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建甯縣，農戶在制種田間。 （受訪者/圖）

福建省三明市建甯縣擁有最了解水稻種子的人民調解員。

一片60畝的水田，被劃成大小兩塊，先後種上兩個品種的雜交水稻制種組合。

不同組合之間需要隔離，以避免花期重合串粉，長出不合格的種子。種子經紀人王壽（化名）打算以時間換空間，等到别人的第一批組合種下後二十天再播種自己的第二批，剛好錯開花期。

王壽是第一年當種子經紀，或是經驗不足，或是心存僥幸，他沒采取更穩妥的做法——留出更長的間隔期。結果氣溫異常，第二批組合長勢迅猛，花期重合了。

這是2020年初的一起糾紛，建甯縣溪口鎮高圳村的兩戶種子經紀人，為此到該鎮司法所尋求調解。

建甯是國内最大的雜交水稻制種基地，全國超過10%的雜交水稻種子産自該縣，溪口鎮又是當中制種曆史最悠久的鄉鎮。

一顆雜交水稻種子在種下地之前，要經曆衆多環節：實驗室裡選育、組培，挑選合适的父本、母本試種測産，通過篩選的組合，大型種業公司會通過各種渠道分發到農戶手中，并在幾個月後回購制成的種子，再賣出去。

流程和工藝繁複，上下遊牽扯的主體衆多，糾紛也就紛繁複雜。

過去四十餘年，位于産業中遊的建甯種業江湖，形成了一些化解糾紛的慣例，地方政府将其吸納成文，寫入地方管理辦法，好比是這片土地的“種業憲章”。

那起發生在高圳村的糾紛，“憲章”有條款與之對應：“因兩個不同制種組合造成的串粉情況，采取割小留大的原則，被割制種田補償标準為1800元/畝-2000元/畝。”

王壽的田保留了下來。他承認自己計算農時有誤，願意承擔80%的賠償，糾紛由此平息。

建甯地處武夷山脈中段，村莊被丘陵、山脈和溪流環抱。1970年代以來，雜交水稻種子逐漸遍布這裡的田野山川，同時也塑造了縣鄉的規則與人情。從計劃經濟時代到種業全球化競争，種子縣見證過狂熱與混亂，也生發出市場與秩序。

不同于可以自行留種的常規稻，種植雜交水稻的農戶每年都要購買新的種子，這意味着長期連續的信任，也為秩序的生發提供了長期主義的土壤。

種子法庭

九成農戶參與制種的建甯，在2022年5月擁有了最懂種子的巡回法庭，9名常任工作人員都稔熟于雜交水稻制種，其中一名法官的父母曾是制種農戶。

“我沒有在法庭上被當事人質疑不懂制種。”建甯縣人民法院副院長潘華東工作已近三十年，如今分管這個專業法庭。

但類似的質疑時常發生在其他地區的涉種訴訟中。

2018年，一家建甯種子合作社和多位在鄰縣包地制種的建甯農戶發生糾紛。近年由于縣内制種面積飽和，越來越多農戶到周邊區縣，甚至鄰近的江西省包地制種。

涉事農戶将合作社訴至鄰縣法院，合作社在上訴時指責“一審法官對于雜交水稻制種的專業知識根本沒有了解清楚就随意判決”。

合作社所說的專業知識，是指根據制種時間不同，分為“早制”“中制”和“秋制”，他們認為法院混淆了中制和秋制，将合同對秋制田約定的保底條款套用在部分中制田上。

“秋季制種存在各種較大風險，因此才約定保底。”上訴人在庭審中解釋。

但事實上，雙方僅簽訂了一份秋制合同，合作社也無法證明其所稱的中制田包括哪些部分，因此其上訴被二審法院駁回。

在種業巡回法庭，合同訂立不規範是較為普遍的問題。“有的甚至沒有訂立合同，有的連制種類型、時間等主要内容都約定不明，一旦産生争議就沒有個标準。”潘華東說。

不規範的原因在于，目前雜交水稻制種的末端仍然依靠數以萬計的家庭農戶，合作社與農戶訂立的合同中，許多未明的内容依靠口頭協議，這為日後的糾紛埋下隐患。

福建省建甯縣人民法院種業法庭的法官在田間與農戶交流。 （受訪者/圖）

新生的巡回法庭采取派駐法官和巡回審理相結合的形式。在潘華東看來，巡回法庭的主要意義不在于審理多少涉種案件，而是實現溯源治理。

“比方在合同訂立環節就為當事方提供咨詢，指導種業公司和合作社提高規範化程度，就能有效降低訴訟數量。”潘華東透露，2019年以來，該院共審結涉種案件47件，訴前化解三十餘起。

