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郵,本是漢代設置的一種職官,在當時乃至後世卻聲名狼藉,其形象多被扭曲。通過深入辨析不難發現,督郵形象被扭曲,有自身因素,即督郵個人素質的良莠不齊;但更為根本的原因是代“制度”受過。世人對督郵的厭惡,主要是“恨屋及烏”的心理使然。其實,曆史上不乏正面、光彩的督郵形象的記載,并非“天下督郵一般黑”。

本文試圖對這種矛盾現象作出解釋,還督郵以本來面目。

說到督郵,大概屬東晉時期大詩人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故事中的那位督郵大人名氣最大了。《晉書·隐逸列傳·陶潛傳》載,陶淵明在彭澤縣令任上,适逢年終,“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拳拳事鄉裡小人邪!””于是解印歸去,從此辭官隐居。陶淵明毅然辭官的原因,雖不能全算在督郵身上,但督郵的到來無疑是一根導火索,使陶淵明加快了奔向田園的腳步。這事件的文化價值在後代不斷增值,陶淵明成了文人雅士們頂禮膜拜的偶像，作為陪襯,那位督郵卻永遠成了“鄉裡小人”,想要翻身平反都很難。

不過,讀過《三國志》的讀者也許會發現,督郵挨打,怎一個“冤”字了得!

故事原型《三國志》所載史實,與羅貫中所演義的故事,其間相去甚遠。在晉代陳壽的《三國志》中,怒打督郵的主角另有其人,此人正是劉備。《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載:“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讨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绶系其頸着馬柳,棄官亡命。”

此事三國時期魏國史學家魚豢的記述更詳,裴松之所注《三國志》引魚豢的《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诏書，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将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床縛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馀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

在羅貫中筆下,不僅劉備已被移花接木成了張飛,就是事件本身也改造得“面目全非”了。本來是例行公事的督郵,卻被描畫成了貪圖賄賂的無恥貪吏。不言而喻,對于一般讀者而言,小說《三國演義》中“張翼德怒鞭督郵”的形象更加脍炙人口、更深入千家萬戶,督郵那本就不幹淨的臉上,又被重重地塗黑了一筆,水遠地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毋庸多舉,僅此兩例似乎就足以使督郵的“鄉裡小人”形象昭著于世、并為千夫所指了。

這就不禁使人要問,督郵到底是一種什麼官職呢?

督郵,乃督郵書掾、督郵曹掾的簡稱,是西漢中後期各郡太守的重要屬吏。《後漢書·百官志》記載:“(太守)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西漢中期,朝廷感到郡國權力過重,于是派刺史以監察,後來刺史又發展成為州級政府的長官。刺史之下設部從事,分部監察所轄郡國;郡太守之下則設置督郵以監察縣。

由此可見,通過種種監察職官的設置,監察制度由此得以強化,以達到對地方的“全景監控”,督郵正是龐大而嚴密的監察體系中的重要一環。督郵之設,其具體辦法是将各郡分為東西南北中五部(根據轄縣多少,也有的郡設二部、三部),每部為一監察區,由郡守選派一名督郵做專職監察官員。督郵無所不管,代表太守監察部内諸縣官吏,宣達教令,司掌獄訟,緝捕逃亡等。督郵定期巡察部内諸縣,并向郡守彙報,因此督郵又有郡守的“耳目”“視聽”之代稱。他們雖然沒有賞罰權，但他們提出的獎懲意見經常被太守采納，對于所監察屬縣長吏的黜陟至關重要。督郵之設，漢代最盛，魏晉時期稍衰，後隋初廢郡，督郵也廢。

督郵不過是受太守指派監察屬縣的普通監察官吏,他留給世人的印象何以如此不堪,以至于形象發生扭曲呢?

