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川路800号，是上海交通大學闵行校區所在地。3月9日淩晨，學校關閉了大大小小11個校門，這座百年學府迅速轉為戰疫狀态。全面封閉管控的東川路800号，5000畝土地上聚集了3萬餘名學生、500餘名教職工以及1000餘名後勤和物業人員。這相當于十多個中型社區的體量，但人員居住密度卻遠高于普通社區。宿舍樓封控以後，學生無法去學校餐廳就餐。幾百棟樓宇、每日三頓近十萬份的送餐壓力，從學生志願者轉移到教職工頭上。餐廳到宿舍樓的這段送餐路，究竟如何妥善安置？這成為擺在3萬交大人面前一道亟待解決的難題。重擔之下，教授們紛紛化身“騎手”。他們用自己的學識、責任感乃至真性情，築成一道往返于萬千期待與多方守候之間的“送餐快線”。

交大的老師在為學生送餐。 楊明供圖

被打破的甯靜與重建的秩序在交大，“數百名校内教授、學者給封控宿舍樓裡的學生送飯”，這件事的熱度已持續10天，但至今即使通過學校官方渠道，也很難得出“誰是發起人”的答案。“這就是老師為了學生的吃飯問題，共同發起的一次自覺行動。”一位交大的老師這樣描述。3月9日上午6時本應是校衛隊日夜交班時間，隊長楊立志卻接到一個特殊的通知。他立刻召集起有70餘名成員的安保隊伍：“帶好吃的喝的和被子，全員到崗。根據防控需要，今日起封閉所有校門。”校内網上，動态信息實時發布的“水源社區”也更新了這則消息：闵行校區實行封閉管理，各大門人員和物品全部隻進不出。剛剛起床的研二學生李力（化名）看到安排後并不震驚。早在前幾日，學校周邊陸續出現多例無症狀感染者，封校的消息如“達摩克利斯之劍”，早已懸挂多時。有些學生開始在便利店采購囤貨，很多課程群裡老師和助教都在提醒大家上課戴好口罩。确認消息後，李力奔去超市購物。他發現當時學校食堂部分餐食已限價、限量供應，校内超市食品貨架空了不少，不過補貨速度似乎早有準備，快得驚人。同一時間收到封校通知的，還有早晨7點多入校準備上早課的老師們。封門來得突然，準備入校的師生、下班的校内員工、學校訪客全都堵在了校門口。逐漸大家的手機上收到了來自學校、院系發來的封校通知，人們決定折返回去。

交大學生在連夜進行核酸檢測。 受訪者供圖

電子信息與電氣工程學院（以下簡稱“電院”）黨委書記蘇躍增是在上午10點多逆行進校的。回到崗位後，蘇躍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查統計在校師生。電院作為交大的大院系，當天有9000多名學生和91位老師被封在了學校裡。

第一天晚上，蘇躍增幾乎通宵未眠。“密接有多少？接下來的教學如何平穩過渡？”與封校同時到來的，是一夜切換的教學模式。船舶海洋與建築工程學院基于之前的線上教學經驗，很快把線上會議的鍊接發送給學生。而整個學院上百門課的學生助教也被選定，第一天就開起了培訓會。轉折很快發生了。3月10日淩晨，“水源社區”上的“防控動态”顯示：理科群樓某号樓某樓封控隔離。3月12日，貼吧内部出現了升級後的“防控動态”：全部宿舍樓進入封閉管理，隻進不出。校園氣氛霎時緊張起來。宿舍樓封控以後，最初的問題就是吃飯問題。起初學校會給每個宿舍樓分發餐券，由每個宿舍選派一名代表領取餐食。但餐券層層派發和排隊領取餐食的一路，難免會增加病毒人際傳播的風險。這個方案僅維持一天就告終了。之後，餐食由學校後勤人員等統一配送到宿舍樓外。但後勤人員數量也因疫情防控原因一度銳減，送餐任務困難加劇。

