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華 上海外國語大學歐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當前在經濟和戰略兩個領域，歐盟在逐漸靠近日本，同時中歐關系遇到了嚴峻的問題。

在經濟領域，2017年12月7日，歐盟宣布已基本完成關于“歐日經濟夥伴關系協定”（EU-Japan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的談判。2018年7月17日，歐盟與日本正式簽署此協議。

與此同時，2017年12月20日，歐盟委員會發布了長達466頁的《關于中國經濟明顯扭曲的情況》的報告，批評中國的經濟制度。2018年4月16日，經過一年多的立法審議，歐盟理事會确立了更為嚴苛的反傾銷與反補貼法規，矛頭指向中國。

在戰略領域，從2016年至2018年的曆次歐日首腦峰會都發表了聯合聲明，強調歐日“戰略夥伴關系”“掀開了新的一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2016年和2017年的中歐首腦峰會沒有形成聯合公報，表明中歐之間出現較深的分歧。2018年的中歐首腦峰會發表了聯合聲明，列出了期待共同合作的領域與計劃，但并未提出推進合作的具體措施。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歐盟希望聯合美國和日本以共同壓制中國的戰略考量也在增加。從2017年12月上旬至2018年9月底，美國、日本和歐盟負責貿易事務的最高層官員三次舉行會晤，發表三邊聯合聲明，表示要為世貿組織确立新的規則體系，以抵制某些“第三方國家”的“非市場導向的政策”，實際上是在不點名地抨擊中國。

因此，在歐日關系向前推進的同時，中歐關系蒙上了陰影。

本文着眼于分析歐盟逐漸确立EPA架構的戰略機理，希望為厘清歐盟在中國與日本之間開展博弈的特點、規律與根源，提供一幅具有一定數據精度和分析深度的學術圖景。

一、歐盟建立“歐日經濟夥伴關系”架構的利益格局

本文歸納歐盟從2013年3月啟動EPA 談判以來的博弈态勢，發現了兩個特征。

（一）歐盟與日本之間利益分配的不平衡

EPA談判自2013年3月啟動後進展緩慢。2017年初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之後，歐日之間的談判速度明顯加快。至2018年4月，歐盟委員會貿易總司公布定稿的EPA 文本，顯示該政策架構已經成型。将該協議文本中關于談判中的争議焦點的各項安排與歐盟和日本雙方在談判之初的立場與訴求進行對比，可以看出歐盟與日本之間利益分配的具體格局（見表1）。

從表1可見，EPA談判啟動之初，歐盟與日本各自都有明确的利益訴求，但在2018年4月談判基本完成、協議文本公布之時，歐盟對日本核心利益訴求的照顧與滿足，要多于日本對歐盟核心利益訴求的照顧與滿足。

對日本在談判中最關切的利益焦點，即歐盟汽車市場的開放問題，歐盟幾乎完全滿足了日本的要求，承諾在一定期限内将針對日本汽車産品的關稅降為零，并在技術标準上與日本逐漸協調一緻，這意味着在歐洲汽車市場上，歐盟将全部撤除面向日本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但同時，日本并未完全滿足歐盟的核心利益訴求。比如，歐盟對日本的食品和農産品市場寄予厚望，亟盼開放，但日本對從歐盟進口的食品和農産品的所有種類中的25%左右，仍保留9%至12.5%的關稅，或保留原有關稅但提供免稅配額。

歐盟與日本在EPA 中的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性，說明歐盟向日本靠近的心态較為急切。

（二）歐盟内部利益博弈的三對矛盾

歐盟内部的不同社會群體對EPA存在相互對立的利益訴求，形成了幾對矛盾。

首先，在歐洲公民社會層面，歐洲工商界與工會社團和社會公益組織之間存在對立。歐洲工商界總體上支持該協議，希望能借此消除日本對歐貿易壁壘。工會社團則擔心該協議會引發“産業空心化”，緻使制造業工作崗位流失。社會公益組織則認為該協議會過度增強歐日雙方大公司的力量，損害歐洲的民主體系，導緻環境惡化和勞工生活水準降低等問題。

其次，在歐洲工商界内部，不同行業對EPA的态度也存在顯著差别。制造業人士對該協議持一定的保留意見，特别是汽車制造商頗有微詞，認為歐盟向日本零關稅開放汽車市場顯得欠考慮。但農産品生産商大多支持歐盟推進EPA談判。

