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蜀漢建興六年（228年）到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率領十萬軍隊對曹魏進行了曆時七年的征伐。對于蜀漢的北伐，曆來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蜀漢的北伐是為了推翻曹魏政權，實現收複中原的目标；另一種說法是蜀漢的北伐是它處于以弱對強的地位而采取的以攻為守的策略。這兩種說法都是孤立的就北伐論北伐，沒有把北伐與蜀漢的政略聯系起來，從而不能發現北伐戰略的真實意圖，也不能完全揭示北伐的意義。筆者認為，諸葛亮的北伐，是建立在夷陵戰役失敗後，蜀漢對《隆中對》政略進行修改，從而在新的政略基礎上進行的。這個新政略概括起來就是對内閉關息農，發展國力；對外放棄對荊州的争奪，以換取與孫吳的重新聯合，從而建立起與孫吳一東一西河及曹魏的戰略态勢。在這個基礎上再來看諸葛亮的北伐，可以看出北伐的戰略意義有以下四點。

朱大渭先生在“《隆中對》與夷陵之戰”一文中對夷陵之戰前蜀漢政略失誤所造成的損失進行了這樣的分析：由于長期在荊州方面的糾纏，還失去了奪取關中的好機會。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戰後，劉備為奪得整個荊州，長期在這方面周旋，到建安十六年（221年）底才進兵益州。他建安十九年（214年）奪得益州後，又不立即北上攻取漢中和關、隴，建安二十年（215年）夏天又回兵争奪荊州。正是在這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内，曹操把主力放在進攻關中和漢中方面，建安二十年（215年）五月徹底打敗了馬超、韓遂等的勢力。劉備如果不是死死纏着荊州，那麼他奪得益州的時間定會提前，随後主力北上，就會與曹操差不多同時奪取關中，自己的主力就不是與孫權而是與曹操針鋒相對了。即使奪取益州的時間不提前，而在奪取益州後迅速北上，也可能先于曹操奪得漢中。當時關中諸将尚未全敗，如果劉備以“甚得羌胡心”[1]的馬超為先鋒，繼以大兵，并聯合孫權在襄、樊或合肥方面出擊，這樣，自己主力始終集中，又有孫吳為援，是曹操在關中立腳未穩的情況下兩面受敵，自己奪得關中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果真如此，三國的局面将會改觀。[2]

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夷陵之戰後，蜀漢的政略發生了部分改變，在新的政略方針下，諸葛亮為了建立起新的鉗形攻擊中原的态勢，頻頻對隴右發動進攻，顯然是意識到了以前的失誤，不顧一切地想把以前的損失彌補上。

毫無疑問，與曹魏國力相比，蜀漢顯然是很弱的，從地域看，曹魏占有青州、冀州、兖州、州、幽州、雍州、涼州、司州、并州，而且還分占了東吳荊州、揚州各一部分，而蜀漢僅據有益州一地。從人口上看，《通典》卷7《食貨·曆代盛衰戶口》這樣記載：三國鼎立，戰争不息，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将士十萬兩千，吏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這個記載的準确性，後人有所懷疑。但用它作為魏、蜀人口比較的參照，無疑是可信的。蜀漢人口94萬，曹魏人口443萬，魏國人口約為蜀漢人口的五倍，這種力量的懸殊一目了然。地廣則物博，人多則兵多。以此兩點将魏蜀兩國對照，其強弱之分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蜀漢欲尋求自強之路，不外有兩條：一是挖掘自身潛力，二是開疆擴土，向外發展。進占關隴，則是諸葛亮對外開拓以求自強的努力。