電院學生的一餐飯。 楊明供圖

于是，校内志願者進行了一次大“換血”。志願者的備選對象被定為教職工，打過3針疫苗、核酸檢測陰性且平時身體健康，被明确寫入要求。

當天晚上，校内300多名志願者以學院為基礎組成多路送餐隊伍，其中150多名志願者是交大老師。上完網課後，他們匆匆放下耳機，驅動各自的座駕，投入“送餐挑戰”中。送餐的細碎複雜程度遠超出老師們的想象。送餐第一天，不少老師到達餐廳後，卻發現盒飯還沒有打包好。在等待的同時，老師們不得不紛紛上前幫助食堂師傅一起打包。配送時老師們又發現，有些運輸車輛負責的宿舍隻有100多人，而有的宿舍有600多人。有些宿舍樓下沒法停車，老師們不得不手提20盒一大包的袋子，步行送至宿舍跟前，幾趟下來已是滿頭大汗。把餐全部送完，已是晚上八九點。大部分老師回到辦公室，隻能靠面包和泡面填填肚子。此後，大家還要在線上開碰頭會。平時研究交通路線規劃、項目管理協同以及算法開發的教授們，此時為了送餐這件“小事”，紛紛出謀劃策，重新規劃每條路線，确定相應的人數。

交大的第一代送飯運輸車—老師們的私家車。受訪者供圖

教授騎手的送餐解題路高學曆人才送外賣，在交大似乎有一段可呼應的“曆史”——“餓了麼”外賣平台建立最初的定位就是幫商家給校内學生送外賣，主要創始人張旭豪、汪淵等也是上海交通大學的畢業生，主創曾笑稱，那可能是當時全世界學曆最高的外賣員，要麼是生物學博士，要麼是能源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時隔13年的今天，教師們接過接力棒，校内餐飲配送的傳統在疫情期間有了新的诠釋，它成了擺在3萬交大人面前一道需要解決的“題”。對精準數字的執着和細緻、對送餐規律的不斷追蹤和歸納因時而變，這和學者們做學問的氣質有些相通，卻更接地氣。電院教授王景川測算過自己車子後備廂的理想裝盒量：1012份。“考慮車廂四周的不規則約束、前傾至駕駛艙的風險等不确定因素幹擾，應該是理論最大值的80%，810份。”但是在3月14日的實際驗證中，王景川發現每次送餐最大值隻能達到680份。這位嚴謹的學者反思道，“布局方法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王景川(右)在為學生送餐。受訪者供圖

究竟用什麼樣的交通工具送飯效率最高？這成了後來解出交大校園内送餐問題的核心問題。

運輸工具在10天内經曆了多次疊代：第一代是私家車，第二代是三輪車，從電院老師開始，推廣到多個學院，效果很好。現在三輪車應該成了全校運輸的主力車型，但沒有箱子的物品三輪車堆不高，運輸力還是有限。後來校園内又出現了一次令人驚詫的“運力疊代”。3月15日，一張來自上海交通大學朋友圈的截圖沖上微博熱搜，發布者提到“電院看不過機動開大巴，他們搞無人駕駛”。上海交通大學智能車實驗室的負責人楊明正是這張圖的主人公，他也是上海交通大學智能車實驗室的負責人。在派送飯這件事上，電院教授楊明調侃自己每天都是一個“移動的數據表格”。他把每頓每棟需要送餐的宿舍樓份數，都用筆手工寫在出發前穿的防護服上。3月17日是一個雨天，防護服防水，但是寫字更加困難了，他用力在衣服上寫下斑駁的5個數字，那天他要送餐的總數是994份。“千萬不能把數字弄錯了，數字弄錯了就意味着會有同學餓肚子。”楊明說。

楊明實驗室裡在這次送餐行動中投入使用的無人駕駛小拖車。楊明供圖

他把送餐這回事當成了解題過程：要建立一道數學題，首先要充分把握已知條件。楊明所在的送餐小組有5個人，承擔4棟樓、1000餘人的盒飯配送任務。這4棟樓分布在校區的兩側，橫跨東西兩區，距離遠、任務重。