這首先是由于漢晉以來儒家士人對法家執政理念的抵制,儒家官員對察察明法小吏的惡感,都折射到了督郵身上。

漢代的治國之道,正如漢宣帝所說的:“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霸王道雜之”即儒、法并用,陽儒陰法;也可以理解為儒家、法家官吏各有陣營。在此治國理念影響之下,漢代湧現出很多酷吏,行嚴刑峻法、刻薄寡恩。督郵之設,實際上屬于法家“察察為政”治國理念的産物。當然,儒家仁政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且大行其道,以仁政為理念的官吏大有其人,他們不同程度地對“霸道”加以抵制、修正,循吏乃其代表。兩種理念、兩類人物互相攻讦,甚至勢同冰炭,成為漢代政壇上一道奇特的風景。

這裡僅舉幾例,以見當時朝廷、官場上的紛争。如東漢光武帝“時用明察,不複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大臣朱浮上疏嚴詞谏止,“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不可經盛衰,贻後王也”(《後漢書·朱浮傳》)。朱浮是儒家的代表,光武帝在用人方面采用法家的做派,行“明察”之政，朱浮毫不客氣地加以批評,并以“不可經盛衰,贻後王”相警示。類似的儒法之争,《後漢書·鐘離意傳》亦有記載,“(漢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诋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鐘離意上疏以漢代盛行的“天人相應”傳統為依據,對作為“天之子”的明帝提出告誡,曰:“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緻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正因為有儒家理論做強大的後盾支撐,鐘離意才能言之諄諄、無所避諱。

當然,以上所舉事例并非直接針對督郵,而是直接指向了當時法家的總後台漢光武帝和漢明帝。不過,若了解了漢代儒、法理念在政治上層龃龉、紛争的大背景,也就更能清晰地把握督郵賴以生存的大背景。并且,朝廷中的論争尚且如此激烈,地方官員中間的歧見錯出、交鋒之激烈亦不難想見。

《漢書》中所記颍川太守黃霸與督郵的一段對話,就頗能反映這種差異。《漢書·循吏列傳·黃霸傳》載:“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對于既老且聾的許丞,太守黃霸與督郵的态度,一留一遣,一個折射出了儒家的人文情懷,一個反映了法家效率第一不計情面的行事作風。

漢代儒家思想的重大特色是吸納了陰陽五行資源,進而引發出了所謂的“谶緯政治”,其核心内容是以“天意”批評“人事”,檢視皇帝以至每一層級官員的弊政與自身過失。如上引鐘離意上疏,将“天氣未和”與群臣的“苛刻為俗”直接對應,就占據了思想制高點而不容對方反駁。這是當時的大環境,上至皇帝下至三公百官乃至基層官吏,都難逃谶緯政治的問責。每個層面出現災異現象,由相應級别的官吏承擔責任。這是儒家官員的利器,可用以對法家的苛察嚴酷之政施以有效的抑制和修正。

在這種大背景之下,以督郵行事的威權專斷、嚴酷無情,最容易首當其沖地遭到公衆的質疑、貶損。

督郵行縣,其中一項重要内容是緝捕逃亡、糾彈不法、懲肅吏治,展示着威權與殺伐。在陰陽五行觀念體系下,督郵于陰陽對應着“陰”,于五行為“金”,于四時象征着“秋”。故太守多派督郵在秋季重拳出擊,以成“嚴霜之誅”。漢成帝時,京兆尹孫寶以立秋日署侯文為東部督郵,二人之間的一段對話,極能折射出督郵的威嚴面相。《漢書·孫寶傳》載曰:“入見,(寶)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二人對話,令人感覺殺氣騰騰。正因如此,具有儒者情懷的太守常在春耕季節召督郵還府,以免擾民、阻滞了大自然的生生氣象。《後漢書·何敞傳》載:“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為何在立春日召督郵還府呢?《何敞傳》引唐代李賢注曰:“督郵主司察衍過,立春陽氣發生,故召歸。”立春陽氣發生,正是萬物始萌之際,督郵掌糾察,象征着肅殺之氣,故不宜在立春出行,而多在秋季行部。當時的公衆輿論,對督郵充滿惡感,一些關于督郵的荒誕故事也由此而生,以宣洩人們的怨憤、憎惡。如《後漢書·方術列傳·高獲傳》載,汝南久旱不雨,太守鮑昱問方士高獲如何緻雨?高獲建議他“急罷三部督郵”,果得大雨。又《後漢書·獨行列傳·戴封傳》講汝、颍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透過這些荒誕不經的災異故事,可以看出時人對督郵的極度反感，甚至恨之入骨。

