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西安市紀檢委在一天時間内連續發布了3名官員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的通報，他們分别是：西安市臨潼區政府原副區長劉春來、西安市臨潼區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原局長周向東、西安市臨潼區建築垃圾管理所原所長程軍命。這樣的通報方式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件事，他們的落馬都與建築垃圾有關。

在西安，提到建築垃圾，就會讓人想起渣土車。在裁判文書網上搜索相關内容，可以看到最近的兩份判決書很有代表性，正好一南一北。

被告人都是城管執法部門的一線工作人員，然而面對渣土車，執法部門的監管職責，卻演化成按量按車計價的灰色生意，雖然都是小案子，受賄金額都不到30萬，但梳理細節，我們可以窺見這一灰色生意的“生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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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份判決書，一份是2022年1月一審判決書，在藍田縣；一份2021年11月二審判決書，在未央區。

藍田縣那位被告人員，是一個國家公職人員，藍田縣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執法大隊副大隊長王某棟。未央區的被告人員惠某某，雖然是未央區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大隊漢城執法中隊協管城管分隊長，但他并沒有編制，而是第三方公司——西安未央保安服務有限公司派遣到漢城街辦工作的編外人員。

但無論是在編還是編外，這種灰色生意的模型基本分為兩種：一種是平時的好處費，一種是深度參與。

平時的好處費，分為事前和事後。這與受賄人是否一線具體執行人員有關。

王某棟是藍田縣城管局執法大隊副大隊長，收取好處費主要是事後。

當某輛渣土車或被查扣之後，有人聯系王某棟放行這輛被查扣的渣土車，事後王某棟會獲得好處費。也有渣土清運證被查扣，為了讓王某棟返還渣土清運證直接給好處費的。這種好處費數額不等，有的給1000元、2000元、3000元，也有的一把給了10000元。

這些給好處費的人很多都是體制内人士，比如有藍田縣交警隊合同民警、藍田縣城管執法大隊執法工作人員、藍田縣交通局副局長、藍田縣城管局執法大隊向陽路中隊隊長、藍田縣城管局執法大隊湯峪中隊副隊長等等。

根據判決書，這種好處費王某棟一共收了46000元。

未央區漢城執法中隊協管城管分隊長惠某某是事前收好處費。

根據判決書，2017年3月至2019年1月，惠某某被第三方公司派遣到漢城街辦工作，擔任未央區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大隊漢城執法中隊協管城管分隊長，負責隊内保安公司派遣人員的所有事務及中隊各項執法業務，在夜間執法工作中，主要負責處理投訴，對轄區内渣土車高尖、抛灑及亂倒垃圾等現象進行巡查。換句話說，就是一線執行工作人員。

所以惠某某的犯罪事實主要是，通過微信收受好處費，然後在執法過程中，對發出好處費的人的車隊給予照顧，或通風報信或象征性檢查。惠某某的違法所得總計262500元。

因為惠某某在執法過程中，直接對給了好處費的車予以照顧，因此比起王某棟，他還多了一個濫用職權罪。

02

第二種深度參與，從王某棟的犯罪事實可見一斑。

比起一筆一筆收好處費，王某棟真正掙大錢的是利用職務便利，違規參與薛某飛倒土工程，收取薛某飛好處費148750元。從判決書來看，王某棟的參與是深度參與。

2019年4月份前後，薛某飛承攬了位于藍田縣工業園區規劃一路延伸段項目工地倒黃土工程。王某棟介紹王某幫薛某飛辦理了相關審批手續，薛某飛考慮到王某棟的職務，遂與王某棟、王某商議，由三人共同對倒土費進行分配，具體為每車倒土費280元，給薛某飛分140元，給王某棟和王某每人分70元。

在此過程中，王某棟提出讓其下屬蔺某聯系車隊倒土，并由蔺某直接分配倒土費，從王某棟每車70元的收益中分一半給蔺某，其他人則照舊。而蔺某在分配倒土費過程中，給薛某飛如實支付，因王某不在現場，有時給王某少支付，給王某棟多支付。

該項目的車隊在拉運黃土的過程中，王某棟直接或者指示下屬簡單檢查予以放行，車隊違法傾倒建築垃圾時，王某棟指示蔺某将垃圾處理後未按照相關規定予以處罰。通過王某棟在執法檢查方面的保護，該工程順利實施。

最終該項目一共倒土2125車，王某棟分得倒土費148750元，除将其中一部分給蔺某外，個人實得80760元。

總之，在渣土車這件事上，王某棟共計受賄194750元。

根據判決書，導緻王某棟落馬的也是薛某飛倒土工程這件事。

03

王某棟在被調查期間，主動交代了其他收受好處費的犯罪事實，甚至追溯到2015年利用妻子在藍田縣農業局工作幫人違規套取國家農業項目補助獲得16萬好處費的事，盡管2015年的事讓王某棟被認為是犯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但這些主動交代被認定為自首，獲得了從輕處罰，被判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兩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币20萬元。

惠某某則因犯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合并執行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20萬元。

讓惠某某沒有獲得輕判的原因是他收受了張某乙的好處費95500元之後，在夜間執法過程中向張某乙通風報信或象征性檢查，而張某乙在未央區xx村19.6畝農用土地上繼續傾倒垃圾，造成該地塊有毒重金屬汞含量嚴重超标，環境遭嚴重污染。為清運違法傾倒的垃圾，漢城街道辦事處需支付垃圾清運費用共計746萬多元。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張某乙在傾倒垃圾前，該地塊已有他人傾倒的垃圾及政府有關部門在垃圾上覆蓋的黃土，實際上無法區分張某乙傾倒垃圾的具體方量，但法院根據張某乙向惠鵬剛行賄的數額、次數以及該垃圾場收費次數和收費總金額、付款人，認為即使按張某乙所收納垃圾的最小方量計算，國家為清運張某乙違法收納、傾倒的垃圾所産生的費用也超過了150萬元。

二審判決書認為這屬于濫用職權産生情節特别嚴重。這也導緻惠某某在二審沒有獲得輕判。

至于惠某某在上訴中提到的“一審判決認定的濫用職權罪不能成立，隊長孫某丙是整個事件的決策者、實施者、監督者，真正構成濫用職權罪的是孫某丙”，二審判決書中沒有涉及，隻是依舊認定惠某某濫用職權罪。

作者 | 二二 | 貞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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