涉及農戶的種業案件，标的通常不大，但分歧不小，同時農戶參與訴訟的成本很高，調解員和常駐法官需要把握住雙方心理和糾紛焦點，方能化解。

法庭新近化解的一起糾紛與制種并不直接相關。

2016年，濉溪鎮某村村民張某承租了百畝農田，但撂荒多年。2022年，村委會要求與張某解除土地租賃合同，收回地塊進行高标準農田改造，用于制種，但雙方尚未達成一緻。

雜交水稻制種對土地條件要求嚴苛，不僅要看土壤、水源等立地條件，還需要周邊的山丘能夠形成較好的封閉空間。“這麼大面積的可制種土地，在建甯也很珍貴。”潘華東說。

2022年4月，張某尚在外地無法返回，種業法庭的法官對其背景進行摸排，有針對性地對賠償焦點進行調解，最終，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地塊得以進入改造。

不見年輕人的行業

潘華東印象深刻的另一起訴訟與“種二代”有關。

“種二代”丁蓮平35歲，父親丁紹文曾是建甯最有名的種子經紀人，其經營的合作社管理着全國1%的雜交水稻制種面積。

2021年，丁紹文去世，留下了幾筆未收回的種子款——合作社會留給種子公司幾個月賬期，逾期賬款是最大的經營風險之一。

丁蓮平将其中一家公司訴至法庭，标的額大約五十萬元。

“我們向這家公司送達了司法文書并做了釋明，對方較快籌措資金支付了欠款。”潘華東解釋，他當時希望這個案件能鼓勵丁蓮平繼續從事制種行業。

在這行，年輕人不多見。

2009年，丁蓮平大學畢業，彼時丁紹文的生意已頗具規模，但兒子的首選，是去當地小學做一名體育老師。

直到參加事業編考試失利，丁蓮平才轉而接手父親的事業，從技術員開始入行。

制種業缺少年輕人，哪怕在建甯，也大多是“種二代”。跟種糧食相比，水稻制種效益更高，農戶自耕每畝收益約三千元，但建甯戶均耕地不足十畝，年輕人僅憑自家土地難以獲得滿意的收入。

說起制種十年來的變遷，丁蓮平最大的感受是“卷得厲害”。“十年前，我打幾個電話就能把指标放下去。現在我們得去農戶家裡勸說，農戶可以對比三五家，再做決定。”

“三五家”指的便是種子經紀，他們對接不同的種業公司，帶着不同的品種組合，開出各自的價格和條件。

近十年，受常規稻種植面積反彈等因素影響，全國雜交水稻種植面積呈萎縮趨勢，制種則集聚到福建、江蘇、四川等省份屈指可數的基地，競争愈發激烈。

據《湖北日報》2014年報道，松滋市王家橋鎮曾是該省最大的水稻制種基地，最多時制種面積達2萬畝，到2014年已萎縮至200畝。報道援引湖北種業專家分析，湖北種子公司九成以上制種産量已轉移至福建、江蘇等地，原因在于本地制種成本推高，風險較大，技術和機械化水平難以提高等。

與此同時，建甯的雜交水稻制種面積由2010年的5萬畝增加至2021年的15.3萬畝，約占全國的17%。但凡叫得出名的種業公司，都得到建甯來。

丁蓮平如今管理着全國近2%的雜交水稻制種面積。2022年6月11日，南方周末記者上門時，他的茶桌前圍坐着四五位先正達公司的經理們。

先正達是全球第三大種子公司，2017年被國資委下屬中化集團收購，2022年投資2.15億元在建甯建設水稻種子供應鍊創新中心。

“制種”一直是建甯縣領導的心結，他們對種業“富士康”的定位并不滿意。

在長長的産業鍊上，上遊是研發、選育，中遊是制種，下遊是市場、營銷，種業公司來建基地、放指标，種子一收割就運往外地加工、分銷，盡管建甯種子名聲在外，但很難吸引來上下遊環節。

