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劉中民

8月3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内伊授權當選總統萊希出任新一任總統；8月5日，萊希的就職典禮在伊朗伊斯蘭議會大廳隆重舉行。強硬保守派代表人物萊希就任伊朗總統後，意味着改革派慘淡經營八年的魯哈尼時代黯然結束。

伊朗前總統魯哈尼（左）與當選總統萊希（右）。 新華社 圖

萊希能夠成功當選總統，與宗教領袖哈梅内伊的高度認可和大力支持密切相關，在得到宗教領袖支持以及保守派在去年伊朗議會選舉中取勝的情況下，萊希無疑能夠較為順利地行使總統權力并提高行政效率。但恐怕萊希也很難帶領伊朗走出内部發展乏術、外部國際處境艱難的根本性困境。從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的發展曆程來看，無論是保守派和改革派，迄今都未能領導伊朗改變其内政外交的根本困境。這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始終未能突破的困境，是伊朗面臨的結構性和系統性挑戰。而萊希所面臨的具體的國内和國際處境之艱難甚至遠遠超過以往。

從當前伊朗面臨的現實困境而言，最為根本的問題無疑是通過實現發展，擺脫長期遭受制裁導緻的經濟凋敝，以及新冠疫情沖擊所疊加的嚴峻挑戰。從世界各國的經驗和教訓來看，對内改革和對外開放無疑是伊朗擺脫發展困境的必然選擇，但是伊朗伊斯蘭革命确立的意識形态和政治體制都構成了伊朗改革開放的制度性和結構性制約。過去哈塔米政府和魯哈尼政府改革開放乏善可陳都是這種矛盾的結果。

一、改革的巨大需求與政治保守化的内在矛盾

8月3日，萊希在宗教領袖向其授權的儀式上表示，新政府将緻力于應對通貨膨脹、就業、住房等民生問題，修複伊朗民衆對政府的信任。由此可見，萊希無疑已經深刻地認識到經濟發展對于伊朗的重要性。當前伊朗經濟困境和疫情嚴重疊加的危機構成了萊希面臨的迫在眉睫的挑戰。

當前伊朗經濟處境十分艱難。美國2018年5月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并重啟對伊制裁，特别是2019年5月對伊朗石油出口實施“零豁免”制裁，使伊朗經濟在2019年萎縮7.6%。據估計2020年伊朗經濟增長達到1.5%，但貨币大幅貶值、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問題仍然突出。根據伊朗勞工部報告，截至今年6月21日，伊朗的食品價格年均上漲超過24%。伊朗經濟學家預計，伊朗近期通貨膨脹率超過40%。另據伊朗央行8月1日發布的報告顯示，7月伊朗城市住宅租金同比上漲了39%。伊朗政府還面臨巨額财政赤字，截至2021年3月的财政年度，伊朗預算赤字高達3萬億裡亞爾（約合120億美元）。

新冠疫情對伊朗的沖擊也十分嚴重。日前，快速傳播的德爾塔毒株引發了伊朗破紀錄的第五波疫情，據彭博社8月3日報道，最近伊朗平均日新增确診病例超過3.1萬例。據伊朗國家通訊社報道，自8月1日中午至2日中午，伊境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診病例37189例，創疫情暴發以來最高紀錄，累計确診超過394萬例，新增死亡病例411例。哈梅内伊已要求實施全國為期兩周的全面停工停産。

2021年5月，在參加選舉過程中，萊希提出的競選口号是“強大和可敬的伊朗”。為了建設“強大的伊朗”，萊希強調加強政府執政能力建設和改善民生，加強政府執政能力的核心舉措是進行反腐和政務公開。改善民生的核心舉措是通過加大政府補貼來減少社會低收入群體的經濟負擔，并在2025年前創造400萬個就業機會。為了實現創造就業的目标，萊希主張将制造業稅收減少10%。此外，萊希非常強調減少财政預算對石油出口的依賴，宣稱将在2023年實現所需外彙收入全部來自非石油商品出口，并在2025年實現财政預算完全擺脫對石油收入的依賴。（參見劉岚雨：《無懸念勝選的萊希将如何影響伊朗的未來？》，載《世界知識》2021年第13期，第55頁。）他還許諾将采取十項政治措施，包括給全民打疫苗、結束疫情、改善當前的經濟狀況等。萊希的豪言壯語與改革派魯哈尼的承諾非常相似，但對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路徑、方法和具體方案卻語焉不詳。

