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有什麼用，是一個假問題

哲學有什麼用？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也是我在上課時學生最愛問的一個問題。

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哲學沒落的時代，我常說，我們這個時代缺乏真正的哲學，我們很不幸，生活在這麼一個沒有哲學的時代。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也很幸運，因為一個沒有哲學的時代是一個輕松的時代，一個使人可以像動物一樣跟着感覺走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特點不是崇高而是快樂。

無論大家對這個時代的價值判斷是褒還是貶，但是有一點是大家都必須承認的，那就是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市場化的時代，一個浮躁的時代，一個急功近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人們學習任何東西，首先都要問：“它有什麼用？”比如你們上大學，父母為你們選擇專業，都會考慮學習這個專業将來畢業以後有什麼用。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願意學哲學。大家都明白，在我們這個時代，哲學是沒有任何用處的。

如果有同學要問我，哲學有什麼用？我就要反問你，你所說的這個“用”到底是指什麼？如果是指實際的用途、功利意義上的用處，也就是說，哲學能夠給你帶來什麼實際的好處，那麼我就會斬釘截鐵地回答你：哲學沒有任何實際的用處！假如有一位教哲學的老師對你們說，你們學好了哲學，将來就一定會經好商、當好官，會在實際工作方面高人一籌。我認為，這位老師如果不是在騙你們，就一定是在騙自己。我從來就不覺得，學好哲學與經好商、當好官有什麼直接的因果關系，哲學沒有這麼大的能耐，可以讓你在商場上财運亨通，在官場上飛黃騰達。

《西方哲學史講演錄》，趙林著，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2022年1月版

美國有一個哲學家詹姆士曾經說過：“哲學不能烤面包！”他的意思是說，哲學并不能給你帶來什麼實際利益。這一點，其實早在哲學産生之初就已經注定了。

那麼哲學是怎麼産生的呢？這個問題實際上在古希臘就有人考慮了。古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亞裡士多德就曾經分析過哲學産生的原因。

在《形而上學》這本書中，亞裡士多德探讨了哲學産生的前提問題，說明了為什麼我們會有哲學。在亞裡士多德看來，别的學科都是與某種實際用途聯系在一起的，比如說，我們研究物理學，是因為我們要了解自然的規律；我們研究邏輯學，是因為我們要合理地進行思考；我們研究語言學和修辭學，是因為我們要把語言變得非常有力、優美，這些當然都是非常實際的用處。但是哲學産生的原因卻不同，它是完全超越了實際用途的。那麼哲學是怎麼産生的呢？亞裡士多德認為，哲學的産生必須要有兩個條件，一個是驚異，另一個則是閑暇。

亞裡士多德

驚異，就是當我們面對大自然、面對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時，我們往往會對世間的萬千氣象産生一種驚奇。驚異感是我們人類的一種非常好的素質，動物很少會有驚異感，動物隻有恐懼、警覺之類的感受，它不會在沒事或者沒有受到威脅的時候，産生出驚異感。隻有人才會在面對不解現象時産生驚異，才會在面對大自然和人類社會時提出各種問題。這種由于驚異而産生的問題意識構成了我們哲學思想的開端，由驚異中才逐漸産生了哲學。

但是亞裡士多德又認為，光有驚異還是不行的，人還必須有閑暇。我們老是隻記得前面一句話，忘了後面一句話。閑暇是什麼意思呢，簡單地說就是，吃飽了飯沒有事情幹。大家都知道，古希臘社會是奴隸社會，有一批吃飽了飯沒事幹、衣食無憂的人，這種閑暇使他們可以去胡思亂想，去考慮那些虛無缥缈的問題。因此，在亞裡士多德看來，你要是沒有閑暇，每天為五鬥米而忙碌，你肯定不可能有心思去思考哲學。換句話說，這個閑暇就是指，當你在生活上沒有後顧之憂的時候，你才會去思考哲學問題。

