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界的朋友，對古琴的認識并非一緻，甚至有時還引起争端，各執一詞。雖然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有不同的意見，讨論讨論，得見不同的面向與層次，深入剖析事物的本質，是件好事，但是，一些琴家熱烈讨論的結果，往往引向和諧的反面，不能和氣收場。經常發生的情況是：一派強調古琴的本質是樂器，彈出來的是音樂，因此演奏的技巧與手法是第一性的，目的是通過古琴的彈奏表演，展現樂音之美；另一派則強調古琴的本質是人文傳統，因此精神境界的體會與提升是第一性的，目的是自娛娛人，調節心性，提高人文道德的修養。

《新刊正文對音捷要琴譜真傳》 明楊表正撰

明萬曆元年閩延楊氏金陵三山街書肆唐富春刊本

照說，強調音樂與強調文化，應當是相互照應，相輔相成的，然而，一旦有人提出了“第一性”這樣的哲學命題，就有琴家沉不住氣了。接着發生的，就跟上個世紀中國哲學界的争論相類似，上綱上線，變成了古琴的物質基礎與上層建築之争，甚至演變成“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争。或許因為我們不是琴家，是局外人，說得好聽是旁觀者清，說得難聽是隔岸觀火，比較心平氣和，就會暗地裡批評，因古琴本質引起的争論，實在有違古琴的文化傳統，成了意氣之争。

古琴在200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傑作”，強調的是，古琴在人類曆史文化中，因其優秀的人文傳統，得以代代相傳，承繼不斷，見證了人類面臨曆代滄桑，浪花淘盡之後，還能不絕如縷，保存前人創意所累積的文化藝術精粹，留給後世優秀的人文基礎。這種看法是宏觀的，着眼點不是突出個别音樂家的獨特技藝，而是以人類文化作為整體，考慮的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走向，如何承繼優良傳統，讓明天更美好，擁有更豐富的人文資源。每一個音樂天才所開創的新天地，攀登上無人企及的藝術巅峰，都是整個人類文化向前探索的成就，都能彙集成文化傳統，為後世景仰、傳承、學習與體會。

這樣的看法，也是中國古代哲人與史家的着眼點。司馬遷在《史記·樂書》中，總結先秦的音樂理論，結合“樂”與“禮”的關系，指出：“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于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可以看出，整個思考脈絡是宏觀的，不隻是考慮人類文明的社會秩序，還聯系到天地的自然運作，因此，禮樂的結合，不僅涉及人類的共同心理秩序，更上升到天地萬物的和諧共處。這段話其實源自《荀子·樂論》，是典型的儒家音樂觀，并不特别标出音樂的獨立性，也不認為音樂家的自由創作可以濫情恣意，違背天地的秩序，以故意颠覆來進行藝術創新。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琴家在二十一世紀發生的争論，除了意氣相悖之外，還有對于古琴如何定位，有着不同的認識。音樂學院出身的琴家，因為強調古琴音樂是器樂的一種類别，是音樂領域的特定專業，需要經過長期專業訓練，又具有特殊音樂天賦，掌握精準的技巧，才能出類拔萃。所以，反對籠統強調古琴的本質是人文修養，反對隻着眼于内心精神境界提升，更不能忍受“無聲勝有聲”這種趨近于玄妙靈悟的傳統說法。音樂學院的琴家，大概是純粹從音樂技巧與專業水平出發，關心古琴音樂能否在音樂領域别開生面，更上一層樓，超越中國過去的古琴傳統，又在世界音樂的創新領域中發揚光大，為音樂學的發展别樹一幟。

然而，古琴作為文化傳統的意義，卻又不僅限于音樂學這個專業。自從中國文化成型，在孔子之前，古琴就同時具有音樂與文化修養的功能與作用，三四千年來傳承不斷。《史記》說到，“《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而《詩經》的第一篇《關雎》，也是如此吟詠的：“關關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看來，古琴作為文化傳統與人文修養，也是不能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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