人争搶，互不相讓。朱勔通過内宮線人獲得皇上禦筆，強奪其地，後又買通禦史官員，誣告潘兌有罪，褫其官職。其無恥之形狀，猶如“狗咬狗，一嘴毛”。

還有正反對照。作者把王安石與蔡京比做一根繩子的兩端，巧妙選取兩人生活習慣的某個側面對照描寫，入木三分。比如，神宗和王珪看到王安石衣領上的虱子，二人“隻是會心一笑，未吭聲”，畫面感極強。王珪下朝後打趣王安石：“屢遊相須，曾經禦覽。”王安石聽後的反應卻是“一笑了之”。王安石于書卷外，一切嗜欲都異常淡薄，常常“囚首垢面而談詩書”，吃飯隻吃離他筷子最近的那盤菜。蔡京則奢華無比，他愛吃蟹黃包子，做包子也要用十數個年輕嬌美的婢女流水作業。如此對比之後，結果令人震驚，王安石兩次任相時間相加僅5年，而蔡京卻能在相位長達18年又6個月。

第三，借他人眼中的樣子間接描寫出人物的變化過程。令人刮目的是，作者筆下的人物，大多更新了大衆的固有認知。比如蘇轼在本書中的形象，既不同于文學史中那個豪放灑脫的一代詞人，又不同于林語堂筆下那個享受人生趣味的理想人物，而是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蘇轼。去黃州之前，蘇轼任性使氣，表現令人咂舌。他因政見不同惡攻“密友”章惇；在“車蓋亭詩案”中，曾飽受“烏台詩案”之苦的蘇轼，卻不能為蔡确免于因詩獲罪挺身而出，反倒出了一個“滑頭”主意，不禁讓人大跌眼鏡。65歲那年，朝廷大赦天下，他從海南北歸。此時的蘇轼，已非昔日“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的子瞻。這裡寫蘇轼，是以老友劉安世的眼光間接描寫，“坐時已自瞌睡”“知其不永矣”，并語人曰：“浮華豪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這種間接的表現手法，更能激發出讀者今非昔比的感慨。

作者在這裡采用自然流動的小說叙述手法，筆随意走。筆至此，順勢寫劉安世這個人物。蘇轼贊劉安世“鐵石人也”。作者藉此宕開一筆，寫到“鐵石人”幾次死裡逃生的奇異經曆。劉安世行山中，一巨蟒與之對視，後離去。同行道是“見公來喜相迎”。章惇派人殺安世，幾次三番，殺人者皆突發暴亡，“鐵石人”自巋然不動。人又謂之“殿上虎”，因其不畏權臣、敢道真言。當初，司馬光賞識其人品，問為何，道“某閑居，足下時節問詢不斷，某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某所以相薦也”。作者道：“一個持有正确政治理念的人，未必是個善人；相反，一個思想保守的人，也未必是惡人。”誠哉斯言！

第四，作者擅于寫普通人情，寫得家常、溫暖，對于曆史人物傳記來說，這樣的手法溫婉有情、可讀性強，能使文字軟化。64歲的王安石，病中思念女兒女婿，作詩寄小女兒曰：“仰有桂兮俯有蘭，嗟汝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歎。”又有詩贊小外孫女曰：“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小從他愛梨栗，長成須讀五車書。”此情此景，極富代入感。

作者塑造人物時，筆底每每充滿感情。比如寫蔡确，他因詩獲罪，從此沉默寡言。蔡确被貶新州，隻攜愛妾“琵琶姐”和一隻鹦鹉赴任。每喚愛妾，便敲一小鐘，鹦鹉代為傳呼。不久琵琶姐病死，一日蔡确穿衣，誤擊小鐘，鹦鹉又連連呼喚“琵琶姐”。可是“鹦鹉聲猶在，琵琶事已非”，蔡确從此抑郁成疾。等到新黨重新掌握朝政，蔡确已客死新州，追随琵琶姐而去。