關隴地區對于蜀漢國力的增強确實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隴右自古以來就是個出勇将強兵的地方。《漢書》卷28《地理志》上說：“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隴右之地，地近匈奴，邊塞戰争頻繁，故那裡的人民崇尚武功，骁勇骠悍，此種風俗，曆經數百年，至隋唐仍是如此。唐人魏征所撰《隋書》卷29《地理志》在談到隴右地區風俗時說：“地接邊荒，多尚武節。”漢武帝時，成立“期門軍”和“羽林軍”，其戰士大多都來自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3]西漢時流傳着這樣一句民謠：“山東出相，山西出将。”[4]這裡的山東、山西不是今天的地理概念，而是指崤山(在今陝縣與渑池縣交界處)，以東和崤山以西。“出将”的山西，即指關隴，而在關隴地區的隴右，從漢至三國以來，确實出了不少名将。如西漢抗擊匈奴的名将有飛将軍李廣、趙充國等人。李廣是隴西成紀(治今甘肅靜甯縣西南)人，趙充國是隴西上邽(治今甘肅天水市)人，均屬于隴右地區。三國時，曹魏方面的龐德、蜀漢方面的馬超、姜維都是隴右人，也都是當時有名的戰将。

隴右地區兵強将勇，民風強悍，這對于需要轉弱為強的蜀漢政權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劉備入蜀，即得馬超，但由于重點放在荊州，沒能使馬超在隴右發揮作用。當蜀漢需要馬超發揮作用時，馬超又不幸去世。諸葛亮首出祁山，得隴右人姜維，這對于進占隴右，以隴右之兵壯大蜀漢軍事力量無疑是如虎添翼。

隴右不但有強兵勇将之源，還是戰馬的産地。漢代史書記載，涼州“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5]北魏統一北方後所建立的河西牧場，主要包括隴右地區。河西牧場畜牧業興旺時，有馬200餘萬匹，駱駝100餘萬匹，牛羊則無數[6]。北魏中軍數十萬騎兵用馬，主要就是靠隴右地區供給的。至隋唐時，史書記載隴右的地理風俗仍說：“尚儉約，習仁義，勤于稼穑，多畜牧。”[7]從西漢至隋唐，隴右地區一直以畜牧發達著稱。這對諸葛亮所在的蜀漢意義不亞于兵源。諸葛亮北伐，主要是與曹兵展開陸戰，以後出關東進，更是在平原陸地作戰。為此，蜀漢不僅需要強大的步兵，而且還需要強大的騎兵。

隴右還是一個大産糧區。從西漢時起，朝廷就在這裡移民實邊，廣開屯田。隴右之俗，“勤于稼穑”，說明這個地區有比較發達的農業。三國時，曹魏大将夏侯淵讨平隴右，還擊武都郡，收氐人之谷十餘萬斛。[8]曹操與劉備争奪漢中失利後，擔心劉備占領漢中後取武都，利用那裡的少數民族力量進逼關中，問張既有何良策。張既獻計說：“可勸武都氐人，讓他們北上就谷以避賊，對先北上者厚加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9]結果，曹操撤出漢中後，将武都氐人五萬餘落遷到扶風、天水地區。曹操将他們遷到天水、扶風，對他們加以利誘的内容之一就是北上就谷，可見天水、扶風地區比武都産糧要多。這種記載是可信的。因為曹操控制了關隴地區之後，在隴右地區采取了發展農業生産的措施。為了安定隴右民心，曹操曾讓軍中隴右籍的将吏放假回家，讓他們“治屋宅，作水碓”。[10]水碓就是利用水利進行糧食加工的器械，可見隴右産糧豐富。魏明帝時，徐邈任涼州刺史，“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11]

除了軍事上、經濟上的意義以外，隴右對于進攻關中還有地理上的優勢。從漢中直攻關中，要走幽谷棧道，軍糧轉運十分困難，而從隴右進攻關中，水路有渭水順流而下，陸路有關隴古道直達關中，沒有什麼天然屏障。強兵悍将，戰馬利兵，糧食充盈，這些無疑都是國家實力的标志。因此，占有隴右，将使蜀國在上述三方面的實力大增，而且又具有東進的地理優勢，将會建立起對曹魏産生極大威懾力的攻擊态勢。[12]

諸葛亮北伐的直接目的，首先不是要北進中原，興複漢室。雖然他說要北定中原，攘除奸兇，興複漢室，還于舊都，但我們知道，這不過是借以号召天下的口号和旗幟。諸葛亮北伐的直接戰略意圖，是占據隴右，再圖關中，為将來北定中原打好基礎。面對曹魏從長安、隴右兩個軍事據點對付從漢中北上蜀漢軍隊的形勢，蜀漢隻有先奪取隴右，切斷魏軍右臂，鞏固漢中至隴右一線，再東進向長安推進，方無後顧之憂。

