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一部大書包羅萬象，文備衆體，其中引用了大量前人詩詞，作者也為書中人物量身定做了多篇詩詞曲賦。雖然曹雪芹未必有“傳詩”之意，但其中的作品既符合人物性格，也展露出其各異才情，以緻脍炙人口而為曆代讀者喜歡。

據學者考證，曹雪芹詩風頗似李賀，其詩多新奇詭怪。然而《紅樓夢》中人物所作之作品卻似頗受“性靈說”影響，多纖巧細膩，辭藻典麗。但是，本系列文章，王和尚卻無意評析書中詩作，卻着眼于書中人物對詩的觀點和議論。

為何？王和尚以為，這些觀點立論頗為平和中正，足可為學詩者張心眼，正詩觀。因此，王和尚計劃，以書中詩論為引引申闡發其意。至于人物分析，本系列暫不涉及，且待王和尚另文細述。

此為第一篇：薛寶钗部分。

《紅樓夢》第37回，海棠詩社初建，衆人興頭甚高，議論要作詩。李纨建議以海棠花為題寫詩。迎春不擅詩詞，就說“都還未賞，倒先作詩”。以迎春的理解，要題詠海棠花，就要先觀賞一番，才有詩興。寶钗有一段精彩的反駁，點明了寫詩之奧義，脂硯齋評為：真詩人語。

寶钗的第一層觀點是：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若都是見了才作，如今也就沒這些詩了。

這段話很有道理。

詩人寫詩是藝術創作，而非照相紀實。即便如杜甫被稱為“現實主義詩人”，也絕不會事事非要經曆親見才能寫詩。為何？寫詩需要聯想、想象，需要根據自己的經曆進行藝術加工。因此，寫詩既要立足真情，又要懂得剪裁之妙，但是絕得要當時看到、聽到、經曆過才能寫詩。

比如，李白寫閨怨“卻下水晶簾，玲珑望秋月”，難道李白真是看到此女子之動作才能寫詩？他隻須合理發揮想象，摹寫其形影即可。

詩人之所以是詩人，并非僅僅因為其經曆豐富，見識廣博，關鍵在于其善于觀察和聯想。觀察細節，合理聯想，自然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了。

可笑的是，如今有些“詩人”，最愛“題圖”，非要對着一張詩意的圖片，才有詩興。王和尚曾笑稱：看圖寫話，不是小學才有的作文訓練麼？既然寫詩，心中就沒有詩意，非要圖片來逗引麼？平常不曾看雲聽雨，觀花賞月麼？而尤其可笑者，諸多“題圖者”，僅僅是刻闆直接描寫畫，而并無詩意詩趣。如此寫詩，不過是堆積辭句罷了。

試看清初詩人吳绮的一首題畫詩，詩曰：茅屋淨無塵，溪樹青疑雨。中有卷書人，坐與春山語。短短20個字，畫中景與人，人之神态志趣，均已寫足，如此才算是好的“題畫”詩！

為何寫詩要有志趣寄托？且看薛寶钗之第二層觀點：古人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這就揭示出寫詩之目的：寄興寫情。

這也有兩層含義。

其一，物象與詩情之關系。鐘嵘《詩品·序》中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自然萬物，榮衰消長，都會因此詩人内心之觸動，因此“搖蕩性情”才會寫詩寄意。詩中之物象須要為表意服務。

比如，杜甫身經戰亂，被困長安，故而其眼中之景乃是“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其看到諸葛亮祠堂之冷落蕭條，筆下之景也是“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鹂空好音”。而孟郊科場登第，心情快意，自然就感覺“春風得意馬蹄疾”了。

因此，胡應麟說：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寫詩不過是以景寫情，什麼樣的心情，筆下也自然是什麼景了。處理好情與景的關系，才能如王國維所言，既能“以奴仆命風月”，也能“與花鳥共憂樂”。

而寫詩是為了什麼？這就是“寄興寫情”的第二種含義，即在命意上有所寄托。

所謂寄托，未必是詩人之壯志，豪情，不遇或者激憤，而詩人之志趣、胸懷、品格與感悟也是詩之寄托。一言以蔽之，就是寫詩要言在此而意在彼，如此詩才有深度和厚度。

比如，南唐馮延巳之《鵲踏枝》阕，有“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裡朱顔瘦”一句，作者雖口口聲聲說“閑情”，而此句亦感歎時光流逝，但詞中卻另有深意，即南唐小國外伺強敵，内有紛争，朝事日非，亡國有日，這種憂慮和掙紮，才是馮氏之内心。故而該詞雖看似寫閑愁閑情，其實卻蘊含着國事的擔憂和内心的反省，此即所謂寄托。