第五，作者擅于捕捉戲劇性沖突，在矛盾中凸顯人物性格，以此揭示黨争的荒誕。“借刀殺人”一節中，曾布試圖調和新舊兩黨，屢次向徽宗引薦陳瓘。被稱“道德狂人”的陳瓘卻上書彈劾曾布，并做好了卷鋪蓋走人的準備。宋徽宗道：“瓘如此報恩耶！”曾布無言以對。“引狼入室”講的是“龜鶴宰相”韓忠彥和曾布的“神操作”：在蔡京即将入京時，韓忠彥遣子到郊外恭迎，而曾布則遣子至更遠的20裡外迎候。雙方都想引蔡京這頭“狼”撲倒對方，沒有料到雙方都倒在了蔡京的“狼爪”下，結局令人唏噓。

最後是閑筆的趣味。陳歆耕是一位幽默風趣的學者，他的文化随筆每每有一種舉重若輕的幽默感。《蔡京沉浮》延續了這樣一種文字風格，在這本略感沉重的曆史傳記中，輕幽默随處可見。比如說到蔡氏兄弟與王安石的姻親關系，稱其為“隐形資産”，在風向突轉的政治背景下，可能又轉化為“負資産”，令人莞爾。他又說，在變法陣營這盤棋上，蔡京既不是“帥”，也不是“車”，充其量隻是“馬”和“炮”而已。讀之，仿佛聽到了政壇戰場的厮殺聲。

垂簾聽政的高太皇太後一入土，新一輪人事變動開始。作者道：“假如我們穿越到宋代，就會看到一道很特别的風景：在各條通往京都的驿道上，車馬辚辚，沿途可見來來往往的高官。有的是赴朝任職，自然是志得意滿，各地方守官道口相迎送，置宴席掃塵，唯恐不周；有的是貶放外地，滿腹惆怅，地方守官躲之唯恐不及。曾經的政敵，會不會湊巧住到一個館舍裡？偶然相逢會說些什麼？”縱觀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曆史，無一不是熙熙攘攘，你方唱罷我登場，一朝天子一朝臣，扛着幾個腦袋也未必能夠善終。所謂的“奸”“惡”“小人”這類概念，恐怕叫最高級的研究學者來研究一輩子，最終也隻能是一盆糨糊。

三

陳歆耕的這部《蔡京沉浮》，有時讓你忍俊不禁，有時又令人掩卷沉思。這是一本能夠讓人變得更通達的書，也是一本讓人增長智慧、思想變得更深刻的書。作者以深厚的文學功底，成功刻畫了一群千姿百态的官場人物，“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從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除了這些耀目的浪花，作者還濃墨重彩呈現了北宋晚期宦海的波瀾、皇帝的更叠，這是蔡京等人活動的曆史大舞台。誠如作者所言：“蔡京的人生軌迹，仕宦沉浮，僅僅是本著的一根藤蔓，用這根藤蔓可以牽出更多令人或驚詫、或唏噓、或矚目、或仰望、或垂淚的甜果、苦果、惡果、毒果、爛果……”

作者在這本書中，不止啟發讀者重新思考曆史，還為讀者留下進一步反思的空間。比如蘇轼臨終前作《遺表》，披肝瀝膽，慷慨淋漓，後因政風又變，唯恐禍及子孫友人，遂不令傳于世，導緻《蘇東坡全集》中《遺表》缺失，給世人留下無法彌補的遺憾。更令人唏噓的是，對于司馬光、蘇轼、蘇轍等人來說，他們孜孜以求的政途，或陳腐守舊、不值一提，或一生不得志、颠沛流離，皆未能提升他們人生的高度；相反，他們無意追求的文學，卻使他們名垂千古，作品成為世界瑰寶。

我們究竟該如何評價蔡京？作者慨歎道：“筆者常常在精明、奸詐、智慧、卑鄙、君子、小人等詞語間徘徊，無法選擇一個單一的詞語來描繪蔡氏兄弟這樣的人。”其實，豈止是蔡氏兄弟，對于穿梭于宦海中的任何一個人，我們恐怕都無法給出一個恰當的評價。或許，隻有抛卻附着于生命本身的層層污垢，回到作為人的最基本的常識和情理上來，才能夠得出對一個人的基本判斷。（馮現冬）

原标題：揮灑趣筆閑情 凸現人物群像 ——讀陳歆耕曆史非虛構新著《蔡京沉浮》

來源： 文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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