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階級要應付他們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屬于不同的學派，但都是為新興政權服務的。他們之間，以及他們與莊子學派之間，經常發生辯論。莊子有一個應對他們的基本原則，叫作＂因＂。

《齊物論》說：＂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是則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彼與此的立場，是與非的判斷，生與死的區别都是相對的，他們們間彼此共存，互相轉化，糾纏不清，這就是＂彼是方生之說＂。因為＂彼是＂是＂方生＂的，所以去糾纏它們的區别是沒有意義的，因此，聖人不走這條路，而要＂照之于天＂，從天道那裡去得到光照，這就是＂因＂。

彼時方生之說看到了矛盾雙方的相對性與統一性，具有辯證意義，但是忽略了它們的絕對性與對立性，走向了相對主義。

所謂的＂因＂，企圖超脫于矛盾之上，這也具有形而上學的色彩。

《莊子》裡面論述＂因＂的情況是很多的。《齊物論》所說的＂狙公賦芓＂的故事講的就是用＂因＂的辦法對待辯士的問題。狙公比喻的是像莊子這樣的達者，猕猴比喻的就是辯士們。猕猴頑固地認為＂朝四而暮三＂比＂朝三而暮四＂好，狙公順從它們的看法，它們就喜悅，狙公不順從它們的看法，它們就發怒。于是狙公就選擇了順從猕猴的看法。表面上是順從它們，其實自己一點損失也沒有，因為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根本就是一回事。辯士們經常争論的是非問題，在莊子看來，就像朝四暮三與朝三暮四的關系，它們的區别好像很重要，其實是一回事。

所以莊子對待他們，就是順着他們的意思，不跟他們争辯，這就是＂因＂，因的作用就是＂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做到了因，莊子就從是非之中超脫出來，而在天道那裡得到了休息，所以說＂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鈎＂。＂因＂這種作法，既不得罪辯士，自己也沒有什麼損失，所以叫＂兩行＂。

莊子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看到萬物的變化，包括具有對立性質的變化都是統一的，所謂：＂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因此，從統一的方面來看這些區别與對立，就好像這些區别與對立不存在一樣，所以說：＂凡物無成與毀，複通為一。＂因為萬物的變化是統一的，就沒有必要對這些變化采取立場，既然不采取立場，就可以完全按照事物的自然面貌去對待它們，這就叫＂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沒有成見而還事物以其自然面貌，也就是＂因＂。

因的思想承認了客觀世界中存在的對立統一關系，但是割裂了主觀與客觀的關系，企圖用天道把人的精神從充滿矛盾的客觀世界中提拔出來，是一種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相混合的思想。

尊古卑今是許多學者的基調，但是莊子認為學者所說的古與今其實沒什麼兩樣，從古到今，人們都是迷失了真我的。生活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隻有至人才不至于走向迷途。至人因順别人的意思，但同時不迷失自己的必志。

對于辯士學者的教導，至人人不去學它，至人承接他們的意志，但是不會成為他們那樣的人。至人就是莊子學派的理想人格。由于莊子與辯士在志趣上有根本的差别，莊子其實是做不到＂順人而不失己＂的，做到的隻是＂不失己＂，所謂＂順人＂不過是表面上的敷化既不改變自己的志趣，又要不得罪他人，這就是莊子的處世策略。

從辯證法上看，這是減弱矛盾兩方面的對立，使得現狀得以維持，可以說，莊子對這個道理是有較深認識的。

除了新興政權與其知識分子，一般人、普通人與莊子學派的生活也有聯系，莊子學派也要處理好與一般世人的關系。莊子學派對侍他們，也是保持一種不愛不恨、不親不疏的關系。《秋水》篇說：＂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口隸；貨财弗争，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貧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谄。＂這些思想，從根本上說，都是企圖擺脫現實世界中客觀存在的矛盾關系，這實際上是做不到的，這隻是精神上的一種安慰罷了。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