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國，中國工程院院士，東南大學教授、東南大學教學委員會主任，兼任中國建築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教育部高等學校建築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住建部城市設計專業委員會主任、Frontiers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主編等。在中國首次較為系統完整地構建了現代城市設計理論和方法體系、創立了基于人機互動的數字化城市設計範型；從技術層面揭示了城市空間形态“一果多因”的建構機理，初步破解了城市建設中有關高度、密度、風貌優化和管控等方面的城市設計難題，并在城鎮建築遺産多尺度保護領域取得國際領先的重大成就。

在上海報業集團 | 澎湃新聞主辦的2022澎湃城市更新大會，王建國院士以《從“自然中的城市”到“城市中的自然”——人地共生的城市設計》為題發表演講，并提出關于城市更新的核心觀點：

從“自然中的城市”到“城市中的自然”是城市化進程的曆史宿命；

象天法地、因地制宜、順勢而為，城市發展“因天材，就地利”的規劃思想今天并沒有過時，必須倡導綠色城市設計“生态優先”和“公園城市”的建設理念；

已具有一定規模的城市應該按照生态、遊憩和景觀要求經營規劃“城市中的自然”，而較小規模的城市（鎮）則須盡量考慮保護和維持“自然中的城市”的可能（如公園城市、山水城市等）；

中國已經進入生态文明建設新時期，“雙碳目标”也已明确提出，“公園城市”、“山水城市”與“田園城市”等模式可以“在地性”的适時運用，積極創造基于東方自然特性的、多樣性的中國有機城鎮發展模式。

從村莊聚落演進而來，早期城市于自然中生長

“人類學和考古學上所說的人類社會進化過程，即由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無文字的小型農村發展為社會結構複雜，進入文明的大型都市中心的過程。”

王建國院士援引考古學家Gordon Childe的觀點，闡釋城市聚落由村莊聚落演進而來，他同時引用Lewis Mumford在《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與前景》中關于城市起源的研究結論，進一步闡釋城市于村莊中孕育：

“城市的胚胎構造早已存在于村莊之中。房舍、聖祠、蓄水池、公共道路、集會場所（此時尚未形成專門化的集市）——這一切最初都形成于村莊環境之中，各種發明和有機分化都從這裡開始，後來逐漸發展成城市的複雜結構。城牆也可能是從古代村莊用以防禦野獸侵襲的栅欄或土崗演變而來的。”

從穴居野外到築室成居，人類經曆了百萬年的漫長過程。村莊是人們以自然資源為生産對象組成的聚居點，是人類适應自然條件和發展的必然追求，早期聚落都是依山而建、逐水而居，王建國院士以常熟古城和意大利錫耶納為例，證實前工業時代城市發展總體上呈現為一個持續修補的漸進過程，并與自然保持着共生的良好聯系。

常熟古城于唐武德年間始遷虞山腳下，形成最早的城市格局，後随着軍事防禦需求，漸漸将城牆遷到山上去，元末明初騰山築城牆，虞山最南部的一些山體也囊入城中，固有“七溪流水皆通海，十裡青山半入城”的形勝；錫耶納建在阿爾西亞和阿爾瑟河河谷之間基安蒂山三座小山的交彙處，古城的規劃以三山交彙的貝殼狀卡姆博廣場為中心，與周邊自然景觀融為一體。

從起源上追溯，城市與自然具有與生俱來的親密關系。王建國院士介紹，一些學者認為在描述城市的時候，有三種可能的範式：有機秩序的載體——自然中的城市；宇宙模型的載體——自然秩序與人為駕馭等量齊觀的城市；功能機器的載體——城市中的自然（人類駕馭世界後對自然的覺醒）。

自然中的城市，有機秩序的現代載體

王建國院士表示，自然中的城市體現了城市聚落發展曆史最悠久的一種傳統，即城市布局和建設對于自由要素和生物氣候條件的敏感回應。有機、複雜多變的城市空間，所對應的就是城市作為有機秩序的載體，以意大利錫耶納古城為代表，古今中外前工業社會中大量城鎮均因地制宜建造起理想城鎮家園，并保存了農業村莊最初的一些聚落原型。

對于自然中的城市，很多學者進行了探索研究，如霍華德1889年出版的《明天的田園城市》，針對大城市蔓延發展弊病提出 “田園城市”——霍華德從城市最佳規模分析入手，通過城鄉規劃結合的基本思路，提出“城鄉磁體”概念，認為建設理想的城市，應具有城與鄉二者的優點，并使城市社區與鄉村生活像磁體那樣互相吸引，城市與城市之間均留有農業用地作為綠地，這即是田園城市（Garden City）體系的主張。