就經濟觀念而言，保守派更強調公正和公平，而改革派更強調市場和效率。例如，過去保守派總統内賈德強調，盡管伊朗并不反對私有化，但私有化并不意味着要出售國家财富；他還強調社會公正的重要性，認為社會公正問題應當是國家經濟發展計劃的核心。而改革派總統哈塔米強調堅持憲法規定的國營、合作和私營三位一體的經濟體制，主張對非戰略性的經濟部門實行私有化，調整經濟結構，實現出口多元化。

從保守派的政治理念和伊朗民生困難的嚴重狀況來看，通過增加政府補貼實現社會公正是萊希的執政承諾，但這需要巨大的财政支持，而這勢必進一步加大伊朗政府的财政赤字和經濟困境。伊朗更加根本的問題是伊朗經濟仍高度依賴石油出口，以及美國制裁導緻石油收入銳減，這表明增加政府補貼無疑将使伊朗宏觀經濟更加困難，而2025年實現财政預算完全擺脫對石油收入的依賴，更是令人無法相信的呓語。

二、開放的巨大需求與意識形态外交的内在矛盾

受制于“輸出革命”的意識形态外交和強烈的反西方立場，尤其是伊朗和美國對抗的結構性矛盾，伊朗很難實現真正融入世界的對外開放。

第一，霍梅尼所确立的“不要東方，不要西方，隻要伊斯蘭”的外交指導思想以及“輸出革命”的外交戰略，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宗教意識形态為主導的革命外交，它在現實的實施中一直面臨着諸多的矛盾，并突出表現為實現伊斯蘭統一、建立伊斯蘭秩序的烏托邦理想與現存的世俗主權國家體系的矛盾；輸出革命的幹涉外交與主權原則的矛盾；宗教意識形态與國家利益的矛盾等。

實踐證明，伊朗“輸出伊斯蘭革命”的外交方針和路線，是一條将意識形态置于國家利益之上的對抗性外交路線，雖然具有一定的反帝民族主義色彩，但給伊朗乃至中東地區都造成了十分消極的影響。

在後霍梅尼時代，基于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權屬性尤其是鞏固其政權合法性的需要，伊朗外交盡管呈現出“輸出革命”的意識形态外交相對弱化，國家利益考慮不斷增強的特征，但又無法從根本上擺脫霍梅尼“輸出革命”外交遺産的掣肘。因此，無論是在相對溫和的拉夫桑賈尼和哈塔米時期，還是在伊朗外交再度走向強硬與激進的内賈德時期，伊朗外交均沒有放棄“輸出革命”的外交原則和建立“伊斯蘭世界秩序”的長遠目标。

當前，支持中東國家的伊斯蘭組織尤其是伊斯蘭教什葉派力量，利用教派因素構築“什葉派新月地帶”，運用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态抵禦西方文化侵蝕，都是霍梅尼伊斯蘭主義思想在伊朗外交中的具體體現。

保守派的重要特點之一是對内強調嚴格執行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伊斯蘭化，對外更加強調支持伊斯蘭主義力量乃至“輸出革命”。可以預見，在内外政策上強化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态，無疑将是萊希政府的特點。而這恰恰是伊朗與海灣阿拉伯國家、阿拉伯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

第二，伊核問題僅僅是美國和伊朗的矛盾一部分，雙方更深刻的矛盾在于意識形态、社會制度和地緣政治博弈。保守派執政會導緻伊核談判的難度增強，而美伊的結構性矛盾也會因保守派執政而加劇。