在西方，自從亞裡士多德提出這種觀點以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學習哲學是精神貴族們的事情，這些精神貴族們沒有什麼事可幹，他們也不需要為稻粱謀，不需要為了維持生活去賺錢，在這種沒有後顧之憂的情況下，他們就會選擇哲學。因為他們覺得哲學很崇高，是一門純粹思辨的學問、一門形而上的學問，不沾染絲毫的塵埃。以往的哲學家對待哲學确實是抱着這樣一種态度，所以我們一直同意亞裡士多德的觀點，認為哲學産生的原因是驚異和閑暇。在古希臘，最早出現的一批哲學家，幾乎全部都是自由民，這些自由民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叫作奴隸主，因為古希臘的自由民都有奴隸。而在奴隸中卻沒有哲學家，因為奴隸們顧不上思考哲學問題，他們要為生計而操勞。

從今天的情況來看，當我們要求哲學必須與謀生、求職、經商、升官等活動聯系起來時，當我們以為學習哲學可以在這些實際的方面有所用處時，我們就已經不配談論哲學了。如果亞裡士多德複活了，他一定會認為，我們對待哲學的這種态度恰恰表明我們已經把自己放在了一個奴隸的位置上，而奴隸是不可能進行真正的哲學思考的，他首先考慮的是現實的生計問題。亞裡士多德在探讨哲學産生的原因時，曾經明确地表示，别的學問都是為了要掌握一門一技之長，用于生活中的某個實用目的；隻有哲學本身沒有實用目的，哲學是超越實用目的的，是一門“沒有用”的學問。你要問學哲學的目的是什麼，那麼亞裡士多德會告訴你，學哲學沒有實用意義上的目的，它超越了實用目的，因為學習哲學、掌握智慧，這本身就是人生最高的目的。

在亞裡士多德以前，曾經有一批哲學家，叫作智者，這些智者教人們一套辯論的技巧，以及思考的智慧。大家知道，“哲學”一詞的英文是philosophy，這個詞在希臘語裡的原意就是“愛智慧”，“philo”一詞的含義是愛，“sophia”就是智慧。而智者們認為自己就是掌握和傳授智慧的人，因此他們自稱為“sophist”，就是“有智慧的人”或者“智者”。從這個稱呼可以看出來智者們很狂妄。智者認為，智慧是一種可以用來賺錢的東西，我教你們智慧，你們掌握了智慧以後，可以用它來打官司、搞政治辯論等，從而給你們帶來實際的好處。因此智者們教人辯論術是要收錢的。

後來，比智者們稍晚一點的另一位偉大哲學家蘇格拉底，他就非常輕視智者，把他們稱為“批發和零售靈魂食糧的人”。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以及柏拉圖的學生亞裡士多德，在對待智者的态度上都是一脈相承的，他們都看不起智者。在亞裡士多德看來，智者就是靠一種似是而非的智慧賺錢的人，而這種教人一套詭辯的技巧并以此來謀生和賺錢的做法，恰恰違背了哲學的本意。

所以，在古希臘曾經就有過這種觀點，如果你把哲學當作可以使人謀生的一技之長，以此教授給别人，并以此來賺錢謀生，這本身就是一種很卑劣的行為。按照亞裡士多德的觀點，哲學既然産生于閑暇，當然也有驚異，所以哲學從來就沒有實用性的目的，它關注的對象都是超越于實用目的之上的最高的東西，實際上就是我剛才說的形而上學，或者“道”，這才是哲學關注的東西。哲學應該關注這個東西，而這個東西确實沒有什麼實際的用處，沒有什麼實用目的。

所以，在古希臘哲學中，至少是在主流哲學家中，就流行着這樣一種觀點，那就是為知識而知識，為學術而學術。也就是說，我學習哲學這門學問，隻是為了陶冶我的性情，使我從中體驗一種快樂，把握一種智慧，從而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你問我哲學有什麼用，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假問題，是一句廢話，因為哲學、智慧這些東西本身就是目的，目的本身還會有什麼用？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哲學又是無用之大用。當你真正進入哲學思維的境界時，你會感受到一種徹心透骨的豁達和愉悅，當你面對哲學家們所談論的智慧的時候，你會産生一種賞心悅目、心曠神怡的感覺。這就是哲學之大用了，它讓你體驗到一種精神上的快樂。

