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高祖本紀 》：“正月，諸侯及将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陽。……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

公元前202年，劉邦受群臣進谏，勸其登基稱帝，劉邦假意推脫一番後同意，于是在定陶氾水之北登基為帝，立國号為“漢”。同年，天下大定，定都洛陽。

曆來“馬上皇帝”登基之時，多為倉促行事，有時是因為政治需要，有時是因為屬下等不及“從龍之功”，少有直接在都城登基的。但都城的選定卻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它關系到國運的順利與否，以及一連串的政治意義。

西漢定都洛陽，在當時看起來，無疑是非常正确的選擇。在劉邦看來，定都洛陽有如下好處：

其一,河洛地區為中原少有的盆地，東得虎牢之險，西有肴渑，北鄰黃河，有險可守。同時，洛陽位于天下正中的位置，水路交通便利，有利于控制天下。

其二，河洛地區自古便是各王朝統治的核心區域，土地肥沃，人口衆多。夏朝建都于河洛地區，到商朝同樣定都于河洛，直到盤庚遷都。西周建立後，更大力開發該地，建立成周，遷移殷商遺民居住，到東周更是遷都洛邑。說它是當時華夏大地開發最完善，商業最發達的地方也不為過。如果洛陽作為都城，一切都很成熟，直接可以拿來用。

其三，洛陽所在的河洛地區，被曆朝作為都城，同時各朝都是國運綿長，必是龍脈彙集之地。劉邦定都于此亦能得天下龍氣。未嘗沒有與過往比肩之意。

三個月後，一個來自齊國的戍卒婁敬托人找關系見到了劉邦。這哥們也是耿直，見到劉邦就說：“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劉邦也是一愣，心想：這哪來的愣頭青。但還是回答道：“是的”。

婁敬接着又是一大段長篇大論，但其中心意思就是說：陛下你得天下的方式和周朝不同，不能這麼簡單粗暴的模仿，定都洛陽必是有德之人，您老人家現在還沒法和周朝相比。所以，為啥不進入關中，擁崤函之險，憑借八百裡秦川及巴蜀之富，這等于掐住天下咽喉，就像秦國一樣。

婁敬的建議如此直白，自然是讓劉邦非常不爽，但他說的也是事實，劉邦開始産生了動搖。但左右的大臣都是山東的老兄弟，自然是更加傾向于繼續都洛陽了，他們給的理由是：洛陽同樣有險關可以依靠，秦朝也不過二世而亡。

當然他們的這個理由就是随便抓的一條，劉邦也沒太當回事；畢竟大秦憑借崤函之固，吊打天下幾百年也是事實。劉邦有點心煩意亂，于是問計張良。而接下來張良的話，讓劉邦徹底下定了決心。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裡，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裡，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裡，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

張良的話可以歸納如下：

1.洛陽雖然同樣有險關可以依靠，但關内面積小。雖然交通方便四通八達，但也因此容易四面受敵。

2.關中擁崤函之固，八百裡秦川可為根基，同時兼有巴蜀富饒之地，又有西北牧馬之地。

3.關中雖然也要四面防守，但其他三面都沒有像樣的對手，其實隻需要重點守住東面就可以了。

4.交通方面并沒比洛陽差多少，同樣可以利用渭河黃河水運之利。

張良的勸說，終于讓劉邦下定決心遷都關中。遷都關中的決定雖然定下了，但關中目前并沒有一個好地方，秦國都城鹹陽本是一個不錯的地方，但項羽的一把大火讓它徹底變成了廢墟。無奈隻得重新修建一座都城，蕭何受命負責修建都城。

新都城選址于渭河南岸，在秦興樂宮的基礎上，興建長樂宮。同時，将臨近的栎陽作為臨時都城。公元前200年，新都城落成，因地處長安鄉，取名“長安城”，取長治久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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