就伊核協議談判而言，從總體趨勢看，無論是伊朗還是美國，雙方都有達成伊核協議的訴求，伊核談判不會崩盤。但從短期來看，萊希政府上台，對伊核協議肯定會産生消極影響。伊朗保守派既要彰顯出不向西方妥協的一面，又要與美國等國家達成協議，這無疑會使談判難度加大。

美國不僅要通過伊核協議解決伊朗核問題，還要以此限制伊朗勢力的地區擴張。而伊朗則要把伊核問題與其他問題區隔開來，亦即伊朗絕不會因謀求伊核協議而放棄支持地區内的伊斯蘭主義力量（如巴勒斯坦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更不會放棄自身在叙利亞、伊拉克、也門等國家的地緣政治影響。對于伊朗保守派來說尤其如此。萊希明确表示，伊朗原意參加符合伊朗國家利益的核談判，但不會就地區政策和伊朗導彈項目等問題進行談判。7月28日，哈梅内伊也表示，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伊核談判中不可信，“今後人們應當吸取教訓”；美方承諾取消對伊朗的制裁，實際上卻沒有也不會兌現承諾，還要求在原有協議中添加新内容。因此，可以預見，在萊希執政後，美伊對抗的結構性矛盾相對于改革派執政時期會進一步加劇。

第三，保守派上台執政将進一步加劇伊朗與西方的意識形态對抗，不利于伊朗與西方關系的改善。

在後霍梅尼時代，基于維護國内政權合法性和防範西方意識形态滲透的需要，伊朗的外交政策宣示一直大量使用伊斯蘭話語體系，強調伊朗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态的正統性和優越性，并對西方的文化侵蝕和意識形态滲透充滿警惕。

從曆史的角度看，在後霍梅尼時代尤其在拉夫桑賈尼和哈塔米執政時期，盡管伊朗與西方的關系一度緩和，甚至在哈塔米時期伊朗與美國的關系都一度出現改善迹象，但由于伊朗内政外交深受霍梅尼所确立的伊斯蘭體制的制約，同時深受伊朗國内保守派與改革派鬥争的影響，加之西方對伊朗伊斯蘭神權制度根深蒂固的敵視，以及在現實領域對伊朗的遏制與制裁，導緻意識形态領域的鬥争依然是伊朗與西方關系的一個重要領域。在内賈德任總統期間，伊朗和西方的意識形态對抗呈現出進一步加劇的态勢。

萊希是保守派陣營的代表人物，作為宗教領袖哈梅内伊的學生和宗教學者的身份，以及從事司法工作的經曆，都使萊希持強烈的反西方立場。萊希明确表示，他希望改善與鄰國的關系，而不是與西方國家的關系。在對美關系上，萊希的立場也十分強硬，他本人正受到美國制裁。而西方也認為萊希“曾在侵犯人權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主要是指1988年萊希作為法官曾參與審判處決了伊朗數千名政治犯。因此，萊希主政導緻的伊朗保守化與西方人權外交的惡性互動，無疑會進一步加深伊朗與西方的意識形态對抗和價值觀沖突。

三、保守與改革力量均無法逃避伊朗的體制之困

從根本上說，伊朗陷入改革與保守力量輪替的困境，是伊斯蘭革命确立的宗教保守意識形态與國家尋求生存發展的現實利益之間的矛盾決定的。一方面，伊朗無法放棄伊斯蘭革命的内外路線，這是保守派力量的根基所在；另一方面，為謀求生存和發展，伊朗又必須通過變革謀求生存發展，尤其是通過融入世界擺脫孤立的國際處境，這是改革派在伊朗得以存在的基礎。但就伊朗的體制困境而言，伊斯蘭革命的意識形态和政治體制決定了改革的限度，亦即改革始終無法突破制度瓶頸。

從很大程度上說，伊朗改革與保守兩種政治力量執政業績均乏善可陳，尤其是曆屆總統的第二任期都狼狽不堪，其根本原因在于堅守伊斯蘭價值和社會公平、照顧底層利益的保守派很難實現伊朗的發展，最終不得不讓位于改革派；而在伊朗特殊體制下受制于宗教領袖的改革派，盡管有市場導向、融入世界等改革訴求，但卻始終無法進行深入和徹底的改革，最終往往是慘淡經營、無力回天，并在下一次選舉中讓位于保守派。

