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并不是近代才出現的瘟疫,但對于它的真正認識,卻是源于1894年廣州城的一場疫情。雖會讓人聯想到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但卻真正破除了其身上的神秘色彩,從認知上扭轉了大家對鼠疫的認識。
1894年,廣州的氣候有些不一樣,持續雨季。那時,還沒有現代的供水設施,大家都是沿用幾千年的老方法,用内河或井水來維持日常用水。
所以,街頭出現的大量死老鼠并沒有引起大家的重視。不過,很快大面積出現的疫情症狀,讓人恐慌不已。當時的報紙有記載:“時時身上發腫,不一日即斃”,每日出現的症狀者有30人左右,過半的死亡率。
由于,此次疫情蔓延相當迅速,讓人不得不擔憂是否會再次上演歐洲中世紀的悲劇。于是,各國加強了港口的檢疫規章制度,而香港更是于1894年5月10日宣布成為疫區。不過,這麼做并不能有效地防止瘟疫的蔓延。
這種做法,隻能是消除心理上的一種本能恐懼,因為,在西方人看來,這就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
在當時,中醫和西醫均顯得無能為力,政府隻好求助于外界的力量。于是,日本政府派出了兩位醫學博士,青山胤通和北裡柴三郎,他們來到香港考察疫症情況。但很不幸,兩人均在二周後出現疑似症狀,後被隔離治療,青山胤通更是死于鼠疫。北裡柴三郎經過此事,更是激發了他的研究動力,終于在顯微鏡下發現了鼠疫杆狀物。
同期,法國政府也派出了耶爾森來到香港,主要的目的是要拿出對策,不讓疫情蔓延到越南。當時,耶爾森随身帶的研究工具,隻有一台顯微鏡及消毒蒸鍋。實驗室也相當簡陋,隻是醫院裡的一棟草房。當時,耶爾森為了獲取病理樣本,直接向香港總督申訴,才接觸到了病人,拿到了最原始的病理資料。
盡管條件如此苛刻,耶爾森卻僅僅用了5天時間就分離出了鼠疫杆菌。而且,他和他的助手,還證明了此次疫情中,老鼠和人感染的是同一細菌。自此,鼠疫有了第一個科學定義,它是一種可以接觸傳染和可接種的疾病,其媒介很可能就是老鼠。為此,耶爾森還對此病提出了詳細的治療方法。
由于,耶爾森早于北裡柴三郎确認了鼠疫和鼠疫杆菌之間的關聯,所以,一般都認為耶爾森就是鼠疫杆菌的發現者,并以他的名字命名該細菌,鼠疫耶爾森氏杆菌(Yersinia pestis)。不過,跳蚤在其中的病媒作用,卻是到了1903年才被李斯頓發現的。
當年,這場疫情不僅使中醫、西醫兩個醫學體系在治療理念上産生了沖突,連舊有的生活習俗和現代衛生觀念都有了沖撞。
在傳統醫學中,瘟疫的産生由“疫氣”所緻,這是一類具有強烈傳染性的外感病邪。當時的中醫認為,氣候反常,淤積濕氣,得以産生濕熱之毒,于是,老鼠先染此病,再是人。而這些濕熱之毒,以痰血形式聚集成“疙瘩”。
在西醫看來,這個“疙瘩”就是淋巴結的腫大,病情發展到一定程度,這個腫大的淋巴會化膿、破潰。
而這些症狀在中醫眼中就是“痰血”。
對病症的看法不一,當然拿出的治療方案就截然不同。在這期間,流傳一“辟瘟古方”,一共有七十五味中藥為外用,并登報推廣。
當時,大家對于西醫是相當陌生,尤其是術後感染導緻的死亡,讓大家沒法接受西醫的治療。而西醫則認為:杜絕此病蔓延,就必須做好檢疫工作,要重點治理居所環境的衛生狀況。
其實,大家已經開始意識到“老鼠”就是“疫氣”傳播的罪魁禍首了。
于是,廣東部分地區開始了“有賞捉鼠”,一隻老鼠給十文錢。據說,很快就收集了上萬隻老鼠。
有人記錄了當時中醫所用的方子,以化濕為主,主藥為豆蔻,還用磨成粉的野菊花葉子外用。同時,也有一個西藥配方廣為人知,海水中添加生石灰(必須來自石頭),過濾後再添加甘汞,用其液體塗抹患處。若是病情危重,那就在溫熱的海水中添加一定量的碘化鉀,讓病人立即服用。
如果,用現代的醫學理念去看當時的“藥方”,感覺應是無效的。尤其在西醫的方子中,有劇毒的“汞”。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用“汞”來治療疾病,卻是歐洲通行的辦法。當時的專家們也表示,無特效藥來攻克這一“難題”,隻得從個人和公共衛生上杜絕傳染。既然連醫藥都失去了作用,那人們自然就會傾向于另一種力量——神靈,來庇佑自己。
當時,人們也用了各種方法,期望可以“驅趕”“瘟神”,如:放鞭炮、擡着“神”巡街,連龍舟都被寄予了希望,穿行在城市之中。當然,在當時的西方人看來,這就是不折不扣的迷信。如今看來,這種迷信的行為,更多的則是人們面對無力解決的“災難”時,才用儀式來寄托的一種美好的祈求。
此次鼠疫爆發後,到1896年香港死亡人數超過1000人。亦在同年,鼠疫在台灣及印度孟買爆發,之後亦被當地稱為“風土病”。1899年埃及、南非、夏威夷、美國舊金山及中國東北先後爆發鼠疫,日本亦有案例。1900年在澳洲及俄羅斯爆發,最終,傳及全球除南極洲外所有大洲,一直到1950年,此次全球大流行方才完結。
歐洲黑死病的影響是巨大的,在華的西方人士都認為:這是再版的曆史上演。正因為如此,才有了相關細菌專家前來研究,并有了突破性的發現。同時,也破除了多年來西方人對鼠疫的“宗教認識”,這不是來自上帝的懲罰,隻是通過鼠蚤傳染的一種傳染病。
雖然,當時的醫學可能并沒有很有效地控制此次疫情,但任何一個新出現的臨床症狀,都會積極地促進醫學的發展。如現在,帶給醫學真正突破的動力,就是人們對于自身更深層次的了解和認識。
參考資料:
【《瘟疫與人》、《中世紀一場歐洲大瘟疫:奪走2500萬歐洲人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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