“大城市不能越發展越大，像攤大餅那樣發展，應該通過城鎮的體系共同完成城市的擴大。”王建國院士介紹，為了實現其構想，霍華德發起了花園城市協會，并于1903年在距離倫敦56km處興建了第一座田園城市——萊奇沃思（Letchworth），1919年又在倫敦北33.6km處興建了韋林（Welwyn）。“田園城”因為種種原因并未大範圍推廣，但其城市疏散原理卻與後來“衛星城”有着一定的血緣關系，此外，除了在美國一些城市曾付諸實踐，近年中國很多城市對田園城市模式予以借鑒。

事實上，從人居環境到城市打造，中國很早就具有自然、有機的建設理念。兩千多年前，《管子• 五行》提出“天人合一”的建設理念：“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與此同時，《管子•乘馬》中提出：“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王建國院士将這些營建智慧歸納為中國式“有機城市”，亦即城市建設選址要因地制宜，地勢要高低适度，水源要滿足生活和城壕用水，同時又不能有洪澇之患。并以具體案例進一步闡釋“天人合一”理念在現代生活的延續：被稱作“中國最具魅力小鎮”青岩古鎮，巧妙利用基地地形，進行了富有詩意的和有節制的建設，使城市掩映在綠樹青山之中，有機而自然。

宇宙模型的映射——自然秩序與人為駕馭等量齊觀的城市

城鎮都依從自然環境條件的共同法則，各大文明城邑修建被認為是同源的說法已為多數學者所認可。随後原始宗教也曾經成為主導的文化形式，依據自然和天象的“占蔔”和“作邑”，中國的“風水”學說和古羅馬建城的“守護神”建制，就是很具體的與宇宙世界相關的建城儀式。

王建國院士表示，北京便是以宇宙的模式建起來的城市，體現了人工秩序與自然秩序的等量齊觀。從格局上，以《考工記》王城形制為原型，從永定門到鐘鼓樓，中間經過紫禁城，綿延7、8公裡的中軸線，體現了城市的人工秩序；與此同時，三海水系體現了自然秩序對古城格局的影響，南邊是皇家的園囿和運河水系，北邊靠着燕山山脈，讓它與自然緊密相連。

城市中的自然，功能機器的載體

工業革命後現代城市規模急劇擴張，效率和經濟優先，人為秩序駕馭自然秩序，是城市發展向“城市中的自然”演進的始作俑者。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建設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問題和挑戰，王建國院士表示，現代城市規劃、風景園林學和城市設計發展與整治應對現代城市的“城市病”密切相關。

“工業革命之後，城市的發展變得越來越快，出現了新的交通方式、新的生産方式，生産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時候，城市第一次出現了很多新的城市功能，比如說證券交易所、銀行等各種農耕時代沒有的功能，這個時候城市的集聚性有很大的提升，同時和農耕社會發生了很多沖突。”

王建國院士以倫敦、柏林為例，介紹了工業時代來臨後，從“自然中的城市”向“城市中的自然”的演進。兩個最早沿河而建的城市聚落，伴随工業化發展而擴張，很多公園在這一時期開始建設，意味着城市當中建設自然的概念開始出現。王建國院士指出，紐約中央公園就是為了解決城市擴張後，周末到底去哪兒可以看到自然這一問題而興建。

“城市的環境觀是城市設計的一項基本要素。文藝複興以來城鎮規劃設計所表達的環境觀，除一些例外，大都與烏托邦理想有關，而不是與作為城市形态的決定者——自然過程相關。”

王建國院士表示，很多大師對工業時代以來與生态系統的沖突甚至對生态系統的破壞進行了反思和探索——麥克哈格（McHarg）曾表示生态系統承載人類活動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們要順應自然，而不是與大自然為敵，在《設計結合自然》一書中，他表示，新城市形态絕大多數來自我們對自然演化過程的理解和反響；柯布西耶規劃的印度昌迪加爾，是這個現代主義建築大師規劃的“城市中的自然”，在規劃結構上優先考慮了綠地系統和交通格網體系；荷夫（M Hough）在《城市形态及其自然過程》中提出，必須重新檢讨目前城市形态構成的基礎，用生态學的視角去重新發掘我們日常生活場所的内在品質和特性。

2020年9月，中國正式提出雙碳目标，進入了生态文明新的起點；2022年8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項關于環境健康的決議，強調享有清潔、健康和可持續的環境是一項基本的人權。

“這就提出了我們今天講的綠色城市設計的話題。”王建國院士總結，自然生态系統承受人類活動所帶來的壓力是有限的，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設理念、“公園城市”模式、“山水林田湖草”的“N規合一”都是關于城市發展底線的基本要求。

如何使規劃設計和建設具有環境倫理的善意？王建國院士最後提出兩個觀點：一是将“城市中的自然”最大可能地表達生态、景觀、場地自然進程的特性，并改善乃至部分重新開啟生态過程；二是在開展新城或者新區建設時，應該在布局“城市中的自然”的同時，優先考慮“自然中的城市（片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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