因此，改革派和保守派陷入了互相為對方的失敗接盤的輪回之中，而宗教領袖則是背後的仲裁者，他通過改革派和保守派更替的平衡術來緩和國内矛盾并以此安撫民意。

霍梅尼時期（1979—1989年）是伊朗對内确立伊斯蘭共和體制，對外輸出革命和陷入兩伊戰争的十年。這十年，伊朗對内确立和鞏固了伊斯蘭共和體制的合法性，實現了國内的全面伊斯蘭化，但經濟社會發展乏善可陳；伊朗對外輸出革命嚴重受阻，與西方和地區國家的關系急劇惡化，國際處境異常艱難。

事實上，伊朗伊斯蘭革命并非純粹的宗教革命，在革命結束初期，伊朗體制内尋求變革開放、與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改善關系的力量便大有人在，但均被霍梅尼以“二次革命”的方式予以剪除，直至以教法學家（宗教領袖）為核心的伊斯蘭共和體制得以确立，保守也成為伊朗體制的核心價值。

在後霍梅尼時代，拉夫桑賈尼（1989—1997）執政時期是伊朗的過渡時期，拉夫桑賈尼在不觸及伊斯蘭體制的框架下，通過政治、經濟、外交領域的局部調整實現伊朗的國家利益尤其是經濟發展。盡管拉夫桑賈尼的改革并沒有動搖伊朗伊斯蘭體制的框架，但依然引起了傳統保守派勢力的強烈反對，并在某種程度上引發了伊朗政治勢力發生了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政治分化。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伊朗呈現出改革與保守兩種力量、兩種路線交替的政治鐘擺效應，使伊朗陷入改革與保守輪替的怪圈。哈塔米時期（1997—2005）和魯哈尼時期（2013—2021），是改革派占據主導地位，艾哈邁德·内賈德執政時期（2005～2013）則是保守派占據主導地位。而萊希執掌伊朗政權，又将使伊朗進入保守派占據主導地位的新時期，伊朗内政外交将再度走向保守。

此外，居于伊朗政治權力金字塔頂尖的宗教領袖，在表面上扮演着改革派和保守派平衡者的角色，但在本質上是保守派的核心和靈魂所在。宗教領袖所擁有的巨大權力使其成為決定改革派和保守派權力鬥争的仲裁者，甚至直接決定哪個派别掌握政府乃至直接決定總統人選。即使是改革派當選總統并進行改革，這種改革也是在宗教領袖這一保守派權力天花闆下小心謹慎地進行，這是伊斯蘭革命以來改革派鮮有成功的根本原因。

2021年6月舉行的伊朗大選，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據宗教領袖意志安排的大選，其結果在選舉前便已基本上确定無疑。在大選前，宗教領袖領導的憲法監護委員會通過資格審查把多名萊希的強勁競争者拒之門外。而哈梅内伊甚至直接出面勸退開國領袖霍梅尼之孫、改革派代表哈桑·霍梅尼，最後剩下萊希和另外四名保守派候選人和兩名缺乏威信的改革派候選人。在選舉開始前，兩名保守派候選人賈利利和阿裡禮薩·紮卡尼又宣布退出選舉，這顯然也是為了避免分散萊希選票的有意安排。

此外，哈梅内伊年老體衰已是不争的事實，外界都認為哈梅内伊意在把萊希培養成宗教領袖的接班人。因此，萊希就任總統不僅意味着保守派的回歸，更是為其繼承宗教領袖鋪路，亦即使總統服從于宗教領袖的“伊斯蘭共和”體制得以赓續，避免出現大的波動。

哈梅内伊支持保守派回歸顯然有藉此與魯哈尼執政不力進行切割的圖謀，使改革派承擔伊朗發展陷入困境的責任，進而用保守派回歸實現伊朗發展的“辭舊迎新”，但在本質上很可能是又一個無奈輪回的開始。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曆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

責任編輯：朱鄭勇

校對：栾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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