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2017-08-23 黃茂軍 九德最好

✎ 文 | 黃茂軍（資深媒體人）

小編按：本期《金華山筆記》為大家帶來“黃大仙”的故事。這個一度在香港電影裡抛頭露面的流行元素居然發源于金華，并與這座城市有着密切的關系。正如作者所說，黃大仙是金華山最大的賣點，問題在于，怎麼賣？“是不是一座祖宮、幾處神迹就足以架構一個5A級景區，引來信男善女的無限香火？千裡之外的香港黃大仙祠會不會對故裡祖庭構成遮蔽？為什麼如過江之鲫的信徒多在海外？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他們前赴後繼地匍匐在一位金華道士的像前？”這些設問，在本文中都能找到答案。

有這樣一種說法：在民間的江湖中，關于金華的人物最著名的莫過于一鬼一仙：鬼是蘭若寺裡的聶小倩，仙是赤松宮裡的黃大仙。有意思的是，兩位栖身于中國古籍裡的非人類，其知名度都拜一地所賜，那就是香港——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倩女幽魂》，幾人能識聶小倩；同樣，如果沒有香港黃大仙祠的香火，天下華人又如何領略“金華分迹”的靈驗——傳說中黃大仙出沒的山林，正是金華山。

這絕對是金華山的賣點。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賣？比如黃大仙，是不是一座祖宮、幾處神迹就足以架構一個5A級景區，引來信男善女的無限香火？千裡之外的香港黃大仙祠會不會對故裡祖庭構成遮蔽？為什麼如過江之鲫的信徒多在海外？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他們前赴後繼地匍匐在一位金華道士的像前？曆史記載裡的黃大仙似乎從沒有走出過金華山，但坊間傳聞裡的黃大仙卻分迹港澳地區、東南亞地區乃至世界各地，他是中國最著名的“僑仙”，也是最為神通廣大、有求必應的心靈慰藉師。

▲香港黃大仙祠（圖片源自網絡）

懇請偉大的金華山開示，該如何去激活這個不朽的黃大仙要素？

2012年4月13日的《金華日報》 第8版刊有一篇《黃大仙的前世和今生》，文中通過采訪金華市僑聯原主席蔣荷荊先生，述說了一段黃大仙回家的故事：

1985年，浙江省僑辦的周添成接到香港方面寄來的一封信，大緻意思是：聽說黃大仙是金華人？希望能得到黃大仙故裡的答案。“信奉了幾十年，香港人甚至不知道黃大仙是哪裡人。”蔣荷荊說。即便是在老家金華，黃大仙的生平也鮮為人知。

這封來信最終轉至金華。當時的市領導很重視，要求有關部門查明，黃大仙究竟是不是金華人？“統戰部領導把這一任務交給了我。我找了群藝館的老戴，開始研究，翻閱了大量史料，從最早的晉代《神仙傳》（葛洪著），到唐代《元和郡縣志》（李吉甫撰），再到《太平寰宇記》，以及明清時期的《金華府志》《金華縣志》。最終确認，黃大仙确實是金華人。”蔣荷荊說。

據說當時香港的宗教團體分别派出了四個小組，分赴浙江、四川、廣東、雲南四地找尋黃大仙故裡。最終，史料和實物最具說服力的金華，在這場黃大仙故裡之争中完勝——今天的金華人如果視當年蔣荷荊先生們的發現與證明僅僅是一場榮譽之争，那麼，這一榮譽給金華山、給金華帶來的貢獻是非常有限的。

“黃大仙故裡”之争應該有更為現實的考量。

我在翻閱黃大仙的傳播路徑中發現，其信衆分布由廣東及香港、由香港及東南亞、由東南亞及世界各地，僑民比例巨大，這些身世飄零的異鄉人可能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和文化的被認同，他們需要辨識度，需要對周邊的不确定性實現掌控……造神是滿足上述需求的本能，所謂黃大仙的“靈驗”和“有求必應”，應該就是造神的結果。

所以黃大仙有“僑仙”的别号。

▲黃大仙信衆與遊客（圖片源自網絡）

2004年夏，我去廣東的佛山、潮州和福建的德化三地采訪，這三座城市都以瓷都自居，因為它們都把陶瓷這個既不高科技也不環保的夕陽産業做成了地方支柱性營生，對一些傳統陶瓷産地（比如景德鎮）和計劃經濟時期的陶瓷工業城市（比如唐山和淄博）構成強有力的沖擊。我在采訪過程中發現，這三座城市有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是中國最為著名的僑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鄉黨将一份份海外訂單發回到老家，最大程度地刺激了上述地區的陶瓷業的中興。

全球公認的未來學和城市問題研究權威，美國查普曼大學都市未來學研究員喬爾·科特金在他的一項研究中通過對五個“全球部落”（猶太人、英國人、日本人、中國人和印度人）的案例研究發現，在全球經濟中強大的僑民是成功的決定因素：

僑民社區中許多成員都具有雙語或多種語言能力，他們能覺察出他們參觀或居住的社會中“失去了一切”，他們更能發現他們的群體有何共同、和“别人的群體”有何差異，也許正是因為需要對他們周圍的現狀保持敏感，所以除了在商業和金融的成就外，僑民群體在藝術、電影和傳媒娛樂業等方面的成就也極其發達。

在沿海省份浙江的版圖中，金華卻是一典型的内陸城市。在某種意義上說，内陸與沿海不僅存在地理的差異，更存在心理的差異和文化的差異。就僑居海外這個角度而言，金華人顯然不及與其比鄰的溫州人，所以在兩地的經濟傳統和行為中，各自的地域特色十分明顯，金華人擔貨行走時，溫州人漂洋過海……比照前面所援引的科特金的發現，我們似乎有理由為金華的内陸性操心。

