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事業單位2020屆師範類畢業生專場招聘會在北京舉行，應聘大學生正在等候面試。 （視覺中國/圖）

曾叙結束了在中國美術學院的七年學習，剛在深圳坪山某初中完成跟崗培訓，即将成為一名美術老師。求職時，她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标梯隊，依次是教師、事業單位、互聯網大廠。

和曾叙一同進入這所初中面試的，還有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華南師範大學美術教育系的畢業生，三人都是碩士，隻有一個師範生。

考公、考編，成為越來越多藝術生瞄準的就業方向。1990年代公務員辭職經商被比作“下海”，如今人們将進入體制内工作稱為“上岸”。

在學弟學妹身上，曾叙覺察到這股趨勢異常明顯。畢業後，她看見輔導員發布了一則考公考編培訓信息，“完全超出了學校領導們的預設，非常火爆”。學校原本隻設立了一個500人的微信群，結果人數爆滿，現在變成三個群。

對藝術生來說，如果想追求穩定的體制内工作，主要去向是學校和文化宮、博物館等事業單位。而一些待遇較好的單位，學曆要求往往很高。曾叙參加了深圳高級中學光明校區的招考，發現應聘者基本是清華、央美、國美三大美院的學生。她也投遞過江蘇某博物館的設計崗，但沒有收到面試邀請，後來她得知，雖然招聘公告上寫着碩士可報，最終錄取的卻是博士。

2022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共招錄16745個職位、31242人。其中，面向藝術類專業的崗位有265個，招錄522人，以應屆生為主，招錄人數比2021年增長20%以上。但在公務員考試中，藝術類的可選範圍依舊較為有限，招錄單位多為公安、監獄、消防等系統。

不會因為你是藝術生給你分低一點

韋茜在一所二本師範院校學習播音主持，2021年，她考上了廣西柳州的工人文化宮事業編。文化宮每年會舉辦職工活動，開閉幕式需要主持人。

畢業後，她先在本地的規劃展覽館當了五年半的講解員。在家鄉所在的城市，與她的專業相關的工作不外乎電視台，但她認為“自己太普通了，沒有什麼特别的實力和經曆，學校不行，不敢去”。

2022年廣西的公考公告發布後，韋茜發現有個變化——播音主持專業現在歸屬為新聞傳播學大類，而不像過去隻屬于藝術大類。也就是說，播音主持生可以報考新聞傳播專業的崗位，選擇變多了。“一開始是覺得開心，但是想想考不過，沒啥開心的。我們藝術生底子本身也差點，新傳都是狠人。”

藝術生在考公考編時首先要面對的難關便是選崗。顔楚畢業于廣東工業大學動畫專業，在美術機構工作過，發現自己很享受當老師，于是考取了教師資格證，卻在教師招聘報名時得知，她的專業不能報美術教師崗，隻能報特殊教育或音樂。所幸家鄉文聯正好有招聘需求，動畫歸屬于戲劇影視文學，在事業單位考試中歸為文學大類，顔楚這才找到了一席之地。

一些相對弱勢的專業可能會面臨無崗可選的尴尬境地。即使同為美術大類，設計專業的考公考編機會就少于美術學。廣東某環境藝術設計專業學生在小紅書上抱怨，“一線二線幾乎都是要求美術學的，（招）設計的很多都是邊遠的不發達的地方，才會限制沒那麼多。”評論區裡，來自全國各地的視覺傳達、服裝設計專業學生留言認同。

何曉學的是室内設計，畢業後，她考取了“三支一扶”，即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從事支教、支醫、支農和扶貧工作，兩年服務期滿将享受政策優待。她服務了一年，還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參加了2020年湖北省考，報考了獄警崗位，提前“上岸”。

篩選崗位時，她為數不多的選擇隻有兩種：不限專業、不限學曆（大專以上）、不限戶籍的“三不限”崗位，或者監獄系統面向藝術大類的幾個崗位。公考圈流傳着“三不限出大神”的名言，意思是“三不限”崗位門檻低，報考人數衆多，更有可能出現高分選手。考慮到這一點，何曉還是選了監獄系統，後者離家也更近。她報考的男監女警崗位，在報名截止前一天的報錄比顯示是80:1左右。

對于文化基礎較薄弱的藝術生來說，筆試需要耗費更多心力。

2018年，方詠第一次參加公務員考試，當時她還在一家民企上班。2019年下半年辭職後，她開始全力備考，但考了幾次，都失敗了。2021年，她抱着最後一搏的心态，考進了市場監督管理局。

這一次的崗位設置與之前不同，限定在三個設計專業範圍内，其中包括她所學的環境設計。往年她報的崗位則面向藝術大類，競争更激烈。

“藝術類不像法學、會計有資格證的限定，所以分數其實很卷，要想考上确實得下決心吃苦，把以前的文化補回來。”筆試面試，方詠都報了班，在一個多月的備考過程中，每天從早上7點學到晚上12點，容易怯場的她，還跑去地鐵站早讀練膽子。方詠說，最終“上岸”的這次面試，是她答得最流暢的一次。