一開始，楊明用自己的車運輸送餐，卻發現效率極低，循環往複下飯菜變得冰冷；後來校友資助的三輪車上陣，一次可以裝下8箱400份。但問題在于，并非所有老師都會騎三輪車，當場學習似乎也不穩妥。冥思苦想之下，楊明突然意識到，“我的實驗室就叫智能車實驗室”，“團隊裡還有不少實驗車輛能派上用場”。“無人小巴”被迅速投入使用，每趟能承載的數量達到1500餘份。但這顯然沒有達到小巴的極限容量。這輛車最初設計為載人用，因而座位和空間都很固定，而且運行路線需要靈活。這讓編程變得困難。無奈下，他拿出小車的遙控器，嘗試用“遙控車”的方式運輸到指定地點。這次他成功了。一個拖車可以運輸780份盒飯，在實際工廠使用的時候，一般是連接兩三個拖挂，所以其實理論上一車可以拉2500份左右。當時楊明團隊正好有一位工程師在學校，他帶着傷腿，很快幫着把這輛車拼裝起來。

楊明的防護服上寫着每天要配送的午飯份數。楊明供圖

另一方面，送餐這道題的人工機制也在不斷優化升級。此前學校每個宿舍樓裡已配有樓長和寝室長，為了加快分餐效率，學校提出了增加層長的應對方案。分飯時，宿舍在一樓的輔導員隔着門聽拿飯的動靜，及時通知下一位層長出動取飯。這樣一來，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學生之間碰面。13日開始，整個送餐流程已經變得順暢。宿舍樓裡的學生們适應了特殊時期的運行機制，配合着宿舍樓外的送餐老師，整棟宿舍樓的學生很快就吃上了飯。根據楊明的計算，從餐廳出餐到學生拿到飯菜，經過層層優化後，時間從3小時壓縮到了半小時。已堅持送餐10天的楊明，現在回想起不斷疊代的解題式送餐，并不覺得有多特殊。他說：“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無論是三輪車、私家車還是科研設備，最終目标都很一緻——讓學生能盡快吃上飯。不關乎專業，這份心情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别。”

