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畫應該從整體看是一幅畫，分開看，都不是畫，是書法。書法關過不了，畫法關也過不了。金石、書法、詩文，畫畫的人都必須熟悉。書法是藝術，因此與繪畫一樣，有真感情就美，矯揉造作則醜。書法柔媚者，世以為美，其實極醜。大凡人無獨立之人格，其藝術則柔媚，既無獨立人格，何來美？寫字要真下功夫，不能光寫字。沈寐叟就是寫得多，想得少，偏于考據方面去了。我們學字則不必如是。

寫字有下苦功夫一派，所謂“閉戶數年，埋筆成冢”，如鄧石如、包世臣等到人。但不可忽視看帖功夫，多看多想，然後有得。如一味以為隻要多寫便可寫好，則八字先生天天寫幹支，道士常年作陰骘文，可寫成書家麼？要之，苦功固不可廢，而尤須多看多想，多看古碑帖，得其神理。古人所謂“心摹手追”，須心摹有得然後手追有成。

初學寫字下筆要重，以後則要越寫越輕，若不費力。如初學即輕，則會越來越輕，越寫越浮了。

寫字最初要求重、雄強，不要去追求清、隽永。

金石書畫皆以雄強為第一。有人謂雄強即有氣勢，此不盡然。如黃山谷之字，劍拔弩張，可稱雄強乎？《急就章》含蓄豐潤，可謂不雄強乎？實則黃字骨多肉少，内蘊單薄，其心胸在柳公權之下，不能算雄強。雄強者，是内健，是生命力長久，比不垮。書法中，鐘、張屬雄強，雄強之反面是纖弱，一比就垮。

學寫字既要學雄強一路的，也要學渾涵的，既要學粗筆的，也要學細筆的。如果全學豪放一路，則将失之于野。

一幅書法須有整體之妙。整體之妙在于風神。初學書法繪畫，重在大方，格局要高，好壞尚在其次。字總要寫得開展，要大方、華貴。隻要悟通一種方法，即可以随便寫都成。

八大山人、石濤的書法好，根源在其胸襟開暢。與他們比較，顔、柳、歐、蘇、黃、米、蔡諸人都是羁絆太大，即有佛家所謂“障”——名利障，各種障。

書與畫，無論結體、用筆都要獨特，要變化莫測，使人不可見其端倪。

寫行書要慢筆多，快筆少。鄧石如書法功力雖深，但缺少天趣，多技術性，缺藝術性。

伊秉绶《郙閣頌》，氣度大，乍一看會覺得不好看，這是其美内蘊。一般的人寫字，用筆總是躲躲藏藏，他寫來筆筆丢伸，無一點取巧處。畫畫亦需如此，總要解衣磅礴，大氣盤旋，不去着重細部才好。何子貞以篆筆寫隸書，很好。

學字學畫都不能但求形似。何子貞寫的《張遷碑》、《石門頌》，都不是《張遷》、《石門》本來的樣子。這一點可以啟發學畫的人。清楊岘山寫《禮器碑》得其神，入化境。吳昌碩隸書有天趣。近世書家中學北魏碑的，公孫長子是第一人，此人有才氣，富收藏，成就在趙之謙之上。

鄭孝胥、豐子恺、于右任、譚延闿之書法，均屬第一流，然就中較之，鄭為最，豐次之，于、譚最後。蓋鄭、豐寫來若漫不經意，似兒童；于字氣勢大，難點多。好的書法，應若佛祖，見之使人生恭敬之心而不覺可畏。隻是氣勢大，則若睹大官，隻見其容儀威嚴，尚看不出他的德。我們常歎道：“啊！這樹多大！這山多大！”而從不說“這天多大”，“這地多大”。以其乃真大，而人遂不覺其大也。于德于藝均如此，使人不覺其大者乃真大。