播音主持專業出身的鐘林考上了某直轄市的警察。通過筆試後，剩下的項目在一天内考完，他依次完成了心理測試、面試和體能測試。鐘林覺得，藝術生考公和文化生沒什麼區别，“大家都做同一張卷子，不會因為你是藝術生，像高考一樣的，給你分低一點，不現實”。

“有種看不到頭的感覺”

疫情之下，許多藝術相關的行業深受沖擊。

沈凱琦畢業于上海師範大學表演系，和他的一些同學一樣，曾經想過當話劇演員。“但是疫情之後，行業太不好幹了，進不了觀衆，就是零收入。所以就更加讓我畏懼去這個行業，風險太大了。”那些和劇團簽了合同的同學，沒有演出時，隻能在外面的培訓班上課，或者拍短視頻。

藝考之前在培訓機構學習，學成之後回到培訓機構教學，曾是藝術生可選的一條道路。如今這條路變得狹窄。為了積攢教學經驗，曾叙在杭州當地的畫室當過兼職老師，由于防疫隔離的需要，外地學生過不來，招生減少，對老師的招聘需求也随之驟降。

雖然相比中學教師，互聯網公司的薪酬高出将近十萬，出于追求穩定的心态，曾叙還是将它排到求職目标的末位。裁員潮中，聽聞有的公司設計組整組被裁，或是招聘數量砍了一半，她不想冒險。

她身邊一些男同學也有共識，将考公視為最優選，主要瞄準珠三角和江浙滬地區的體制内職位，薪資水平與互聯網大廠相差不算太大，“而他們家庭都比較富裕，兩者之間，他們會優先體制”。

鐘林從某一本師範大學播音主持專業畢業，理想是當一名體育解說，但他評估自己比拼不過體育學院的播音生，隻能去一些相對較小的網絡平台。這些小平台，可靠程度、疫情下抗沖擊的能力很弱，難有保障。

2021年，他通過市考，成為了一名警察。

多年前高考時，鐘林喜歡的警校和藝術院校都在提前批次報志願，二者隻能選其一。恰巧遇上警校從大專升為本科，不确定分數線會提多少，穩妥起見，他選了藝術。等到畢業找工作，同一個人生選擇再次出現。

“一開始其實也在動搖，真正确定就是2020年碰上疫情，各方面的情況對比下來，覺得還是公務員的單位會更穩定一些，所以就确定要考公了。”鐘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他報的是執法勤務崗，占公安系統大頭，當年全市一共招收315位男性。雖然是“三不限”，但招錄人數多，競争相對較小。當時的另一個選擇是公安某機關單位的宣傳崗位，針對播音主持設崗，但隻招一個人，他不敢選。

在他看來，“考公倒也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警察和主持人，是他原本就有的兩個夢想，就業大環境幫他做出了選擇。

方詠曾在私企工作了一年半，每個月隻有三千多元的死工資，難以維持日常生活。公司也經曆變故，許多領導另起爐竈成立了競争公司，待遇更不如前，她決定辭職。她的父母都在體制内工作，疫情後看到許多人失去工作，家人希望她考公的想法更加強烈。

何曉大三下學期曾去武漢某别墅裝修設計公司當實習生，每天去工地測量，熬夜畫圖到淩晨，“有種看不到頭的感覺”。每個月實習工資隻有一千多，“能熬出來的設計師很少，高工資隻屬于行業内頂端的那部分人”。

就在她對設計行業失去期望之際，在體制内工作的哥哥和男朋友都建議她嘗試考公。2020年疫情影響，湖北省考時間推遲，何曉向單位請了一個月的假，報了培訓班，密集培訓了三十多天。行測是她的弱項，其中數學、邏輯很長時間沒有接觸，基礎不好。

不過，最終她以最後一名通過筆試，又以面試第一的成績逆襲“上岸”。

都是上崗現學

1999年，大學擴招序幕正式開啟，自此，中國高等藝術教育從精英型逐漸向大衆化演變。2002年，藝考熱初現端倪，全國3.2萬人報考，597所高校開設藝術類專業，到了2013年，考生數量突破100萬，一千餘所高校增開藝術類專業。經曆了2014年、2020年藝考改革，藝考人數雖有起伏，但總體熱度依舊。2020年，全國高考報考人數為1071萬，藝考生報考人數達到了117萬，占高考總人數的10.92%。

相比于成為藝術家這樣高遠的理想，大多數藝考生更需要的也許隻是一個升學名額，而當他們踏足社會，也隻是作為有着某些專長的普通人，去參與職場競争。

音樂生張潔欣畢業之前，曾打算留在大學的城市當鋼琴老師。那家琴行是全國連鎖，規模很大，老師可以去不同城市上課，工資可觀，但家裡人不同意，于是她回到家鄉，“被逼着考編”。

