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不僅體現了曆史的連續性，還涉及新興思維方式的突破和發明。共同人類與平等的曆史中有兩個重要的轉折點。第一個轉折點以軸心時代出現的對共同人類的宗教和哲學論述為特征；第二個轉折點是啟蒙時期現代平等與現代不平等的興起。

鑒于本書的問題域，我們或許可以将軸心突破描述為對人類的多重發明的時代。那個遙遠時代中的許多宗教及哲學論述仍流傳于我們現代的全球化世界，但它們全都受到了近三個世紀以來啟蒙思想在全球範圍内的傳播和重塑的影響。軸心時代的宗教和哲學以一種雙重運動來适應現代性：一方面，它們将自己重新定義為啟蒙思想中某些面向的反面；另一方面，通過參與現代政治以及應對現代思想的挑戰，它們也吸收了啟蒙思想的曆史觀念和時間觀念。例如，18世紀反對奴隸制的新教徒譴責它不僅是對上帝威嚴的冒犯，同時也違反了自然平等。作為虔誠的基督徒，新教徒能夠以“人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創造的”為原則，遵循自然平等；但如果沒有現代自然法的啟蒙語言，他們不可能将人類靈魂作為靈魂容器的這一精神理念，與自然權利的社會政治概念聯系起來。同樣，19世紀認信的政治家們拒絕接受進步的理念，但通過發起自己的政治運動，他們采納了啟蒙運動的政治理念，即政治是一種面向未來的計劃性活動，旨在理性地“改善”社會。此外，他們堅持對人民主權的理論概念持譴責态度，同時繼續推行政治民主化。

在本書中，我強調過，啟蒙運動的特點是現代平等和現代不平等的雙重發明。現代平等假定個體是首要現實，社會隻是人們為了增進自己的安全感和舒适感而創造出來的一種人工産物。個體被描述成自由平等的，這種觀點既可以建立在唯物主義或唯心主義哲學上，也可以建立在開明的宗教教義上。在人類學和規範性意義上，自由和平等被認為“天然的”。它們被看作是原始的“事實”，但同時又是政治和社會秩序的規範基礎。現代平等标志着世界曆史的轉折點：此後，人人都被預設享有平等地位，而不平等卻需要合理的理由。也就是說，不平等必須用啟蒙人文科學的語言來解釋。18世紀末，平等和自由成為載入成文憲法的基本原則。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政治新起點。

然而，我們還應該補充一點——盡管“平等”在理論上具有普遍性，但在實踐中卻建立在以男性為主導的民族框架之内。由文化界定的民族受到了平等的限制，但無法從現代平等的角度對這些限制進行融貫的理論化，對女性公民權的剝奪也是如此。從曆史上看，文化民族（cultural nation）的概念與種族的概念具有某種相似性。令人吃驚的是，從18 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民族”和“種族”的概念經常被當作一對轉喻詞。兩者都被定義為有血統的群體（民族血統、種族血統），都被假定了一種先于所有理性選擇、深刻錨定在曆史之中的“命運”，并且都使用了民粹主義的政治語言。民族主義是一種借鑒了想象之傳統的現代教義，正如曆史學家喬治·莫斯（George Mosse）明确指出的那樣， 民族主義也是一種人民集體崇拜自己的民間宗教（civil religion）。在民族共同體内部，民族主義是一種平等的話語，但在全球範圍内，它卻是一種排外的話語，通常與種族話語同時出現。

啟蒙運動催生了四種關于現代不平等的論述。政治經濟學為社會經濟不平等提供了合理的論據。新興的生物心理學理論在對性别差異進行讨論時，認為女性在尊嚴上與男性平等，但卻天然屬于“他者”，并受到男性權威的支配。種族劃分把人類框定在以生物學為基礎的等級制度中。最後，曆史哲學提出了一種新的時間機制。此後，文化的多元性不僅在地理框架中，還在時間序列中被理論化。新的時間機制将時間理論化為一種發展和進步，但不一定指道德進步。因此，歐洲在空間和時間上都是一個獨特的節點，即世界曆史的終點。