随着國内制種面積愈發稀缺，建甯擁有了與種業公司談判的籌碼，多個種業加工、倉儲和物流項目近年相繼落地，這個農業縣，也吸引到難得的工商業投資。

千人下海南

即使是世界500強，先正達要在建甯落地，也有賴于當地的種子經紀網絡。

這支一百多人的經紀人隊伍，是建甯最引以為傲的種業發展優勢。他們是外地企業進入建甯的經辦人，也是農戶口中指導其制種的老闆，這一群體發轫于人民公社時代，也曾在市場化早期活躍在灰色地帶。

1976年，袁隆平宣布三系雜交水稻配套成功後的第三年，18歲的初中畢業生何火明因家中貧困辍學。

秋天，他得到了一份工作，被縣裡派去海南學習雜交水稻制種，回來後可以成為人民公社的農技員。

這是建甯第一次派出農技員隊伍去學制種，前一年，縣農業局派了三個幹部到海南學制種，帶回來的雜交水稻種子，已經種在了1976年的稻田裡。

“當時人民公社的農技員不直接參加生産勞動，而是觀測天氣墒情和作物長勢，負責農業技術的推廣和教學。”建甯縣農業局總農藝師餘添發回憶，農技員大多是初中以上學曆，在鄉間已是鳳毛麟角。

這的确是一支潛力頗高的隊伍。何火明回憶，他當時是隊伍中最年輕的一個，其他農技員日後大多轉為公務員和教師，隻有兩人至今仍從事制種，其中一個是他——當年下海制種，他放棄了農技員的鐵飯碗。

事實上，1976年前後，全國種植水稻的縣市都派隊去了海南。如今的三亞市彼時還叫“崖縣”，曆史學家秦晖就曾撰文回憶插隊期間參與雜交水稻制種的經曆。

也是在1976年，秦晖插隊的廣西某縣派人去海南學習，次年便在各村開展制種，卻大多面臨“花期不遇”——制種組合中的父本和母本是不同品種，要同時揚花并不容易。這也是袁隆平在雜交水稻研究中備受困擾的問題。

由于失敗率太高，秦晖所在的生産隊幹脆把部分用于制種的材料煮來吃了。在他的回憶裡，當時組合中一種名為泰菲的品種非常好吃，以至于大家都想搞點來吃。

何火明運氣不錯，從海南回鄉後，他第一次制種就成功了。在何火明的印象中，那年風調雨順，但初次制種的畝産隻有三四十斤——這是當時的平均水平，他負責的制種田，隻夠為其所在的人民公社提供種子。

産量的提高得益于一種名為920激素的出現——在建甯，即使不會制種的農村青年也知道920。920的學名為赤黴素，能夠解決水稻不育系包頸的問題。在沒有920的年代，制種農戶得用手去剝開不育系稻秧的每一粒花苞，何火明至今回想起這項工作，仍感到艱苦和勞累。

一篇發表于1985年的農業論文顯示，當年貴州某山區縣，每畝雜交水稻制種田需2-3次剝苞才能達到較高産量，由于費時費力，每畝剝苞需要花費15-20元雇工。這相當于當年貴州省50斤大米的統購價。

到了1982年，黃坊鄉開始實行家庭聯産承包時，每一戶農民都從何火明這兒學會了制種。五年間，建甯縣共計派出了一千多人次前往海南學制種。

财富與混亂共存

随着集體經濟時代結束，由人民公社聘用的農技員處境尴尬，一名擔任村支書的叔父邀請何火明回鄉指導制種，他便離開了農技員的崗位，投身鄉間種業市場。

“如果不走，我現在很可能是退休的高級農藝師了。”何火明打趣道。

在初生的水稻制種市場上，财富與混亂共存。稍上年紀的建甯制種人，都記得1993年前後那場種子炒作潮。當時雜交水稻種子的定價五六元一斤，但在黑市上能賣到15至20元。

那一年，農校畢業的餘添發剛到建甯縣農業局工作。他回憶，“分田到戶後，種業仍維持計劃模式，由省裡統一計劃分配制種指标，層層下達至農戶，指标外的制種在當時算是非法的。”

然而，由于制種的經濟效益較好，1990年代初期，建甯農戶的制種能力已遠超福建省下達的指标量，指标外的種子便流入黑市，成為這座農業縣跨入改革年代最早的“大宗商品”——由于氣候溫和、水質優良和有利的丘陵封閉條件，建甯種子在當時已非常出名。