如果你要再追問：這種精神上的快樂又有什麼用？那麼我隻能反問你：聽一場貝多芬的音樂有什麼用？它能讓你填飽肚子嗎？能給你帶來榮華富貴嗎？如果你所理解的用處僅僅是指物質方面或者肉體方面的用處，那麼我可以斬釘截鐵地回答你，哲學沒有任何用處！但是，如果你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有靈魂、有精神追求的生靈，那麼哲學所帶來的智慧和知識本身就足以使精神怡然自得，再要追問它有什麼用豈不是貶低它了嗎？所以，在西方，從很早的時候開始，哲學家們就已經表達了一種對待哲學的基本态度，那就是學以緻知的态度―學習哲學的目的隻是為了求知，而不是為了緻用。

“學以緻知”與“學以緻用”

中國人民大學一位已經故世的老先生，苗力田先生，是我國西方哲學界的一位泰鬥級人物，一輩子研究西方哲學，晚年又參悟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在他80多歲高齡的時候，在西南師範大學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他曾做過一個總結性的發言。苗先生說：“我一輩子學習西方哲學，晚年又參悟中國哲學，最後得出了一個比較性的結論，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這兩種哲學。我認為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的特點是‘重現世、尚事功，學以緻用’，而西方哲學和西方文化的特點恰恰相反，是‘重超越、尚思辨，學以緻知’。西方哲學的顯著特點就是沉溺于純粹思辨，喜歡追問事物背後的本質，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知識，而不在乎功用。”苗先生特别強調說，這是他研究了一輩子中西哲學後得出的結論。

苗力田

我非常贊同和推崇這個觀點，我認為，苗先生真可謂是一言以蔽之，精辟地說明了中西哲學乃至文化的根本差别。中國哲學也講大道，也講一種内在超越，但是實際上更多的是注重人生的關懷和現世的倫常，所以我們中國哲學所強調的很多東西都與經世緻用聯系在一起，一門學問如果無利于道德教化，無利于建功立業，那麼這門學問是沒有用處的，就是所謂的屠龍之術。我們中國古代有一個寓言，說一個人花了千金，學了三年，學會了屠龍，結果卻一無所用，為什麼呢？因為沒有龍給你屠。因此，在中國學了沒有用的東西，通常就被叫作“屠龍之術”。

根據這種觀點，哲學在今天這個急功近利的時代，對于你們以及你們的家長來說，就是“屠龍之術”。正因為如此，現在高考很少有人第一志願會報哲學系。我們哲學系的大多數學生都是由于沒有辦法、考分不夠，不得已從别的專業調劑到哲學系來的。有些學生後來可能慢慢會對哲學感興趣，有些學生可能一輩子也對哲學産生不了興趣。這件事也怪不得學生，因為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就是一個講究實利、講究功用的時代，所以哲學這種“無用之學”就像一個怪物一樣令人厭煩，沒有幾個人會對哲學感興趣，以至我們這些教哲學的人在外面與别人聊天，别人問起我們是學什麼的，我們隻能說自己是學哲學的，但是總是要加上一句，不是搞政治的，是學西方哲學的。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在一般人眼裡，一個學哲學的人就好像是一個很稀奇的怪物一樣。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哲學就是“屠龍之術”，沒有什麼實際的用處。由于我們是在中國文化的環境和氛圍中長大的，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本來就有經世緻用的巨大慣性，再加上我們這個時代的急功近利特點，所以哲學成了一門冷僻之學，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我看來，最可怕的事情還不在于沒有人喜歡學哲學，而在于硬要把哲學這種“無用之學”派出各種實際的用處來，這樣就更糟糕了。

趙林，武漢大學哲學院教授

以現代中國人的價值觀來處理哲學，可能會導緻兩種正好相反的傾向：一種傾向就是大家今天所看到的，認為哲學沒有用，大家都不去學它；還有另一種傾向，在座的同學們沒有體驗過，那時人人都争先恐後地學哲學，種田裡有哲學，煉鋼裡也有哲學，什麼都與哲學挂上了鈎，哪怕是大字不識幾個的農民，也能誇誇其談地大講哲學。大家見面談哲學就像拉家常，報紙上連篇累牍的都是工農兵談哲學的體會。今天反思起來，這種哲學的熱潮恰恰是哲學的恥辱，如果把哲學變成一種“學了就要用”“立竿見影”式的東西，學了哲學就可以多産出糧食，多煉出鋼鐵，這難道不是對哲學的一種亵渎嗎？