在對啟蒙運動的讨論中，我展示了現代平等和曆史哲學的結合帶來了一種跨文化平等的話語，這種話語将平等定義為“變得像那些已經獲得平等的人一樣”——也就是說，變得像歐洲人一樣。歐洲乃至後來的“西方”，代表着人類的啟蒙先鋒，從而被賦予了以啟蒙理性指導世界其他地區的教育權威。孔多塞的曆史進步理論認為，歐洲的教育學是促進全球平等的催化劑。用今天的哲學術語來說，孔多塞将平等與一種相當強烈而絕對的良好生活信條混為一談。它包括了所有對啟蒙文化持開放态度的人，但同時也排除了那些信奉其他正統思想的人。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機制在法國大革命的猶太人解放運動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猶太人雖被視為自由平等的公民，但不得不将自己的猶太性限制在私人領域。法國當今的政教分離（laïcité）的世俗教義是孔多塞曆史哲學的一個遙遠分支，它試圖将一切宗教實踐及符号都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

對啟蒙的平等和文化差異概念的解釋非常重要，因為啟蒙運動與思想史上的其他事件不同，它不願默默無聞地被曆史湮沒。啟蒙運動中的許多思想和理想至今仍在受到整理、辯護或批判。曆史學家喬納森·伊斯雷爾對激進啟蒙運動的傑出研究十分有影響力，他主張，隻有拒絕宗教并且信奉哲學一元論的唯物主義思潮是始終如一的平等。在伊斯雷爾看來，斯賓諾莎、貝爾和狄德羅都是他的曆史中的英雄。伊斯雷爾認為， 現代平等的普遍性話語不能建立在宗教的世界觀之上，因為宗教思想家必定會看低其他宗教的信徒，更别說無神論者了——在宗教思想家眼中， 他們比自己劣等，生活在謬誤的黑暗中，無法完全接受宗教真理的至高無上。在本書中，我已向大家表明，一神論宗教中對聖戰的論述證實了伊斯雷爾的論點，但同時，一神論宗教中對共同人類的有力論述又為平等的普遍性概念奠定了基礎。18 世紀和 19 世紀反奴隸制的代表絕大多數都是狂熱的新教徒。由此可見，普世主義（人類的統一）與特殊主義（隻有信徒掌握真理）之間的二元性是所有宗教的基本特征。

但伊斯雷爾沒有認識到，啟蒙運動也體現出一種類似的二元性。“啟蒙”（enlightenment）的字面意思是“從黑暗走向光明”。現代平等的發明是啟蒙運動最重要的思想創新之一，但啟蒙理性也将人類分為兩大陣營：已經開化的人和尚未開化的人。已開化者有天職去教育——去啟蒙——尚未開化的人。啟蒙運動就像宗教一樣，無法擺脫普世主義（人類的統一）和特殊主義（隻有啟蒙運動，或者隻有激進啟蒙運動，才掌握真理）的二元性。無論真理是由一個普世的神還是由普遍理性所代表， 其基本的兩極都是相同的。唯一能夠合理化啟蒙運動的特權地位的考量是，宗教平等主義者從啟蒙政治思想中汲取了一部分（但絕不是全部） 對社會和政治的洞見。然而，至于對人類的統一和壓迫之邪惡的基本信念， 他們從《聖經》中就能夠得到充分的支持。

伊斯雷爾将主張平等的激進啟蒙運動和不那麼追求平等的溫和啟蒙運動一分為二，但這個二分法也解釋不了殖民主義和帝國的激進批評人士中存在的哲學多樣性。狄德羅實際上是一個世俗的一元論者，雷納爾的世界觀則基于自然神論，而安基提爾－杜佩隆來自詹森派教會，到了晚年，他接受了一種調和主義的宗教信仰。在前文中，我已提到過絕大多數廢奴主義者都信奉新教。至于現代不平等，令人吃驚的是，種族劃分認為人類是動物王國的一個固有的組成部分，這一觀點與唯物主義一元論非常一緻。布豐和布盧門巴赫認為白色人種天然且至高無上，此觀點完全是以人體長期演化的環境論以及原始進化論為基礎的。為了逃避這種唯物主義邏輯所帶來的糟糕後果，一些自然曆史學者借助神學觀點論證人類的統一。同樣，啟蒙運動使性别成為一個本質上具有争議的概念， 但性别平等在基督教、笛卡爾二元論和一元論中始終能得到捍衛。

