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說宋朝十八帝 之 宋神宗：心比天高卻抱憾而終的改革者

宋神宗

3.元豐改制

其一，親自“操刀”

熙甯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罷相，以“同平章事”即宰相官職出任鎮南軍（治洪州，今江西南昌）節度使、江甯府長官（治今江蘇南京）“判江甯府”。

失去了實施新法的最得力助手，宋神宗變法的決心卻沒有動搖，在繼續實行已有變法的同時，還在醞釀新的變法内容，“改定官制”，改革宋朝建立以來的職官制度，并将親自“操刀”，主持實施。

中國古代史書記人、記事，極少記述人的心理活動，對宋神宗也是如此，所以宋神宗在王安石去職後親自主持新的變法、将新的變法内容選定為官制改革的心理基礎，我們隻能根據他的行迹做大緻的分析。

這也許有以下3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此時宋神宗已經做了10年皇帝，有了比較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已經實施的“均輸法”、“市易法”等新法取得了一定效果，國家财政收入有了很大增加，宋神宗可能因之有了比較強的自信；

二是在王安石任宰相期間，君臣之間對新法的一些内容和實施辦法的不同認識日漸增多，也産生了矛盾，可能在宋神宗想來，不如自己親自“操刀”主持變法更為得心應手；

二是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後，經王安石提議，一向支持變法，有“傳法沙門”之稱的韓绛接任首相，有“護法善神”之稱的呂惠卿被提拔為參知政事，共同協助宋神宗進行變法，但很快，二人便發生争鬥，以緻韓绛向宋神宗建議，召王安石回朝，複任首相。但在王安石再任首相，與呂惠卿的矛盾激化，呂惠卿被趕到地方任職後，呂惠卿密報宋神宗，王安石曾囑咐自己有些事不能讓宋神宗知道，宋神宗對朝廷官員可能失去信任，不希望再借助宰相之力，更願意親自“操刀”主持變法；

三是宋神宗“天性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英宗常遣内侍止之”，即位為帝後，更堅持請王安石、司馬光等學問大家為自己講學，對曆代典籍比較熟悉，而宋神宗對強盛的唐朝很是向往，第一次與王安石見面，就曾問王安石唐太宗是否值得效法，對唐玄宗時期撰著的《六典》所載設官分職很是完善的“三省六部制”更是推崇，加之對宋朝建立以來的“官、職、差遣”分離實制度造成的官職名不符、“冗官”衆多、“冗費”更多等現象很不滿意，決心将官員中“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建立一套“名實相副”的官階制度。

而為了準備充分，思慮萬全，保證改革官制的新法推出後能夠順利實施，宋神宗下了不少功夫，一方面，“将定官制，獨處閣中，考究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以緻新的官制頒發之後，閑居金陵的王安石“見之大驚”，不禁感歎：“上平日許多事，無不商量來，隻有此一事，卻不曾商量”；另一方面，“改定官制”新法推出後，絕大多數舉措都由宋神宗“斷子宸衷”，不曾與官員“商量”，朱熹在回顧此番改革時曾說，宋神宗在元豐年間“事皆自做，隻是用一等庸人，左右備承趨耳”，雖然為推進改革“命官置局，以議制作”，設置了專門機構“詳定官制局”，但重大問題仍“下手诏或親臨決以定其論”。

熙甯十年十二月初六，王安石第二次罷相一年零兩個月後，宋神宗下诏，從明年開始，改年号為“元豐”。

又兩年半後，元豐三年（1080）六月十五，宋神宗下令，于中書省設立“詳定官制局”，參照《唐六典》，參之以《周禮》、北周官制，制定新的職官制度。

宋朝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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