再次，處于歐洲政治譜系不同位置的政黨對EPA架構的态度也存在差别。在歐盟層面，較多地代表工商界利益的中右翼黨團“歐洲人民黨”（EPP）支持該架構，而緻力于維護環保和勞工權利等社會公益的綠黨等左翼政黨組成的黨團“綠黨-歐洲自由聯盟”（Greens-EFA）則明确表示反對，2014年以來兩者在歐洲議會展開了持久的争論。前者的影響力更大一些，因而歐洲議會和歐盟成員國政府總體上都支持提升歐盟對日貿易與投資關系。

二、歐盟加速建立“歐日經濟夥伴關系”架構的戰略動因

在當前，歐盟之所以通過加速推進對日戰略性雙軌談判，借助已經達成的EPA和即将達成的“戰略夥伴關系協定”（SPA），擺出向日本靠攏的戰略姿态，是因為歐盟對外決策遇到了雙邊、地區間和全球三個層面的決策困境，不得不重新審視并深刻調整其對外政策的基本架構。

（一）雙邊層面：歐盟面對“新日本悖論”的決策困境

在20世紀80年代，歐美戰略研究界曾提出過“日本悖論”（The Japan Paradox），認為當時的日本在國際社會是“經濟巨人，政治侏儒”，雖掌握了巨額财富，卻無法轉化為強大的國際政治影響力。

自2008年以來，歐盟決策層和智庫的部分人士感到，歐盟與日本雖然擁有共同的價值觀，相互認同程度很高，盟友關系牢固，但雙邊關系卻一直沒有發展，因而提出了“新日本悖論”，以概括歐盟與日本的雙邊關系在冷戰結束以來長期停滞和衰退的狀态。

實際上，進入21世紀後，随着經濟全球化的擴展和加速，歐盟與日本的經濟關系在冷戰結束後反而趨冷。特别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和經濟的龐大體量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歐洲企業，在歐盟對外經濟關系中，中歐經濟關系的重要性不斷提升，已遠遠超越歐日經濟關系。

歐盟委員會的綜合統計顯示，1999至2016年間，歐盟從日本進口額占其進口總額的比重從10.2%下降至3.9%，對日本出口額占歐盟出口總額的比重從5.3%下降至3.3%，其中2006至2010年的五年間，歐盟對日出口額平均每年下降0.6%，從日本進口額每年下降3.2%。2018年9月，位于歐盟總部布魯塞爾的智庫“布魯蓋爾研究所”（Bruegel）提交給歐洲議會的報告指出，2013年以後，歐盟對日本的直接投資額每年僅有0.5%的增長，2016年隻占歐盟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1%。可見當前歐日經濟關系的發展依然相當緩慢。

2014年新一屆歐洲議會和歐盟委員會成立後，歐盟決策層為了避免歐盟在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的新一輪變局中趨于邊緣化，并有效應對歐盟周邊趨于碎片化的動蕩形勢，對自身在國際社會的角色定位做出了重大調整，即不再滿足于充當一個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的“規範性和非軍事的強權”，而是緻力于成為“更強有力的全球性行為體”，在全球事務和歐盟以外的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加突出的影響。為實現此目的，歐盟希望進一步提升與自己的兩大傳統盟友美國和日本的雙邊關系。然而，這時歐盟卻發現，與日本之間雖然一直是戰略盟友，但卻未有實質性和制度化的雙邊合作架構。

換言之，“新日本悖論”成為歐盟對外戰略的一塊短闆。有鑒于此，2015年以來歐盟加速推進歐日EPA談判的一個意圖，就是要借此解決“新日本悖論”，扭轉歐日雙邊關系長期以來較為冷淡的态勢。

（二）地區間層面：歐盟“重返亞洲”的宏偉計劃不見成效的決策困境

2011年11月以後，美國提出了“重返亞洲”和“亞太再平衡”的戰略，将其全球戰略的重心逐漸轉移至亞太地區，歐洲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經濟領域，2013年至2015年，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談判也在逐步推進，更凸顯亞太地區的戰略重要性。

