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确定性在投資中如此重要?何謂“不确定性”？最早界定“不确定性”的定義來自弗蘭克·奈特1921年，奈特在《風險、不确定性和利潤》中指出，可測量的不确定性與不可測量的不确定性截然不同不可測量的不确定性，根本不算是不确定性對此，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币通論》中指出，他所謂的“不确定性”是指歐戰爆發、20年後銅價與利率、新發明變得過時或1970年私人财富擁有者和社會地位的那種不确定這些事情沒有科學基礎作為計算概率的依據，我們根本無從知曉這就成為不可測量的不确定性不可測量的不确定性才是所謂的風險，可測量的不确定性則不是，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為什麼确定性在投資中如此重要?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為什麼确定性在投資中如此重要

何謂“不确定性”？最早界定“不确定性”的定義來自弗蘭克·奈特。1921年，奈特在《風險、不确定性和利潤》中指出，可測量的不确定性與不可測量的不确定性截然不同。不可測量的不确定性，根本不算是不确定性。對此，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币通論》中指出，他所謂的“不确定性”是指歐戰爆發、20年後銅價與利率、新發明變得過時或1970年私人财富擁有者和社會地位的那種不确定。這些事情沒有科學基礎作為計算概率的依據，我們根本無從知曉。這就成為不可測量的不确定性。不可測量的不确定性才是所謂的風險，可測量的不确定性則不是。

奈特和凱恩斯區别了“風險”和“不确定性”。經濟學家約翰·凱則在著作《極端不确定性》以“可解決”和“極端”不确定性來取代那種區别。“可解決”的不确定性是指可以藉由借閱來消除的不确定性，或是可用已知結果的概率分配來表示的不确定性。“極端”不确定性是指沒有類似的方法可解決的不确定性，即我們根本不知道。

極端不确定性無法以概率來描述，不隻是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往往連可能發生的會是什麼都不知道。極端不确定性不是指在統計學中的“長尾”，長尾是可以想象且定義明确的事件，發生的概率雖低，但至少估算得出來，例如輪盤賭連輸好幾次。極端不确定性也不限于納西姆·塔勒布所說的“黑天鵝”，雖然黑天鵝是極端不确定性的例子。約翰·凱強調的是範圍很大的可能性，介于兩種世界之間：一種世界充滿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但那些事件可以借助概率分配來描述；另一種世界充滿意想不到的事件。極端不确定性的可能結果遠遠超出了金融市場，涵蓋了個人與集體的決定，以及經濟與政治的決定。

經濟學家擅長解開複雜“經濟模型”的難題。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會頒給那些解開最難謎題的人。然而，商業、金融、政治、個人發展中的決策，以及決策所帶來的結果大多過于複雜且定義不精準，不能以量化概率的方式來處理。它們受極端不确定性限制。

現實生活大多是落在随機性與黑天鵝這兩種對立的極端之間。有時候，世界的真實狀态是一個現在或過去的事實，但不是每個人都能知道的。當問題是已知、但答案的範圍無限時，套用概率的數學是可疑的，結果是模糊的。當問題已知、但問題的性質顯示答案含糊不清時，我們無法合理地為狀态估算概率。能夠創造成長或波動的經濟進程，不會長期穩定到讓我們有效地估計經濟變數的概率。多數有趣的總體經濟問題，我們都無法輕易估算各種可能結果的概率，甚至連可能的結果都隻能模糊地定義。因此，對于“未來10年有可能出現另一場全球金融危機嗎？”這種問題的明智回答是“我不知道”。

貝葉斯定理的适用性

貝葉斯定理計算的是條件概率，即在B已經發生的情況下，A發生的概率是多少？這就意味着我們在處理不确定的事件時，會賦予它一個先驗概率。蒙提霍爾問題是貝葉斯定理的著名例證，依賴于所謂的“無差異原則”：如果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一件事比另一件事更有可能發生，就要賦予每件事一樣的概率。這樣的問題實際上是謎題：有完全講明的問題，也有已知的規則與明确的答案。然而，在一個極端不确定的世界裡，問題很少是能夠完全講明的。蒙提霍爾問題一旦闡明了隐性與顯性的遊戲規則，就可以清楚解出确切的答案。很顯然，貝葉斯定理能夠處理有明确解的小世界問題。

先驗概率是指根據以往經驗和分析得到的概率，實際上就是主觀概率。奈特與凱恩斯強調不确定性的重要。他們認為概率不能套用在已知或可知頻率分配的領域（例如輪盤賭、死亡率觀察、天氣）之外。他們非常重視極端不确定性，但反對使用主觀概率。主觀概率的使用以及相關的數學，似乎把極端不确定性的疑團變成了可計算答案的謎題。而且，最熱烈慶祝主觀概率戰勝極端不确定性的地方就是芝加哥大學，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人物莫過于米爾頓·弗裡德曼。