這種态度從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在熱捧哲學，實際上卻是在戕害哲學，把哲學變成了一種功利之學和勢利之學，抽掉了哲學的高貴的精神特質，把它變成了一副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藥。因此，哲學的狂熱甚至比哲學的冷漠更加表現了哲學的悲哀，如果一個社會中人人都大談哲學，那麼這一定是一個瘋狂的社會。

哲學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陽春白雪的學問，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對哲學感興趣。哲學所關注的基本問題，永遠都是超越于實用層面的，它不可能“學了就要用”。所以我剛才說過，一位教哲學的老師如果對你們說，學了哲學就能更好地當官、更多地發财，他一定是在騙你們或者跟你們開玩笑，大家千萬不要當真，笑一笑就可以了。

改變環境與改變自身，哪個更重要？

所以我提醒大家，不要指望哲學有什麼實際的用處，哲學确實是沒有用的。但是我同時也要說明一點，所謂“用”，它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實用或者功利意義上的“用”，就是直接給你帶來物質利益的用處；一種是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用”。比如說，你學習法律、學習經濟管理，它們能給你帶來實際的好處，使你成為一個律師、一個總裁，從而幹大事、賺大錢。學習計算機、學習生物工程等專業，情況也是如此，它們可以給你帶來實際的好處。你學會了那套知識以後，在日後的工作中再把它轉賣給你的老闆、你的上司，從而可以換得錢财、地位、名譽等，你就可以利用這些東西來改善你的生活狀況，從而改變你的生活環境。

因此，這種意義上的“用”，說到底就是改變環境之用。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環境之中的，環境對于我們來說非常重要，一切實用性的學問或知識，如法學、經濟學、計算機等，它們的主要用處就是改善我們的物質條件，改變我們的生活環境。比如說，你是學會計學的，面對着一套一套會計學理論，實際上你并不愛好它們，你隻是把它們當作一種謀生手段。

大學畢業以後你去當一個會計師，把所學的這些理論運用在你的工作崗位上。你運用得好，就可以獲得一定的地位，成為高級會計師，賺到很多的金錢。然後你用金錢來改善你的生活環境，住好房子，買名牌衣服，大家都很羨慕你。于是，你在精神上、心理上就會感到非常快樂、非常幸福，你就會說，學會計學确實是有用的。

但是，當你這樣感受的時候，你是否意識到這種快樂感和幸福感是繞了一大圈才實現的？你首先要把學到的知識轉變成金錢和地位，然後再用它們來改善你的生活狀況，最後才能從自己的享受和别人的羨慕中感受到快樂和幸福。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了，我們除了要面對環境之外，同樣也必須面對自身。我們的快樂感和幸福感，既可以通過改變環境來實現，也可以通過改變自己來實現。

從某種意義上說，改變自身可能比改變環境更加重要，因為一個人永遠隻能活在自己的感覺和思想之中，隻能活在自身之中，環境必須通過自身才能被感受到。世界就是你眼中的世界，你有什麼樣的眼光，你就能看到什麼樣的世界。因此改變你的眼光，實際上你就改變了世界。在大家看來，這個觀點可能有唯心主義之嫌。但是我卻要強調，哲學的最大用處就在于改變你自己的精神狀态和心理素質，如果你的精神狀态和心理素質改變了、提高了，那麼你對世界的看法肯定就和别人不一樣，你就會看到更廣闊的領域、更深刻的奧秘。這就是“用”的第二種意義，即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用處。

這種用處可以使你在精神上保持一種高屋建瓴的姿态，使你不用繞一個大圈子就能夠直接體驗到精神上的愉悅和心理上的快樂。事實上，當我們賺了錢去買好吃的食物、好看的衣服等，然後再用這些東西來滿足自己的欲望，最終在心理上産生一種快樂感和幸福感；這與我們去欣賞一場美妙動聽的音樂會、閱讀一段優美感人的散文詩和進行一次啟迪智慧的哲學思辨，從而直接從中體驗到心理上的快樂和精神上的愉悅，二者不過是殊途同歸罷了。