曆史上不乏從關中東進取得中原的事例。三代時的姬周、春秋戰國時的秦國、西漢高祖劉邦、十六國時的苻秦、北朝後期的北周，都是從關中東出占領中原或統一天下的。當然，每一個從關中成功的事例，都有它内在的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具體條件。但是，關中确實也有它的優勢：它有等待時機的條件，若東出的時機不成熟時，可以用關河為阻，閉關待時；它有不失時機的有利條件，因為它離關東很近，可以密切注視關東形勢的變化，及時掌握對方的各種信息；它有支持閉關自守的經濟條件，關隴地區經過長時間的開發，至三國時已經形成了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經濟區，關中渭水流域素為農業經濟發達地區，即使閉關自守，也可獲得經濟上的支持；它有進攻中原的地理條件，從關中入中原，幾乎沒有什麼天險，潼關天險對中原西進是個屏障，對關中東進卻是個随時可開啟的大門。進攻中原固然需要東西夾擊，但東路這支鉗臂已經不是蜀漢自己，而是東吳，對于蜀漢來說，進攻中原隻有出關中一途了。如果不能取得隴右，就很難占領關中，不能占領關中，還談什麼北定中原！

蜀漢在夷陵之戰失敗後，調整了以前的政略，放棄了與孫吳争奪荊州，以尋求東吳在東線的支持與配合。可以說，這是一個新的鉗形夾攻中原的戰略計劃。鉗形的一臂是蜀漢自己，另一隻鉗臂是盟友孫吳。這支“鉗子”雖然不如以前設計的那樣運用自如得心應手，但在當時卻是唯一可行的選擇。孫吳這支鉗臂是否配合得好，取決于蜀漢與東吳聯盟的鞏固程度，取決于蜀漢自己壯大的程度，也取決于蜀漢與曹魏勢力抗衡的力度。事實上，諸葛亮一次次率兵北伐，聲震隴右，攻取曹魏郡縣，斬殺曹魏戰将，使魏軍統帥司馬懿畏首畏尾，充分顯示了自己的力量。這對自己的盟友孫吳也是個鼓舞。因而，吳、蜀兩國加強了配合，在與曹魏抗衡中使聯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蜀漢的數次北伐，都得到了孫吳在東線的呼應與配合。

早在諸葛亮積極準備北伐的建興四年(226年)，孫權就開始了對曹魏的進攻。孫權親率五萬大軍攻打曹魏江夏郡，同時又派諸葛瑾進攻襄陽，派别将進攻尋陽。在諸葛亮第二次北伐的前夕，孫權又在石亭戰役中設計大敗曹休，斬殺和俘虜萬餘人，繳獲牛馬騾驢車乘萬輛以及幾乎全部軍資器械。若不是賈逵輕軍兼程及時增援，曹休軍有可能全軍覆沒。蜀漢建興八年(230年)，在曹魏向漢中大舉進兵遇阻撤軍後不久，孫吳在東線又向曹軍發起了進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蜀漢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第五次北伐時，孫吳也出兵大舉攻魏。這次出兵分三路：西路軍由陸遜、諸葛瑾率領，約萬餘人，由江夏、夏口進攻襄陽。東路軍由孫韶、張承率領，約萬餘人，進攻廣陵之淮陰(今江蘇淮陰市西南)。孫權親率10萬大軍為中路，進攻合肥新城，以吸引魏國援軍，圍點打援。[13]

縱觀東吳對曹魏的這些進攻，都是在諸葛亮北出關隴戰役的前後。由于東、西兩條戰線沒有統一的指揮，從而影響了配合的效果，但孫吳配合諸葛亮北進的意圖是明顯的。

與此同時，諸葛亮也經常把北伐的情況向東吳通報。第一次北伐失敗後，諸葛亮曾給其兄諸葛瑾寫信說：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裡，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14]不久，又寫第二封信給諸葛瑾，說：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鄧芝)，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聯而已。[15]在諸葛亮準備進攻陳倉前，又寫信給諸葛瑾說：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16] 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最後一次北伐，兵駐五丈原，還給東吳西陵都督寫信說：仆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餘裡……馬冢在武功東十餘裡，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17]