最近在交大校内用于運輸物資的無人駕駛小巴。 楊明供圖

手寫信與被消解的孤獨感這場“戰疫”接力并非僅限于教師，其中也有學生自我戰勝的身影。在整個學校開足馬力保證2萬多名學生吃飯的問題時，社交媒體上交大的主頁不斷被學生們上傳的“交大愛心盒飯”刷屏。但是，也有很小一部分學生在校園封閉的壓力之下，變得沮喪敏感，在網絡上抱怨“吃不飽，飯菜送來了都涼了”，并且詢問學校為什麼不能加派後勤人手。這時候，有些耿直的師長站出來點醒了學生。交大教師馮雨（化名）就是其中之一。“孩子們太容易通過一般邏輯來判斷了，我覺得心裡又氣憤又心涼，但還是有點安慰。”馮雨明白，這就是學生在非常時期滋生的情緒。她坦言，自己也是第一次親身經曆“物資有限、人手有限”的窘境，“食堂即便增加人手，竈頭還是那幾個，每分鐘供應有極值。”來自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副教授劉偉也是第一次經曆校園封閉。3月9日，交大開始執行“隻進不出”的防控政策。彼時的他開着一輛特斯拉，在保安的反複勸阻下堅持進入學校，選擇和同學們“并肩作戰”。短短十日，他已經體驗了核酸檢測、配送餐食、快遞運輸多個工作，其中不乏許多體力活——每一次外出都要穿防護服，來回一趟就濕透一身衣物。一天三次的頻率，衣物晾幹的速度完全趕不上換洗的頻率。但和馮雨一樣，劉偉最擔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在宿舍裡的同學們。為了安撫疫情期間學生的不安，劉偉重啟了自己的公衆号，籌劃了“半月談·兩日封”的筆友交流活動——隔離期間，同學們可以匿名寫信，為期半月，兩日一封。每晚10點，這些信會通過劉偉投遞到筆友手中。他稱之為“非常時期人與人之間最誠懇的陪伴。”這次疫情期間的匿名信征集，劉偉共計收到七八十封要求轉交的來信。正在準備考研面試的大四學生張昊參與了劉偉的活動。短短幾天工夫，他能感受到自己和筆友的兩次通信“心态和認知變了”。第一封信是他在3月12日寫的，那天他本想去宿舍樓外跑步，卻發現門封了。情緒瞬間低落後，他在信裡寫下了一些消沉的話：“疫情會讓人焦慮，不想學的焦慮、玩遊戲久久無法取勝的焦慮、足不出戶的焦慮，以及坐井觀天的焦慮和無知……”第二天他就收到同在學校隔離的筆友來信，從信中内容推測，對方還是一名大一學生。那一刻他意識到了自己該說些“引導學弟”的話，也意識到在疫情防控中的确存在很多小波折。他捋了捋思緒，給筆友寫道：“或許應該允許不一樣的聲音存在，在近3萬人的學校裡，大部分人吃得好睡得好，但我忽略了還有一些遭遇困境的同學，比如我有一位出現發熱情況的同學，他需要獨自在校園裡就醫、隔離，但我沒有站在這些同學的角度想問題，或許是疫情太容易讓人浮躁了，讓人失去了對很多事物的耐心……”材料與工程學院的大二學生張祯在信裡提得最多的是“孤獨”——就在封校那天，他籌劃了一個月、原定在第二天開辦的“校歌傳唱”被取消。在學院老師的建議下，他開始收拾心情，在線上組織這個活動。“許多原本抽象的、漫無邊際的話題在疫情期間變得很具體，因為我們有了很多事例支撐。”張祯說自己接下來在一封給筆友的回信裡，準備談論一下“正義感”。這是他有感于這幾天外界對交大林林總總的評價。“正義遠不是自己在嘴上說得那麼簡單。”張祯說。船院的大一學生陳佳諾在社交網站上傳了一個名為“寝室樂隊”的視頻，用輕快的音樂和快速拼接的鏡頭構建了舉重若輕的隔離生活。視頻裡4個寝室女生臨時組建了樂隊，用兩把吉他、一個電子琴鍵盤、一個塑料桶演奏着《你不是真正的快樂》。

船院大一學生在非常時期組建的塑料桶樂隊。 受訪者供圖

陳佳諾是視頻裡那位敲擊着塑料桶的“鼓手”。那天寝室缺一把椅子，她正好坐在塑料桶上，忽然信手敲擊起了桶身伴奏，音色清脆，似乎給這個樂隊注入了靈魂。這個樂隊由此取名為“塑料桶樂隊”。