這樣看來，哲學的用處恰恰就在于使我們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直接感受到一種心曠神怡的快樂與幸福。當别人由于環境的限制而苦惱時，你卻會因為自身素質的提高而在精神上感到豁達和愉悅。雖然你并沒有改變環境本身，但是你卻把自身改變了，從而也就改變了你眼中的環境和世界。世界是什麼？一個真實、客觀的世界無非就是你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你思想中所思考的世界。離開了你的感覺、你的思維，世界本身的所謂客觀性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固然不能像18世紀英國哲學家貝克萊那樣認為“存在就是被感知”，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存在的意義是離不開我們的感受和思維的。世界的存在是客觀的，但是它的意義卻是主觀的、因人而異的。世界的存在隻有在你的感受中、在你的思維中，才是有意義的。

貝克萊

一塊石頭，對我們來說有什麼意義呢？但是，對于一個地質學家來說，就有意義了。這不是因為石頭本身有什麼變化，而是因為人不一樣了，主體不一樣了。不同的人，在面對同一個東西的時候，往往會有不同的感受，而這種不同的主觀感受可能比那個所謂的客觀存在本身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更大。因為我們是活在我們的感受之中，而不是活在純粹客觀的世界之中。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正因為它太簡單了，乃至于我們都注意不到。我們的眼睛往往看不到離自己最近的東西，同樣，一些最深奧的道理也往往不為人的理性所注意，因為它們其實就是最簡單、最樸素的道理。

擁有哲學的素養，

意味着有着超脫的姿态和深邃的睿智

我常常對一些問我哲學有什麼用的學生說：“其實你想一想，這個世界說到底不過就是你眼中的世界，如果你的眼光改變了，你眼中的世界當然也就改變了。”哲學就是幫助你調理、改善、提高自己的眼光的學問，就是改變你自身而不是改變你的環境的學問。這樣一來，哲學的用處就充分顯現出來了。如果你有了這樣一種深刻的反思，你就不會去随波逐流，不會在乎别人怎麼看你，你就會像但丁所說的那樣：“走自己的路，讓人們說去吧！”

這時你就能體會到心靈的自由，以及與這種自由相伴随的快樂與幸福感。隻有當你達到了這種精神境界，你才知道哲學到底有什麼用。哲學使人學會換位思維，使人學會像柏拉圖所說的那樣不斷地在認識過程中“轉向”，從而擺脫偏執而走向超脫，擺脫流俗而走向明智。此外，哲學還有一種用處，那就是這種心曠神怡的精神境界往往有利于延年益壽。大家看一看希臘哲學史，那些睿智的哲學家們大多是長壽的，這或許也是哲學的重要用途之一吧！

由此可見，哲學與其他實用性學科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其他學科的知識都被用來改變環境，哲學的智慧卻被用來改變自身。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改變自身比改變環境更加重要。這種觀點或許會使你們把我看作一個唯心主義者。其實我既不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也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而是一個懷疑主義者。當然這是一種“有教養的”懷疑，我老是處在一種懷疑和批判的意識中，唯心主義也好，唯物主義也好，對我來說，都需要進行懷疑和批判。但是我覺得，一個人注重自己的内在修養，注重提高自己的主觀素質，比起改變自己的客觀環境來，可能更為重要。

我平時喜歡講悲劇，哲學就是一場崇高的悲劇。在我們的生活中到處都有悲劇，悲劇的存在是一個客觀事實。一個人要想一輩子不經曆悲劇，那是不可能的，除非這個人根本就沒有生活過。隻要你生活了，你就會遇到悲劇，一種沒有經曆過悲劇的人生才是真正悲慘的人生。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有沒有悲劇，而在于你如何對待悲劇。如果你僅僅把悲劇當作一件悲慘的事情，你本身也就成為一個很悲慘的人了。

但是如果你有一種哲學的素養，有一種超脫的姿态和深邃的睿智，你把悲劇看作人生中的一些必然的插曲，這些插曲有時候還具有幾分崇高的色彩，它們會帶給我們一些深刻的啟示，那麼你就會對人生的悲劇采取一種浪漫超越的态度。這種态度，從貶義上來說，可以叫作“阿Q精神”；但是從褒義上來說，就是一種極高的哲學素養。這就是所謂的“大智若愚”。這樣一種在懷疑和批判的氛圍中生長起來的哲學素養，正是我要通過講授西方哲學史課程來為你們培育的。

原作者 | 趙林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走走

導語校對｜盧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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