巴菲特曾經以生動的方式表達他的投資策略：“我覺得股票投資是世上最棒的事業……因為你從來不需要被迫揮棒。你一整天隻要等待你喜歡的球出現，然後趁着守備員打盹時，揮棒把球擊出去。”如果概率構成經濟決策的基礎，那你确實“必須揮棒”，世人确實會願意為每一種可能的賭注下注。但是，預期世人經常做這種交易顯然是錯的，謹慎的人從來不會想要那樣做。像愛德華·索普那樣少數專業的人之所以非常成功，是因為他們看出了異常現象或特别仔細地研究了明顯的機會賽局的流程。

經濟與社會系統就像天氣系統一樣，是非線性的。所以，經濟的演變就像天氣一樣難以預測。而經濟預測勢必比天氣預測更難，因為天氣系統的根本物理性質有其平穩性的一面，而經濟系統的基本結構卻欠缺平穩性。經濟的發展不受固定的物理運動規律所支配。雖然經濟預測品質依然很差，但是為未來的經濟進行規劃還是有其必要性。因為企業必須做出投資決策，央行必須針對利率做出調整。

1944 年，馮·諾依曼在《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中試圖确立，概率推理可以在不确定的世界裡為理性決策提供一個連貫且嚴謹的構架。10年後，統計學家吉米·薩維奇在《統計學的基礎》中為主觀概率的存在尋找一個基礎。薩維奇強調，這個基礎隻适用于“小世界”。大小世界的區别很重要，在“小世界”裡，人們可以藉由追求期望效用的最大化來解決問題；而在“大世界”裡，人們則是實際生活在其中。薩維奇小心翼翼地避免聲稱他的分析可以套用到他所謂的“小世界”的狹窄範圍之外。類似蒙提霍爾問題都與“小世界”有關——都是可重複的機會賽局。然而，經濟學家并未認同薩維奇針對其分析的應用範圍所提出的警告。他們采用了薩維奇的假設，卻宣稱這樣衍生的模型可以直接其使用在“大世界”的政策上。

于是，銀行高管依賴風險專業人士的判斷，而風險專業人士又依賴貝葉斯定理，結果令人失望。可以确定史蒂夫·喬布斯并沒有使用貝葉斯定理，他知道他隻能獲得有限且不完全的資訊，他隻是在等待“下一個大爆發點”。在充滿不确定性的世界裡，這就是良好決策的方式，決策者努力思考的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此，約翰·凱質疑貝葉斯定理的适用性。

“小世界”模型的價值

1950 年，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阿爾伯特·塔克編造了一個“囚徒困境”的故事。這個故事随後的理論化，使得囚徒困境成為最有洞見及成果的經濟模型之一。建立模型的目的，是把一個疑團轉變成一個謎題，也就是找到一個更簡單的問題，而那個問題具有明确的解，且仍與實際問題有足夠的相似性，所以能夠讓人産生洞見，啟發最好的行動策略。這樣的模型可以稱為“小世界”模型，實用的經濟理論通常都屬于這種類型。亞當·斯密描述了以别針工廠的運作來闡述勞動分工的概念；大衛·李嘉圖提出了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國際貿易模型。

塔克、斯密和李嘉圖所提出的模型都建立在容易理解的描述上，其故事闡明了基本的經濟概念。他們的模型可以用算式、數值範例或有趣的故事來呈現，而且應用在經濟學上特别有成效。雖然這些模型無法為經濟問題提供全面或計量的答案，但它們可以從“小世界”中舉出類似的例子來說明，幫助我們建構論點，更了解疑團的本質。

有效市場假說是經濟學中最有争議的模型之一。這個假說的基本見解是，可獲得的公開資訊已經納入證券價格中了。公開資訊或許大多已經融入證券價格，但公開資訊不見得總是或完全融入價格，所以投資者還是有可能設計出成功的投資策略。有效市場假說的支持者與批評者似乎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都以為那個模型在描述“世界的真實樣貌”。有效市場假說是一個模型的原型，它具有啟發性，但它不是“真實”的。

“ 小世界”模型是一種虛構的叙事，它的真實在于微言大義，而不是具體細節。在經濟模型中，“有代表性的行為者”“消費者”“公司”，但都不是真實的人或企業，而是一個人為的構想，每個細節都是作者的巧思，就像福爾摩斯的故事一樣——是柯南·道爾發明的，不是對現實世界的描述。經濟學從簡單的模型開始，這些模型以叙事的形式表達，有時包含一些假設的數字。經濟史家約翰·克拉潘曾經這麼批評《國富論》的作者：“很遺憾，亞當·斯密沒有從柯科迪到幾英裡外的卡隆工廠去看他們制作大炮，而是去講他那座無聊的别針工廠，那種别針工廠不過是座老舊意義的工廠罷了。”

投資組合理論、資本資産定價模型、有效市場假說都是有用的模型，甚至不可或缺，但它們都無法描述“世界的真實樣貌”。如果把這些金融模型當成現實來看待，以虛構的數字進行填充，并把它們當做重要決策的依據，那麼使用這些模型就可能造成重大失誤，就像它們在全球金融危機及許多其他場合所扮演的角色一樣，最終造成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覆滅。金融危機中出現的極端現象大多源自模型外的事件。