歐盟感受到很大壓力，又不甘心被美國邊緣化，希望能作為一個“全球性行為體”對亞太事務發揮影響，因而以2012年11月在老撾舉行的“亞歐峰會”（ASEM）為契機，陸續提出了對亞太地區的新的政策主張，形成了歐盟自己的“重返亞洲”計劃。然而，歐盟未能實現其“重返亞洲”的雄心，至今在亞太的地區事務中仍處在相當邊緣的位置。

這一尴尬的局面是歐盟面臨的第二層決策困境，也是歐盟積極推進EPA談判的另一項戰略動因。

2011年美國推出“重返亞洲”計劃後，歐盟及其成員國的部分決策者立即産生了危機感，推動歐盟制訂針對亞太地區的新的政策架構。2012年7月，歐盟四個重要成員國意大利、波蘭、西班牙和瑞典的外交部長聯合發起倡議，推動歐盟制訂新的對外戰略。以相關研究報告為基礎，歐盟在2016年6月出台了“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全球戰略”，明确提出要“深化對亞洲的經濟外交，大幅度提升歐盟在亞洲地區安全中發揮的作用”。同時，歐盟加大力度推進與亞太之間的自由貿易談判，2011至2015年先後與韓國、新加坡和越南達成了所謂“新一代”的自由貿易協定。

然而，歐盟“重返亞洲”的計劃收效甚微。一方面，歐盟對2012年以來亞太地區出現的多次戰略對抗，如朝鮮核危機和東海與南海的海洋權益争端，并不能發揮實質性的影響。另一方面，對于亞太的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如東盟自由貿易區（ASEAN FTA）的建設和東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歐盟的影響力也并不大。

在此情勢下，通過發展對日關系，尤其是經濟合作關系，來改變歐盟在亞太地區事務中的邊緣位置，鞏固和拓展歐盟的影響力，自然在情理之中。

（三）全球層面：歐盟在推進全球化的事務中難以在中美之間選邊的決策困境

中美作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最有能力幫助歐盟繼續推進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然而以2016年6月英國的脫歐公投為标志，反對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的民粹主義力量在歐洲興起，前所未有地撼動了歐盟固有的觀念體系和制度大廈。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以來，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奉行右翼保守主義理念，将美國帶入反對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的軌道，強烈沖擊着歐盟推崇的價值觀，令歐盟決策者深感震驚。

在美國政治逐漸民粹化的同時，中國對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仍然表示認同和支持。然而，歐盟決策者對中國獨特的發展路徑和經濟制度持有強烈的負面态度，而且随着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和投資的迅猛增長，歐盟決策層越來越将中國視為瓦解歐盟内部市場、破壞歐盟經濟穩定、撼動歐盟價值觀的一個巨大的潛在威脅，因而不斷推出針對中國、更為嚴苛的貿易保護和投資審查政策，并出台報告指責中國經濟運行“嚴重扭曲”。

在新形勢下，歐盟在緻力于推進全球化的事務中既無法再依靠美國，也不願去信任中國，這成為歐盟面臨的第三層決策困境。歐盟感到，必須在中美之外尋找可以信賴的第三方力量，因而将注意力轉向了日本。

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後，歐盟與日本迅速接近，一拍即合，雙方迅速加快了戰略性雙軌談判的進程，在2017年7月6日初步達成關于建立EPA和“戰略夥伴關系”的原則性協議，在2017年12月8日完成關于EPA的大部分談判。歐盟對這個協議賦予深遠的含義和宏大的定位，借以向世界宣示歐盟與日本共同推進全球化的決心。

2018年4月18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将EPA文本提交歐盟理事會審議時指出，該協議“向世界發出了清晰明确的信号”，即歐盟與日本“将站在一起共同捍衛多邊主義和反對保護主義”。

由此可見，在美歐之間的裂痕不斷加深、中歐關系持續趨冷的背景下，歐盟向日本靠攏，是其為繼續支撐固有的價值觀體系、推進全球化進程而做出的戰略抉擇。

三、歐盟推進“歐日經濟夥伴關系”架構的戰略局限

目前歐盟和日本仍處在彼此相互靠近的持續進程之中。日本決策層、戰略研究界和工商界對EPA的态度都比較積極。但是，歐盟與日本相互靠近的進程還是有限度的。由于受到以下兩方面結構性因素的限制，歐盟與日本的合作在經濟和戰略兩個領域都難以達到真正的雙邊戰略盟友的高度。