張潔欣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她的同學中，“基本上家庭條件好一點的都出國了”，有一些繼續攻讀研究生，其餘大多去了公立學校或教育機構當老師，很多女孩當了小學音樂老師，隻有她選擇考事業編。與之相似，韋茜很多學播音的同學也去當了小學語文老師。

報考市場監督管理局的時候，方詠沒有被明确告知這個崗位的職責。現在，她坐窗口，負責企業注冊登記及監管工作，都是上崗現學。

和她一樣，很多藝術生在體制内從事與本專業完全不相關的工作。

何曉成為男監女警後，不用下監區，平時不值夜班，她在管教科室，具體工作不能透露太多。單位屬于司法系統，大多數工作和法律相關，這對她來說是個陌生領域，要從頭開始學，慢慢上手。和她一起考進來的藝術生，情況也大都如此。

除非是在文化宮、美術館等文化藝術單位，能直接施展藝術專長，否則，藝術生的專業特長在體制内是一種微妙的存在。

鐘林作為新警員，要先完成為期一年的集中培訓，才能進到所屬的派出所。實習期間，他感覺到難度很大，尤其耗費精力，常常要熬夜把案子盤清楚。

除了承擔常規的勤務工作，他還負責視頻音頻的推送，很多文藝活動的主持、表演和策劃也需要他參與。在反詐宣傳等工作中，“一些話術和心理方面的技巧，和播音專業類似，但又有不一樣的地方，算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需要重新學一下技能，但是上手會更快一些”。

總體來說，鐘林認為藝術專長在職業發展中是個優勢，但他也表示，有些人正是因為不想從事本專業而去考公，可專業一旦被人看見，便很有可能被喊去負責相關的工作，例如單位的外宣工作等等。

“不再因沒做專業相關的事而煩惱”

回到家鄉桐鄉，被沈凱琦視作畢業求職的“第一要義”，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某國企的平台推廣和運營，需要出鏡拍攝公司産品的宣傳視頻。這份活幹了差不多一年，最近他考上了當地的文化藝術服務中心。

家庭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極重，回到家鄉，意味着既方便照顧父母，又能實現早日結婚的願望。“我覺得留在大城市這個夢想很難完成。回到自己家，那就可以找一個人早點結婚，現在很多年輕人不喜歡結婚，我反而相反。”他坦承道。

沈凱琦有一群志同道合堅持表演的朋友，他們回家鄉發展，成立了自己的劇社。業餘時間，他們偶爾排一兩個話劇，更多的是小品等群衆文藝，已然很滿足。2022年，他參加了“新松計劃”浙江省青年話劇演員大賽，闖入全省前十名。

回首剛畢業的兩年，顔楚感覺“過得很快活”。她當過美術機構老師，也做過新媒體，那時的她，“有點浪漫主義，想做自己喜歡的事”。現在在文聯，她主要做着材料撰寫的工作，涉及的知識面比以前更廣，比如潮汕傳統藝術、攝影，還有美術類目裡沒接觸過的國畫、版畫。

“我對人生的态度更開放了，沒有以前那麼自我。在兼顧自己喜好的同時能承擔家庭的責任，取一個平衡，我認為是成熟。”以前顔楚一度排斥行政工作，接觸下來，發現自己适應得很好，除了過去愛好的美術和電影，她現在也喜歡閱讀，“所以不再因沒做專業相關的事而煩惱”。

張潔欣到江永縣文化宮之後，同崗位的基本都是藝術生，他們平時主要負責給群衆排練，上公益藝術培訓課程，遇到節日，便需要組織一台節目。最忙碌的是送戲下鄉，一早集合下鄉搭舞台，之後還要回去上班，傍晚下班後再坐車下鄉，晚上七八點開演。村民們忙了一天農活，晚上帶着家裡的老人小孩一起過來看，“圍得滿滿的，特别有成就感”。

她說起5月剛剛籌辦的湖南春季鄉村旅遊節，她為主會場布置場地，還到千年古村上甘棠參與攝影活動，穿着瑤族服飾，在迎親隊伍裡當起了模特。活動告一段落後，她回到文化宮裡，恢複“張老師”的身份，在電鋼琴上打着拍子，指導來上課的孩子們。

沒有活動和培訓時，這份工作十分清閑，“館長給我們足夠的時間搞創作，一人一個工作室，自己‘摸魚’”，張潔欣感覺自己提前過上了養老生活。如果沒有工作安排，她就自己練練琴，寫寫曲子，研究作曲軟件。

她曾在公立學校當過合同制音樂老師，三個月的班主任生涯，她頗感壓抑，如今仿佛脫離苦海。當老師雜事很多，上課之外還有各種演講、朗誦、唱歌比賽要排練，“相當于幹了我現在文化館的一份事，還要每天按時上課。當了班主任更加别說了，簡直一天工作12個小時”。

她在小紅書上分享自己的考編經驗和工作日常，許多已經畢業好幾年的人都來私信求教。通常，她給出的建議是，“考事業編，不要考教師編。”

（應采訪對象要求，曾叙、顔楚、何曉、方詠、鐘林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朱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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