學習書法，選好一種範本要長期寫，甚至寫一輩子，以此為自己一生書法的骨幹。此外再兼收并蓄其他作品的好處。用來豐富這一種。但不能僅注目于碑帖，殷周銅器、秦權量诏闆、漢磚石瓦當文字皆宜究心取法。寫字應以古人某一種書體為基礎，寫熟之後，再寫其他。寫其他也是為了豐富這一種。如盲目臨帖，見異思遷，不過白白浪費精力罷了。寫字要一種一種寫上手，對其結構、點畫、筆法都了解了，再放下另學一種。要寫好，總需從篆隸下功夫。“寫字容易識字難”，先要認得字，要懂得一般的文字學。

石鼓文講疏密布白，小篆講停勻安排。寫隸書者未能進入能欣賞殷周金文、秦漢磚瓦石刻文字的境界，談不上高格。李斯所書權量诏闆，格調較漢人為高。學書法可在漢簡中受到啟發。漢簡境界高，首先是樸素，所以就高了。寫漢隸可變一下，變為篆體；也可用篆筆寫隸書。書法以秦、漢為最高。西漢高于東漢。從前我喜歡二王書，現在則不甚入眼。漢以“言文書制”取士，故善書者衆，前人雲“二王後無書”，實則二王比起漢人已薄弱了。

我對《祀三公山碑》、《吳天發神谶碑》、秦權量诏闆用功三十年。《三公山》、《天發神谶》實為中國書史上的兩支雄筆。其中尤以《三公山》氣度大，寫得滿不在乎。

寫隸書須筆勢滾動運行，謂之撚筆，須此法方得一波三折之旨。隸書源乎篆而異于楷，篆楷之間，隸書更近于篆，其筆順先後亦與楷書不同而更似篆書，因此，習隸書不從篆書入手，終難得高古之意，此理知者蓋寡。

蔡邕《篆勢》、衛衡《隸勢》，鮑照《飛白書勢銘》講書法之結構、變化、氣勢，極盡其能事，習書畫者須熟讀之。不是所有的漢碑都好，如果書法少變化，無趣味，雖漢碑亦未必佳。

書法當然是漢魏六朝好，那是興盛時代，隋唐是其餘波，遜一籌了。學古碑石文字在于體會古碑精神，《張遷碑》等漢隸，何子貞都臨過八十次、一百次以上，他的心得都在此臨本裡面，我向何子貞學，等于跟他合作，他學的幫我學了，我少走許多路。

李白所書《上陽台帖》，落名“太白”，寫得近似“大二日”，很象“大大白‘，很有啟發性。藝術品須偶一望去易生錯覺方有趣。若用此筆法畫山水、花鳥，是為最高格。北魏碑原本皆工整。我們學它，取“鋒利”二字足矣，不必亦步一趨，不必模拟外貌。善學者，要反其道而行之，彼字形短，我則長，彼長我則短。彼是正楷，我臨成行書，如此之類。學字最低應寫六朝墓志。

《爨龍顔碑》如渾金璞玉，然又精麗高峻。下筆如昆刀切玉，但見渾遒；布勢如精工畫人，各有意度。血脈源于《楊淮表記》、《石門頌》，于渾厚生動中兼茂密雄強之勝，為正書極則。昔人稱李斯篆書畫若鐵石，體若飛動，可移以形容此碑。

《張黑女碑》如駭馬越澗，偏面驕嘶，雄強無匹，頗帶質拙。《張猛龍碑》如周公制禮，事事美善；結構之長短俯仰，各随其體，隸楷極則，精麗精能。《天發神谶碑》師王莽《嘉量銘》，奇偉驚世。《衡方碑》豐茂凝整，為朱登所書，雖非知名人，然已工絕如此。

古代講“蟲書”，是說字寫得象蟲蛀紋，象蠶、蛇。陸機的《平複帖》寫來如饑蠶昂首、蚯蚓鑽泥，這是以畫法入書法，達到了物我兩忘的境界，無一點着象。

古往今來多少名人都是“因緣際會”而生，因為有幾個人喜歡而捧起來的。《蘭亭序》也無甚大了不得處，你臨過去，我臨過來，皇帝又派人去偷，于是名聲大噪。講寫字，一說就是二王、鐘、張，難道曆史上除了二王鐘張就沒有人了麼？