誘人的利潤觸發了失序。47歲的黃勤建如今是建甯最大的農機經營戶，他親曆了1993年的“種子熱”。

“當年我會幫一些江西的朋友在建甯收購種子”，黃勤建回憶，有的農戶會将稻谷摻入種子售賣，有良心一些的會在稻谷摻進去之前先炒熟，沒良心的直接摻着賣。

炒熟的稻谷不會長出稻秧，買種的農戶在意識到被騙後還能補種，沒炒熟的則要到收獲季才會露出馬腳，令農戶白忙一年。

欺詐的代價來得很快。“第二年價格就猛跌下來，外面聽到建甯種子都不敢要了。”黃勤建說。

農資市場不比金融市場，一季劣質的稻種足以令上百戶農民血本無歸，并喪失繼續種地的信心。

市場也迅速生發出一套建立信任的機制——外地的種子商人在建甯當地尋找一個代理人，将制種的親本交給代理人，由代理人負責對接和管理農戶制種，并對交付的種子負責。

何火明當上了最早一批代理人。“當時我們叫‘包頭’，像承包工程一樣承包制種任務。”何火明說，種子商會先跟包頭談好收購價，包頭再據此去跟農戶談價格。

種業計劃經濟的模式到2000年之後才改變。這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出台，有資質的種業公司可以在全國範圍内開展業務，“包頭”們的春天到了。

如今，何火明仍經紀着500畝制種田，他生活的村莊一共隻有兩千多畝耕地。

福建建甯，農技員使用農機收割，與水稻種植不同，在雜交水稻制種過程中，使用農機更為困難。 （受訪者/圖）

從“包頭”到經紀人，轉變在于一紙證書。2013年，建甯縣農業局對雜交水稻制種經紀人實行注冊管理。21世紀第二個十年，高度市場化的種業早已掙脫計劃的藩籬，來自全國各地的種子公司向建甯聚集。

在經紀人緊俏的年頭，500畝制種田每年能為他們帶來數十萬元利潤，随着入局者增多，利潤越削越薄，産量高了才能有十萬收入。

“懂制種、會制種的人越來越多，我們這行也内卷起來了。”何火明笑說。

鄉土人情與規則

制種業的信息溝壑被填平後，經紀人的利潤讓渡給了農戶。建甯的制種戶，如今會在了解三五家經紀人開出的條件後，再做決定。

經紀人競争着在田埂上劃出勢力範圍，使得田塊越劃越小，“原來一個村最多種三四個組合，現在多的可能有幾十個組合”。何火明介紹，這讓串粉的風險變大了。

制種緻富的邏輯也開始改變，經紀人難以靠信息差賺取超額利潤，轉而追求勞動生産率的提升和規模擴張。黃勤建是這場改變中抓住機會的人。

如今，黃勤建父子管理着四百多台農機，他的農機合作社服務過贛閩兩省數十萬畝制種田。這兩個數字都是4年前的兩倍。

制種田相較普通水稻田較為特殊，通常在數行母本中間插一行父本。這為插秧、收割等機械化流程造成障礙，此外制種程序中授粉、烘幹等特殊作業也沒有現成的農機可用。

1990年，黃勤建購買了小組第一台拖拉機。耕地是制種與普通種田最相似的作業環節，黃勤建的這筆投資小獲成功，他在2002年購買了全縣第一台收割機，彼時建甯還有相當的水稻種植面積，收割機的收益也很好。

2005年起，30歲的黃勤建開始流轉土地用于制種，并摸索在更多的制種作業中引入農機。2022年初夏，南方周末記者到訪時，黃勤建正在做父本插秧實驗。

目前的常規制種中，隻能用播種機播種母本，父本仍需靠人力插秧，黃勤建2021年實驗了用插秧機播種兩列連續的父本，但産量不佳。

農機社的擴張同樣受制于鄉間的人情和規則。“合作社的雇員一旦學會就會離開單幹，還會帶走客戶。”黃勤建訴苦，因此他改為采用合作模式，由合作社墊資購買設備，農機手以勞動入股，按比例分利，“讓大家一起做老闆”。這是他能管理四百多台農機的秘訣。

機械化制種使種農得以走出建甯。據估算，建甯種農如今承包了周邊區縣超過20萬畝耕地，帶動周邊縣都成為雜交水稻制種基地縣。

成熟的機械化和較少的人力投入也在吸引大型種業經紀人“親自”下場。2022年，“種二代”丁蓮平就在江西流轉了數百畝制種田。

“我想先嘗試一下，未來可能就是我們要去自己當農民了。”丁蓮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看沒什麼困難，無非是用工難這種普遍性的問題。

南方周末記者 李玉樓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