出乎陳佳諾意料的是，她在發布這段視頻後，很快就上了這個網站的熱搜，留言區裡不少本校和同樣遭遇封校管理的外校同學都留下了痕迹，甚至有同學通過視頻中的宿舍樓場景準确說出了陳佳諾所住的樓号和年級。“這個時候，彼此在網絡上留下的一聲問候，可能都是一次默契的共情。”陳佳諾說這段視頻就是為了讓隔離在學校的人“消除一些孤獨感”。互助文檔與極客思維同樣是為了消除一種“孤獨感”，在一份名為“交大學生在線精神互助指南.封校特别版”的在線文檔中，數千名交大的學生“留下腳印”，頗有早年校園BBS（網絡論壇）回歸的感覺。這份精神互助指南中，有隔離期推薦的電影、書籍專區，有畢業論文互助和學習監督小組等學習互助專區，也有關于“大家一周經曆了什麼”“大家的寝室生活還好嗎”等旨在共情和分享的情感專區，甚至是隔離期的窗外晚霞攝影，也成了一個專門的分享闆塊。與此同時，一份更關注封閉校園後每個人實際需求的“上海交通大學疫情互助文檔”，也在3月9日封校那天誕生。這個互助文檔的發起人是交大媒體與傳播學院研二學生周景怡。最初，周景怡把自己的微信号挂在了文檔中，以期有熱心同學能夠找到她，一同管理這個文檔。發布不到3分鐘，第一位志願者找到了，不一會兒，5個人的運維小組就組建起來了。這份文檔很快有了“半官方”的性質：校内網絡信息中心老師通過聯系金山文檔技術人員，開啟校内身份認證，同時這份文檔也起到了消除非常時期謠言的作用——“官方通知”模塊讓師生共同編輯、糾正信息發布，時時擠壓着謠言的滋生空間。而在“物資互助”和“公共服務區”，小到借用紙巾、電池、封控信息咨詢，大到防疫物資、藥品的互助，學生們都能把需求和問題列在表格中，再由其他有能力的同學滿足需求或提供方案。文檔闆塊設置也透露着濃濃的交大“極客”思維。在初始版本中，他們設置了校内精細的管控信息，把學校每一棟樓以“封樓”“未封樓”先區分統計，再對相關的大樓區分為“嚴格封控”“非嚴格封控”；另外，文檔中還有核酸檢測點的排隊時長統計，用公式實現自動更新時間，甚至可以精确到秒，讓同學們能合理規劃自己的路線和計劃。使用文檔的人越來越多，有需求和能夠提供需求的人也很繁複。為了分出輕重緩急，團隊在文檔内還加入了“單元格條件格式實現自動化标注優先級”的功能，如果個人提出的需求涉及藥物、防疫物資和各類緊急的物品，單元格都會自動标示顯眼的底色，來提示優先處理這些需求。例如，“起荨麻疹尋求抗過敏藥”和“急尋支氣管炎藥物”“慢性病患者尋求降壓藥”等幾項急求藥物的信息被标紅。很快，這些需求都被标注上了“已解決”。備注欄中，依舊留有幫助者的聯系方式和他們寫下的詳細解決路徑。“一個共享文檔的順利運作，并非來源于創建者，而是每一個使用者和提供幫助的人。”文檔運維團隊成員之一李佳楠說。植樹節那天，煦日和風，氣溫也升高了不少。大二學生陳佳祥在學校的“在線精神互助指南”上的“疫情結束後最想做的事”這一欄寫下“如果疫情結束，我想去學校大草坪躺着。”這片校園裡的大草坪，曾經是春日裡交大學生們放風筝、野餐的好去處。而張祯也收到了匿名筆友給他的回信，那是一位女生，她感慨：“看到了那麼多校内老師極盡專業所長，為學生們在校内解決了物資運輸等各種解封時的生活難題，我真的慶幸自己選擇了交大工科。”這幾天，楊明團隊又開發了能夠單車裝載2500份盒飯的無人“三蹦子”物流車，它的三層結構拖鬥能實現單車780份盒飯的運輸。但楊明沒有把這輛物流車直接投入使用，“并不是越裝得多越有效率。不僅要考慮用什麼車，還需要全流程各環節的優化，這是一個系統工程。”楊明說。楊明并不希望它開進校園來送餐。“交大的疫情已經進入決戰期，能看見曙光了，我更希望學生們很快能自己出來吃飯。”他說。奔走在校園路上，劉偉能說出無數個被溫暖情緒治愈的瞬間：借喇叭看到工作人員在食堂桌椅上休息時，送餐時樓上同學們接連喊“謝謝老師”時，自己的特斯拉刮到馬路牙子被同學關切時，甚至是轉角偶遇宿舍樓裡的歌聲時……他說這是一場交大師生的雙向奔赴，“我加入了你們，我成為了你們。”

楊明在給同學們上網課時引入了無人駕駛在送餐中的運用。 楊明供圖（本文作者：楊書源、張淩雲、王倩、鄭子愚、牛益彤）

欄目主編：王潇 文字編輯：王潇

來源：作者：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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