我們很高興自己了解這些“小世界”模型，我們也因為知道這些模型而變成更好的投資者，但我們不要把這些模型看得太認真，更不要相信它們是在描述“世界的真實樣貌”。就連投資組合理論的創始者哈裡·馬科維茨也很清楚，他的理論隻适用于小世界，但他的警告卻大多被忽視了。

“ 小世界”模型的價值在于建構一個問題，以便為政策制定面臨的“大世界”問題提供洞見，而不是假裝能夠提出精确的計量指引。我們無法從模型中得出概率、預測和政策建議。隻有在模型的背景脈絡中，概率才有意義，預測才準确，政策建議才有充分的證據。有意思的是，其他學科比較注意這樣的問題。橋梁建造者和航空工程師處理的知識體系比較穩固，與先前經驗不符的計量答案會引起他們的懷疑，這相當明智。然而，在經濟學領域，每當有令人驚訝的結果出現，最常見的解釋就是有人犯錯了。在金融、經濟、商業領域，模型從來就不是在描述“世界的真實樣貌”，了解與诠釋一個模型的輸出，以及把模型應用到任何“大世界”的情況，永遠需要有見識的判斷。

沃倫·巴菲特、喬治·索羅斯和詹姆斯·西蒙斯代表了三種截然不同的投資風格。他們都忽視甚至蔑視以投資組合理論、資本資産定價模型、有效市場假設為基礎的金融理論。事實上，那種理論意味着他們不可能像現在那麼成功。這些金融模型強調了所有投資者都應該知道的要點：多元化投資的好處，不同資産提供真正多元化機會的程度，以及資訊融入證券價格的程度。但經驗告訴我們，在金融市場中獲利不是隻有一種辦法，解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不是隻有一種方式，“金融界的真實樣貌”不是隻有一種叙事。有效的方法很多種，适合的工具取決于背景脈絡以及投資者的技能與判斷。我們确實可以從馬科維茨的見解中受益，但我們從他的“小世界”模型中獲得的見解有局限性。

面對不确定性的不同态度

演化論的發現是人類思想的開創性時刻。演化使人類學會應對在“大世界”中遇到的多種極端不确定性。面對不确定性的不同态度，影響了個人與群體的生存機會。在一些環境中，例如商業和體育界，行事謹慎、瞻前顧後就等于放棄了成功的機會。而高估自己成功的機會甚至有可能是一種優勢。在其他環境中，避免風險可能很合理。人類之所以存活下來，一個原因是我們祖先沒有被掠食者吃掉。正如塔勒布所說的，演化偏愛那些存活下來的人。他們不見得是那些追求期望值最大的人。

如果我們生活在簡單、靜止的“小世界”裡，最适化與解決“小世界”謎題的技巧就是演化成功的關鍵。但多數情況下，我們并不生活在“小世界”裡。在現實世界中，極端事件與生存息息相關。對個人來說，選擇最有可能成功的策略可以盡量提高勝算，但這種追求最适化的個體所組成的團體，最終會被罕見的災難所消滅。政治學家詹姆斯·斯科特曾經描述了這個道理的現實狀況：種植最好的樹會導緻單一栽植，遲早會被前所未有的寄生蟲所消滅。

人類之所以過得好，是因為我們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也因為理性沒有唯一的方式。樂觀對生存有利，要是加以控制引導，效果會更好。在賭桌上，過度自信往往是災難，但對于激勵隊友、事業夥伴或軍隊的領袖來說卻非常重要。

維珍集團的創始人理查德·布蘭森是一位成功的冒險家。布蘭森對現金流預算的具體細節不感興趣，但他聲稱自己擁有一套看似毫無依據的成功系統。在“小世界”裡，理性行為可以簡化為數學運算，且那些運算是在問題界定清楚及充分了解環境的情景脈絡中進行的。布蘭森的成就讓我們想起奈特在一個世紀前就提出但已被遺忘了太久的洞見：極端不确定性與冒險進取心精神的關系。誠如凱恩斯所言，當我們隻依賴于數學期望值時，冒險進取的精神就會消失。冒險精神看似與公理型理性相悖，卻是資本主義社會核心動力，是成功奧秘的關鍵部分。

極端不确定性與非平穩性密切相關。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穩定的世界架構讓我們能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并據此推斷未來的行為。約翰·凱的批判并不局限在貝葉斯定理和經濟模型，還延伸至行為經濟學和參考叙事之中。無論批判的是什麼，都并非意味着要放棄建模或放棄數學，而是必須明确它們的适用性。經濟學對世界的重要貢獻在于它是個實用的知識，而不是科學理論。因此，務實的經濟學家的角色就會像消防員、醫生和工程師一樣，是解決問題的人。奈特知道極端不确定性會帶來盈利機會，巴菲特、索羅斯和西蒙斯等人所累積的驚人财富證明了奈特的觀點是正确的。

本文源自證券市場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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