黃大仙應該成為此間金華人提升經濟格局的一把秘鑰。

前面我們說了，出門在外的人需要辨識度，需要文化的被認同和對周邊不确定性的掌控，類似黃大仙這樣的神成為一種文化的向心就成自然。這股文化向心力有沒有可能成為資本的流向？回答應該是肯定的——自黃大仙故裡被确認後，金華和香港之間的往來與互動明顯頻繁，金華山黃大仙祖宮的香客中，操着一口粵語大呼小叫的接踵而至。

▲金華黃大仙宮（圖片源自網絡）

科特金曾經斷言：“全球部落的成就顯示在湧現的世界經濟中，價值、對獲取知識的重視和世界視角的重要性……在日趨跨國化和高度競争的世界經濟體系中，高度依賴于對知識和知識獲取，培養這種人群出現的社會将會繁榮。”闡述的依然是僑民在地方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但科特金不應忘記全球部落持續不減的尋根熱情，這股與全球化伴生的文化基因破解浪潮已經在很多地方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迹。

回歸與擴張，兩股截然不同的力量雕刻出世界最血脈偾張的經濟版圖，典型如以色列。

二

金華山完全有條件被打造成全球各地黃大仙信衆共同的老家和樂園。

有消息雲，地方決策者已經對此有所動作，一座“僑仙文化園”将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在金華山落成。有必要提請決策部門注意的是，如果僅僅是從旅遊角度建設，容易把一個大項目做小，需要扣題的是黃大仙的“有求必應”究竟是什麼？

在我所能找到的關于黃大仙的史料記載中，幾乎都提到俗名黃初平的道士“以行醫濟世為懷而廣為人知”，更有研究文章稱，黃大仙“有求必應”的美譽最初就是來自他得道之後的贈醫施藥，而非當下最負盛名的靈簽——這一傳統和世界很多地方的宗教一脈相承——某種程度上理解，黃大仙其實首先是一位良醫。

黃大仙的“行醫濟世為懷”，成為後來者繼承的衣缽：

1915年，道侶梁仁庵、梁鈞轉父子，從廣東西樵山普廣祖壇奉接赤松仙子寶像來港。原先在灣仔供奉，1921年，大仙乩示，到竹園吉地，建“啬色園”至今。啬色園本來是上述幾位紳商的私人修道别墅，1921年初接黃大仙來港時，并不是任人參神，但因後來善信要求入廟參神者日衆，各紳商平日樂善好施，于是就定下開放時間，并将香火收入，撥充善舉，贈醫施藥，年年無間。（百度百科·香港黃大仙祠）

兩組關鍵詞需要适時浮出水面：中醫藥和養生。

按說這兩組詞其實是一個種概念和子概念的關系，養生是中醫理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因為養生為防，醫藥為治，所以個人以為還是分列開來各表為好——傳說黃大仙和他哥哥得道之後回老家，發現村裡和他們同輩的人都蒼老不已，唯有他們自己依然是青春模樣，神話裡的神仙術落在今天其實就是得養生之法，所以黃大仙不僅是一位良醫，更是一位駐顔有術的調理專家。

據史料記載：春秋戰國時期中醫理論已經基本形成，已經采用“四診”，治療法有砭石、針刺、湯藥、艾灸、導引、布氣、祝由等。西漢時期，開始用陰陽五行解釋人體生理，出現了“醫工”，金針，銅鑰匙等。在黃大仙橫空出世之前的東漢，有著名醫學家張仲景，而更早以前的華佗則以精通外科手術和麻醉名聞天下，還創立了健身體操“五禽戲”。上述史料說明，在黃初平成為黃大仙之前，中國的中醫藥行當不僅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理論體系，而且還有一套經過臨床檢驗的中藥體系，這應該是他能夠兌現“有求必應”的前提。

▲華佗五禽戲（圖片源自網絡）

金華不僅是杏壇風雲之地，也是杏林繁茂之鄉，黃初平的“被”黃大仙，直接遮蔽了他的扁鵲本色，這點和後來大儒朱震亨隐身于朱丹溪的盛名驚人相似。

說到朱丹溪，我個人有一故事。

2003年9月，我得到一個采訪北京同仁堂的機會，在那裡認識了一位對中國傳統醫藥特别癡迷的先生，他其實隻是同仁堂的一位政工幹部，負責安排我的采訪事宜，這位北京土著對朱丹溪尤為推崇，三兩句話，就必有“丹溪先生雲”的引經據典，特别搞笑的是他一說“丹溪先生”就得站起來，弄得很神經質。

時隔這麼多年，我還記得他一本正經地說：“節飲食，戒色欲，這是丹溪先生的養生主張。”

也是從這位先生那裡，我第一次知道金華的磐安還是一個大面積種植藥材的地方，而黃大仙故裡蘭溪，更是走出一家康恩貝藥業。這事過後沒多久，康恩貝上市，已經離職的我還跟過去的同事建議“這是一個好選題”，因為康恩貝一直堅持生産中成藥，建有國内最大的現代植物藥制造基地——康恩貝植物藥産業園。

▲康恩貝生物制藥公司（圖片源自網絡）

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是一個信号，中醫藥業方興未艾；随着中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古老的養生理論很可能激活一個巨大的市場——咱們最後切題：黃大仙要素應該緊扣“中醫藥”和“養生”概念，金華山的地貌物候，是再合适不過的承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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