（一）日本經濟體系總體條件的限制

首先，日本的經濟體量和市場規模畢竟遠不如中國。雖然日本仍是僅次于中國的世界第三大國家經濟體，但其相對位置不斷下降，日本經濟體量在2010年與中國基本相當，2015年以後下降到不及中國的一半，到了2016至2017年僅相當于中國體量的41%至43%。中國的GDP總量在2010年不到世界總量的10%，在2015年以後占世界總量的15%左右。

從長期來看，歐洲企業要拓展對亞太的貿易與投資，歐盟要與亞太之間構建能夠塑造全局的自由貿易與投資架構，就必然要考慮中國的龐大體量，正視中國在亞太和世界經濟中所占據的突出位置，所以歐盟在發展對東亞的經濟合作關系時，難以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日本，更不可能真正繞開中國。

其次，日本推動經濟運行的獨特的制度文化，包括政府管制經濟的行政慣例和法律實踐，以及公司企業拓展業務的方式，都與歐盟存在相當大的差異，歐洲工商界拓展對日本的合作關系會遇到很大阻力。

（二）美國主導的全球戰略同盟體系的既有架構的限制

二戰結束至今，歐洲和日本都是美國全球戰略同盟體系的組成部分，歐盟和日本的對外戰略取向，不論是對外經濟政策的總體架構還是對外安全戰略，都要在一定程度上适應美國确立的全球戰略的基本框架。盡管特朗普上任後美歐之間的裂痕在不斷加深，但美國仍然主導着以北約為核心的歐洲戰略防禦體系，制約着歐洲的安全環境，塑造和影響着歐盟對自身安全形勢的認知。

雖然歐盟從2016年11月以來也在陸續出台一系列措施以加強歐盟自身的軍事力量建設，如發行“歐洲防務債券”、強化“歐洲防衛署”和“歐盟軍事委員會”等戰略安全評估與決策機構等，甚至在考慮組建由歐盟自行掌控的獨立的軍事力量，但在面對“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亂局和烏克蘭危機這樣的嚴重威脅歐盟安全的周邊動蕩形勢時，歐盟仍然離不開美國的支持與協助。

因此，歐盟發展對日合作關系，必須考慮美國的意向，在戰略安全層面不太會明顯悖逆美國的态度與立場。在“低政治”領域，即技術性較強的貿易與投資等領域，歐盟能夠以較快的節奏推進對日合作，一般不會遭遇美國明顯的阻力，但如果将歐日合作架構拓展到“高政治”領域，即外交、安全等戰略性較強的領域，則必然要考慮美國的态度。

簡而言之，歐盟和日本對美國都存在相當程度的依賴，在未來一段時期内恐怕仍難以擺脫美國的束縛，難以将其合作關系提升到單獨的雙邊戰略同盟的高度。

四、歐盟建立“歐日經濟夥伴關系”對中歐關系的影響

中國和日本是亞太地區經濟規模最大、戰略意義最重要的兩個國家，且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矛盾與對立。歐盟對其中一方的戰略認知或決策意向出現變化，必然會影響到對另一方的政策與态度，兩者互相牽扯，不可能截然分開。目前歐盟向日本靠近的态勢，必然給歐盟處理對華關系帶來微妙而深刻的影響。具體而言，這種影響表現在兩方面。

（一）導緻歐盟處理對日和對華經濟關系的決策意向出現變化

2013至2014年，歐盟分别啟動對中國和日本的經濟合作談判之後，中歐投資協定談判趨于停滞，而歐日雙軌談判，尤其是EPA談判則逐漸加速，随着兩者推進速度的差異越來越顯著，歐盟處理對日和對華經濟關系的決策意向也出現了變化。從歐盟貿易戰略文件、歐盟與中日分别舉行的曆屆首腦峰會和年度工商峰會的公開談話中，都可以看出這一變化。