這些事實說明，蜀漢的北伐，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東吳盟友的支持與配合，使得吳、蜀聯盟在戰鬥中發展。縱觀諸葛亮七年北伐，除街亭失利損失少量兵卒，拔西城千餘家還漢中外，在以後長期征戰中，不僅沒有損兵折将，而且第三、第四兩次北伐均打了勝仗，還奪得了魏國的土地人民，僅武都郡所領有二萬餘戶，八萬餘口[18]。在兩次因糧盡退軍途中，又擊殺魏名将二人。其所得武都、陰平二郡，地處蜀漢西北邊陲，既可北上隴右，又為漢中左臂，有利蜀漢北部邊境的防守。建興八年(230年)，諸葛亮在防禦戰中，派魏延外線作戰，就是從武都北上在陽溪(今甘肅武山縣西南)大敗郭淮魏軍的。後來，姜維“數率偏軍西入”，也是從武都、陰平北上的。如延熙十年(247年)，出隴西(治今甘肅隴西)、南安(治今甘肅隴西西南)、金城(治今甘肅蘭州市東)，胡王治無戴降，徙其部落以還。十二年(249年)複出西平(治今青海西甯)。十六年(253年)圍南安。十七年(254年)複出隴西，魏狄道(今甘肅臨洮)長舉城降。姜維大敗魏軍，拔河關(今甘肅臨夏縣西)、狄道、臨洮(今甘肅岷縣)三縣民居于綿竹、繁縣。十八年(255年)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幹洮西(指洮水以西，即今蘭州市西南)，殺敵數萬人。最後魏軍戰蜀，姜維表後主：“聞鐘會治兵關中，欲現進取，宜并遣張翼、廖化督傾軍分護陽安關口(指陽平關)、陰平橋頭(指陰平險道)，以防未然。”[19]由于黃皓專權，置維表于不顧，緻使鄧艾偷渡陰平，蜀漢滅亡，由此可見，陰平、武都二郡對蜀漢北部邊防的重要戰略地位。更為重要的是，諸葛亮率卒十萬，對抗魏國名将司馬懿二十萬大軍，以弱小的蜀漢抗衡強大的魏國，且屢次主動進攻，接連取勝，把主戰場推向魏境。司馬懿不敢與之決戰，連魏國臣僚皆說：“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通鑒·魏紀》明帝太和五年(231年)胡《注》稱：“懿實畏亮……及進而不敢戰，情見勢屈，為諸将所笑。”這就大大地宣揚了蜀漢國威，鼓舞了蜀漢君臣和軍民振興蜀漢的壯志。因而諸葛亮北伐其預期戰略目标雖未實現，但對蜀漢國力的增強，對主敵曹魏的防禦，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

引文：

[1] 《三國志·蜀書》卷6《馬超傳》。

[2] 《六朝史論》，中華書局1988年出版。

[3] 《漢書》卷28《地理志》及顔師古注。

[4] 《漢書》卷69《趙充國傳贊》。

[5] 《漢書》卷28《地理志》。

[6] 《魏書》卷110《食貨志》。

[7] 《隋書》卷29《地理志》。

[8] 《三國志·魏書》卷9《夏侯淵傳》。

[9] 《三國志·魏書》卷15《張既傳》。

[10] 《三國志·魏書》卷15《張既傳》。

[11] 《三國志·魏書》卷27《徐邈傳》。

[12] 關于占據隴右對蜀漢兵員、戰馬、糧食等方面的意義，參見史念海《論諸葛亮的攻守策略》。載于《河山集》，三聯書店1963年9月第一版。

[13] 《資治通鑒》卷72《魏紀·明帝青龍二年》。

[14] 《水經注》卷27《沔水上》。

[15] 《水經注》卷27《沔水上》。

[16] 《水經注》卷17《渭水上》。

[17] 《水經注》卷18《渭水中》。

[18] 見《續漢書·郡國志五》

[19] 以上資料見《三國志·蜀書》卷14《姜維傳》。

梁滿倉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研究員

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會 副會長兼秘書長

陝西省三國文化研究中心 名譽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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