凡小楷，均須于樸實中寓風韻。晉人小楷隻是古樸而無風韻，若以之題畫，需稍加改變，增其妍麗乃可。晉人書體及後來之正楷被稱為“公文書”，是比較古闆的。

學王字容易落入俗套。謝無量善學，他先寫二王，再加上《千秋亭》筆意，則自成一家風貌。

古人講執筆用“撥燈法”，即用筆如撥燈芯一般。有人講成以腿撥馬镫，則非矣，撥燈用指，寫小楷就靠指法。王羲之善小楷，當用此法。

寫小楷講風緻，風緻在筆姿上體現。中鋒取質，側鋒取妍。王羲之用的是側鋒，因而王書妍美。王羲之的字雄強妍麗，多側鋒。《澄心堂帖》中有王羲之書《戒酒帖》，筆畫粗者絕粗，細者如遊絲，寫得最好，臨幾十次也臨不象的。學一種碑，隻需學它某一個優點就夠了。如隋碑，可學其開展明朗。顔魯公學漢碑最用功，可從顔書中去認識漢碑，也可以顔書作橋梁去學習漢碑。一般寫寫手熟，柳字及曆代寫得好的字都可以。

古代講“蟲書”，是說字寫得象蟲蛀紋，象蠶、蛇。陸機的《平複帖》寫來如饑蠶昂首、蚯蚓鑽泥，這是以畫法入書法，達到了物我兩忘的境界，無一點着象。

古往今來多少名人都是“因緣際會”而生，因為有幾個人喜歡而捧起來的。《蘭亭序》也無甚大了不得處，你臨過去，我臨過來，皇帝又派人去偷，于是名聲大噪。講寫字，一說就是二王、鐘、張，難道曆史上除了二王鐘張就沒有人了麼？

凡小楷，均須于樸實中寓風韻。晉人小楷隻是古樸而無風韻，若以之題畫，需稍加改變，增其妍麗乃可。晉人書體及後來之正楷被稱為“公文書”，是比較古闆的。

學王字容易落入俗套。謝無量善學，他先寫二王，再加上《千秋亭》筆意，則自成一家風貌。

古人講執筆用“撥燈法”，即用筆如撥燈芯一般。有人講成以腿撥馬镫，則非矣，撥燈用指，寫小楷就靠指法。王羲之善小楷，當用此法。

寫小楷講風緻，風緻在筆姿上體現。中鋒取質，側鋒取妍。王羲之用的是側鋒，因而王書妍美。王羲之的字雄強妍麗，多側鋒。《澄心堂帖》中有王羲之書《戒酒帖》，筆畫粗者絕粗，細者如遊絲，寫得最好，臨幾十次也臨不象的。學一種碑，隻需學它某一個優點就夠了。如隋碑，可學其開展明朗。顔魯公學漢碑最用功，可從顔書中去認識漢碑，也可以顔書作橋梁去學習漢碑。一般寫寫手熟，柳字及曆代寫得好的字都可以。

從古代的叢帖到現在的書法選本，大都選得不好，都是帝王喜歡的東西，後人也人雲亦雲地湊熱鬧。現在來選古代書法作品，要用功重新去“發現”。唐人功力深。如顔魯公日書一萬字，雖長文，前後字體亦相一緻，然功力雖深，意味不及漢人。但康有為說得唐人一無是處，是一種偏激的看法。初學書者寫褚、薛，是通過他們往上溯。隻看古人好是複古，說古人都不好是極端（源于書法縱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魏統一北方，遷都洛陽，結束了黃河流域的混亂局面。北魏孝文帝雄才大略，提倡漢化，發展教育，洛陽再次成為書法藝術的中心，一種介于漢晉隸書和唐楷間的獨特風格的新書體－－魏碑體産生了。 北魏平城時期是指公元4世紀90年代末至5世紀90年代前期。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從此開始了北魏在平城的曆史。北魏皇帝重用漢族士族知識分子，自覺推動了與漢族文化的融合。

北魏時期是隸書向楷書過渡的主要時期，北魏時期形成了一種風格獨特的楷書，我們稱之為“魏碑體”。在清朝康有為的大力推崇下，名聲大噪，享譽書法史，但是“魏碑體”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與發展交織着政治和曆史文化的變遷。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裡面明确提出：“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于臨摹，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态，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鐘緻帥《雪軒書品》稱：“魏碑書法，上可窺漢秦舊範，下能察隋唐習風。”唐初幾位楷書大家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是取法魏碑的