歐盟委員會貿易總司在2010年和2015年兩次公布具有白皮書性質的歐盟貿易戰略文件。2010年的貿易戰略文件視中國為“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将日本排在中國之後，而2015年的貿易戰略文件則将日本排在中國之前，首先闡述歐盟希望達成歐日EPA的計劃，指出這是歐盟當前要“予以優先考慮的戰略選項”，然後再闡述歐盟對中國的政策，且言辭冷淡，直言中國“應滿足歐盟提出的條件”。

2013年至今，歐盟與中日兩國領導人分别舉行了4屆雙邊首腦峰會，歐盟與中日工商界分别舉行的雙邊年度工商峰會一般也在首腦峰會召開前後舉行。對比歐盟在首腦峰會和工商峰會上對歐日經濟關系和中歐經濟關系的評價，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細微變化。

（二）促使歐盟對歐日和中歐戰略夥伴關系的總體态度出現差異

2013年以來，歐盟對中國與日本的态度出現了這樣幾點差異。

第一，歐盟對歐日戰略夥伴關系的總體定位雖然沒有變化，并希望“掀開新的篇章”，但對中歐戰略夥伴關系的定位與預期卻逐漸變得比較模糊。前任歐盟理事會主席範龍佩（Herman Van Rompuy）在2013年仍然期待“将中歐戰略夥伴關系提升到新的高度”，而2014年以後的新一屆歐盟領導層不再闡述對中歐關系的戰略定位，反而坦言存在分歧。2016和2017年中歐首腦峰會都未能發表聯合公報。

第二，在經濟合作層面，歐盟對中國的總體态度顯示出一定程度的負面色彩，而對日本的期待則不斷提升。

第三，在戰略安全層面，歐盟對安倍政府的“積極和平主義”戰略構想明确表達了認同和理解的态度，而對中國的“新型大國關系”等外交戰略基本理念卻談論得較少，由此可見，歐盟對中日的戰略認知與定位存在着差異，并且這種差異在增強。

（三）中國的應對之策

在當前，特朗普政府執意推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歐盟發起貿易制裁，美歐矛盾更加尖銳；另一方面，2017年12月以來的三次美日歐三邊貿易官員會晤，均顯露出歐盟意欲聯合美國和日本，在世界經濟事務中壓制中國的傾向。在此形勢下，歐盟對EPA 的期待将進一步增強。

筆者認為，中國可從以下幾方面着手應對。

第一，設法彰顯中歐關于世界經濟發展方向的共識，盡力避免出現美日歐針對中國開展三邊協作的情形。中國可借助中歐之間的各項對話機制，強調中國緻力于繼續推進全球化的堅定立場，耐心闡釋中歐關于維護國際多邊貿易體系和全球經濟治理架構的共識，強調中歐共同面臨特朗普政府貿易戰的壓力，并盡力促使歐盟認可關于世貿組織改革的“中國方案”。

第二，為保持中歐貿易與投資關系的健康發展，中國可考慮采取若幹措施。首先，EPA 架構會導緻中歐雙邊貿易與投資格局出現一定的轉移效應，特别是中國的汽車、電器和其他一些高端消費品制造業可能會面臨對歐出口市場份額縮小和投資受阻的壓力，中國應做好預案，消除此類轉移效應的負面影響。其次，中國可以考慮釋放一些積極信号，以吸引歐盟加快推進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如考慮向歐盟企業适度開放金融服務業和政府采購市場，繼續優化歐洲企業在華營商環境等。

第三，準确把握歐盟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與話語體系，從觀念層面入手，對歐盟持續開展“潤物細無聲”的公共外交活動。

歐盟一直強調自身是“規範性的力量”，看重理念和價值觀的作用。2015年以來，随着亞太戰略形勢和EPA談判速度的變化，日本的财團、公司和非政府組織在布魯塞爾愈加頻繁地開展政治遊說，組織學術研讨與交流活動，打出“歐日共同價值觀”和“中國威脅論”的牌，潛移默化地深刻影響着歐盟對亞太決策的分析視角和話語體系。有鑒于此，中國需要使用歐盟能夠理解的話語和觀念，強化對歐公共外交，闡釋中歐之間的共識，展示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産品”的意願，并将有關“一帶一路”倡議和中國與中東歐“16 1”合作機制的叙事納入這樣的架構，以争取歐盟的理解和認同。

總之，形勢的變化對中歐關系的未來發展提出了新挑戰和新要求，需要我們加以妥善應對。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