再如曹植之《洛神賦》，好事者多以為此為曹植苦戀甄後而作，實則大謬不然。殊不知，以美人比喻理想，追求乃是古詩之傳統。若僅以苦戀為旨，實在是不懂中國文學之傳統。

“美人”多不是實質的個體，而是代表詩人之理想追求。《詩經》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乃是理想遠隔，需要跋涉追尋；《離騷》中“美人”是指他日夜思念的聖明君主，而“香草”則是具有高潔德操的摯誠君子。這也是詩人之寄托。

因此，詩人寫景詠物，決不能停止于景物，而要在其中寄托其深意，如此詩才會耐讀耐品。

同樣在《紅樓夢》第37回，薛寶钗詠白海棠詩，其中有“珍重芳姿晝掩門”一句，被李纨推賞，稱其詩“有身份”。

“有身份”三字也值得推敲，王和尚以為也有兩重含義，足可謂寫詩者注意。

其一，律詩之體自其誕生之日起就頗受詩家推重。雖然律詩寫作風格多樣，司空圖目之為“二十四詩品”，嚴羽則以為可分為“九品”。不論如何分類，一般而言律詩以氣象雍容，莊嚴沉着為正格。

何為氣象雍容？即律詩大氣蒼茫，氣象巍峨，規模宏遠，此可以王維之“九天阊阖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及杜甫之“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兩句為證。

何為莊嚴沉着？即律詩要求格律嚴整，典麗精工，并且氣度沉着，優遊不迫。即寫律不可小家子氣，也不可輕佻浮滑，如此才顯得堂堂正正，如淵渟嶽峙。

李纨之所以推重薛寶钗之詩，也在于此。薛寶钗系大家閨秀，自重身份，“非禮勿視，非禮勿動”，故而其筆下之海棠花，莊重不亵，自有一種矜持和自愛的氣度。

其二，“有身份”三字更可為學詩者凜遵者，并不在上文之“沉着雍容”，而在于“有面目”。所謂“有面目”即有自己之特色、風格和氣質。一言以蔽之曰：要有辨識度。

中國詩詞上千年，其中名家輩出，各有其妙。今人學詩，“師古”不失為一個方法。嚴滄浪諄諄告誡學詩者要“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林黛玉教香菱學詩時，也說要先讀王維、杜甫和李白的作品，然後讀“陶淵明，應玚，謝、阮、庾、鮑”等人的詩作。如此學詩，才算是“入門正、立志高”。

此論很有道理。但是，如此衆多之詩家，如何去學，王和尚卻有自己的看法。

學詩固然要學名家之作，但關鍵在沉下心去認真去學。并且，學名家之作是為打底，要進一步則需要獨尊一家，旁及衆長。為何？蘇轼詩學白居易，姜夔詩學陸龜蒙，也有學其他名家賈島、姚合，韓愈者。即，學詩到一定程度，就要認真去學一個人，或者一種流派了。如果枉費心力，想要博采衆長，恐怕要邯鄲學步，浪費心力了。

人之精力及思力有限，需要集中在一點才可叩門而入。而在選擇學何人時，王和尚以為應該選擇與自己脾氣、秉性、經曆乃至思想相近之名家，如此才有興趣愈讀愈深，愈行愈遠。比如，王和尚自己，就以三年之精力通讀，細讀杜甫全集，也隻是對其律絕略通一二而已。

此其為學詩要“有面目”，不能貪圖博愛，花心過甚。

學之既久，必能悟入。但是寫詩，卻要有自己之“本來面目”，學古而不能泥古，更不能套古，一定要有自己的真情實感和獨有風格。學杜甫而像杜甫，又有何用？比如，江西詩派之陳與義，學杜甫用力最勤，也學之最像，卻在江西詩派“一祖三宗”中成就最低，其原因無非是，着魔太深，而失去自己本來面目罷了。

但是，雖然李纨推重薛寶钗之詩“有身份”，後文有說林黛玉之詩“風流别緻”，薛寶钗之作“含蓄渾厚”，那麼“風流别緻”和“含蓄渾厚”又各有何種含義，兩種風格有高下之分麼？請看王和尚後文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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