北魏初年的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文教政策，表現出對漢族文化極大的熱忱。天興元年（398）遷都平城之初就“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公元426年“起太學于城東，祀孔子，以顔淵配”；公元444年，太武帝下《庚戍诏》：“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公元466年“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千”；公元486年孝文帝下诏修建明堂、辟雍。公元489年在平城立孔子廟。北魏統治者的這些措施，極大地促進了鮮卑族與漢族的融合，鞏固了統治，也為書法藝術的發展與創新創早了良好的條件。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漢族高官中不乏堪稱一流的書法家。北魏初年，朝廷文诰書檄多出自書法家崔玄伯筆下。《魏書·崔玄伯傳》記載：玄伯自非朝廷文诰，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為世楷模。崔浩是崔玄伯的兒子，因為擅長書法經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魏書·崔浩傳》“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範陽盧淵也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北史·盧玄傳附盧淵》略雲：“初，（盧）湛父志，法鐘繇書，傳業累世，世有能名。至（盧）邈以上，兼善草迹。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崔、盧是當時首屈一指的書法大家，他們所傳書法不外乎篆書、隸書、草書、行押、銘石書，就其風格而言當為古樸、厚重、方嚴、筆力雄健。這就為北魏書法奠定了雄強之風。北魏初年，佛教傳入中原，受到北魏皇帝的推崇。《魏書》記載：天興元年（398）道武帝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武帝時，在崔浩的勸說下，罷黜佛教，迎請嵩山道士寇謙之，道教大興。“乃使谒者奉玉帛牲宰，祭嵩嶽，迎緻其馀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太武帝死後，文成帝修複佛法，下《修複佛法诏》：“夫為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朕承洪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于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财用，不置會限。”和平元年（460）文成帝命沙門統昙曜“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從此佛教更加興盛。經過這番佛道鬥法，北魏在平城短短96年的曆史卻留下了珍貴的曆史遺産，平城時期的著名碑刻中既有雲岡石窟的造像題記?，又有道教的碑刻④，這使平城的碑刻呈現出多元混雜的特征。另外，北魏不像南朝一樣禁止立碑，這也是使北魏碑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平城書法才得以迅速發展演變，它上承隸書下啟洛陽楷書，既融合了北方少數民族的粗犷剽悍之風，有滲透了儒家文化的溫文爾雅、剛正不阿，同時又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熏陶，呈現出古樸、自然、剛勁、雄壯的風貌。

意義

⒈“魏碑體”是時代的産物，它的産生和發展都伴随着社會的變革，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面貌，反映着人們審美觀念的變遷，社會風氣的演變。如太和以前，鮮卑貴族子弟崇尚健壯勇猛、弓馬騎射，太和以來遷都以後則轉而崇尚儒業⒁。這與“魏碑體”晚期由方筆轉而趨圓是同樣的道理。由注重身體的英武強壯轉而注重内心的修養，這無疑是鮮卑族漢化改革的結晶。“魏碑體”的這些特點對于北魏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價值。

⒉“魏碑體”具有多元的美學特質。是具有高度融合性的書體，具有複雜的文化背景。它滲透了儒、釋、道三家文化的血脈，融合了北方少數民族的粗犷與漢民族的内斂，融合了北方書法的古樸渾厚與南方行楷的新妍妩媚，融合了隸書的筆勢開張與楷書的結體嚴謹，給人以雄健開張的心理體驗，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這是以往任何一個朝代所無法比拟的。

⒊“魏碑體”對後世書風的演變具有重要的影響。它上承漢隸下啟唐楷，是研究隸書向楷書演變的重要載體。雖然“魏碑體”曾一度不為人知，但它筆法的多變令後世書家大為贊歎。所以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備魏第十》中說：“通觀諸碑，若遊群玉之山，若行山陰之道，凡後世所有之體格無不備，凡後世所有之意态，亦無不備矣。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