此外， 在性别和種族問題上，唯物主義一元論者也可以用自然曆史的論據為女性或種族的劣勢辯護。狄德羅得出的結論是，女性的生理機能使其産生過多的激情，從而損害了她們的邏輯思維能力。最後的結果是，激進的啟蒙運動和溫和的啟蒙運動一樣，将現代平等與關于現代不平等的若幹論述進行了結合。

此外，曆史哲學的四階段論以及其核心的發展的時間性，均為啟蒙運動中的激進派和溫和派所接受。狄德羅、雷納爾等激進人士跟杜爾哥、斯密和羅伯遜等溫和派有着一緻的看法。盧梭輕蔑地否定了一切道德進步的觀點，但仍然支持曆史發展的階段論及其必然的結果，即現代曆史沒有後路可退。即便如此，盧梭是少數幾個至少嘗試過對發展的時間性進行批判的啟蒙思想家之一（并且他公開承認發展的時間性絕不可能是穹狀的）。但盧梭并不是激進的一元論者，而是一個溫和的自然神論者（至少在伊斯雷爾的分類中如此）。在我看來，現代平等與曆史哲學的結合， 是政治與曆史的啟蒙思想的根本基石。因此，現代平等與以歐洲為中心的曆史哲學之間的張力，遍及所有曆史和社會的啟蒙思想。

因此，我們可以預見，現代平等的實際曆史軌迹并不符合孔多塞的“穩步全面提高”模式。我們可以發現，法國大革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接納種族平等，卻斷然拒絕讓女性擁有公民權。但在19世紀晚期，這個模式自身發生了徹底的轉變。當時，女性首先在歐洲和白人移民殖民地，後來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以及一些亞洲國家獲得了公民權。法國大革命時期對有色人種及黑人開放了公民權，但這在拿破侖時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實在影響甚微。雖然大西洋奴隸制被廢除，但在後奴隸制國家，得到解放的奴隸以及其他的有色人種最多也隻能成為二等公民。在種族問題上，1800年至 1945年間盛行的不是民主思想，而是科學種族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全球災難才廢去了科學種族主義，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非洲人、亞洲人、非裔美國人和南非黑人還是必須進行艱苦的長期鬥争，才能獲得民族自決和全部公民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通往當今民主之部分支配地位的道路既不是筆直的也不是平坦的。隻要長遠邏輯一直存在——但這并不是必然的——它就隻會受到在曆史的偶然性中行動的人們的影響。

我們能從啟蒙運動中得出什麼結論呢？啟蒙思想的一個特點是它包含着一種元文本，即将批判視為精神與其自身不斷鬥争的過程，這使它具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強大的批判潛能。在且隻在這種鬥争中，批判超越了宗教。當然，自我批判和哲學本身一樣由來已久，但在啟蒙運動時期， 它變成了一個綱領性原則。正如康德在第一版《純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所言：“我們的時代是名副其實的批判時代，一切都必須服從于它。”或者，正如達朗貝爾在《百科全書》序言中所說的那樣，“讓我們永遠尊重笛卡爾，但也讓我們随時做好準備抛棄那些他自己在一個世紀後也會與之鬥争的觀點”。

因而在大體上，啟蒙運動可以進行批判性的自我反省。但是，在曆史上，早期近代的啟蒙運動傾向于将正在進行的思想批判及修正與現代曆史的時間性本身混為一談，從而将所有非歐洲的思想文化都置于“前現代”的邊緣。人們可能會推測，對此的解決途徑将是退回到一種無文化負載的、與任何曆史哲學都無關的程序自由主義。然而，要去設想一個非時間性的、無文化負載的，但在曆史上卻仍然可信的個體性概念是極其困難的，或許也是不可能的。

*受篇幅限制本文有删減，摘選自《發明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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