其實曆代政治均是“霸王道雜之”，儒、法道勢力雖有起伏，但始終并存，矛盾沖突也就在所難免。如東晉初年元帝推崇“申韓”,命令二千石令長當“祗奉舊憲,正身明法”、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晉書·元帝紀》),以強化中央權力。丞相王導雖以推行“清靜無為”之政著稱,有時也不免沾染法家行事的風格。如他在為揚州刺史時,曾遣八部從事到下轄各郡“采聽風聞”,探聽民間輿情。此舉卻遭到其屬下顧和的譏刺,《晉書·顧和傳》載此事曰:“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甯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為政。’”

在這樣的時代大環境下,督郵的備受争議、诟病也就在意料之中。當日馀姚太守庾琛的主簿虞預就曾向其進言,抨擊督郵制度之弊:“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辄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馀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複減損,嚴為之防。”(《晉書·虞預傳》)由此可見,東晉之初吏治是較為刻峻的,僅馀姚郡,竟有督郵三十馀人,其“人船吏侍”一切開銷均由政府承擔,大大增加了百姓的負擔。這就使得有民本情懷的虞預極力反對、大加讨伐。

此外,督郵形象的被扭曲,其自身也應承擔一定的責任。

督郵為郡守所辟舉,直接向郡守負責,督郵的個人意見關系到各縣長吏的黜陟,因此督郵被稱為“郡之極位”(應劭《漢官儀》)。縣官們想要保官、升官,自不能怠慢、更不能得罪督郵,而是要極力讨好奉迎。督郵行部時縣吏須迎接界上,有的縣還安排專人迎送,甚至縣長還親自主持。上文虞預所說的“人船吏侍皆當出官”,都是圍繞着督郵到來所做的特殊安排。試想,一個人周圍都是前呼後擁和點頭哈腰,若沒有足夠的心理定力,就很可能忘乎所以甚至肆無忌憚。縣令、長對督郵如此逢迎、屈膝,與督郵的風光、傲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積壓在縣官(包括縣吏)胸中的苦悶、憤怒是不言而喻的。他們因畏與恨,心裡會反彈出恥辱之感。随着儒家文化的影響越發深入,官員的心理反彈也就随之強烈。東漢中後期,士人中漸漸形成“清流”,與此相映成趣的,“恥迎督郵”的記載也逐漸增多,這絕非偶然。如《後漢書·周燮傳附馮良傳》載,漢安帝時馮良“出于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厮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同書《獨行列傳》載範冉“少為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于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曆年乃還”。同書《儒林列傳》載趙晔“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晔恥于斯投,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後漢書》記述這三位縣吏遁逃時都極決絕,都用了一個“恥”字,且遁去之後,無一例外地動接受儒學經典教育。可見,在當時,督郵之身份與接受儒家教化是截然對立的兩種人生選擇。這些出身“孤微”的寒門子弟,即便在逆境中也絕不願卑躬屈膝,足以說明了在當時的士林清論眼中，督郵不是人人羨慕、光鮮亮麗的角色。這些先賢事迹對陶淵明的人生選擇,亦當起到了一定的激勵作用。

督郵乃“親民之官”,與基層關系較為密切,其公衆形象以及施政的好壞,在百姓間口耳相傳,容易造成輿論影響。即以東漢末年而論,全國有十三州,下轄郡國則有一百三十個左右,每郡督郵少則二人,多至五人,粗略計算全國督郵總數不下三五百人,這還隻是同一時間點的靜态統計。在這支隊伍中,有人貪贓枉法、為非作歹,其影響不容小觑。史載三國時期張苞為山陽郡督郵,“貪穢受取,幹亂吏政”(國志·魏志·滿寵傳》),被高平令滿寵诘責、考問。滿寵也因此棄官而去。《後漢書·橋玄傳》載,橋玄為漢陽太守,召郡人上邽姜岐為吏,岐“稱疾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逼緻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争不能得,遽曉辟岐”。故事中的督郵雖是迫不得已做了太守橋玄的幫兇,但不言而喻,這種行為将加劇世人對督郵的惡感。

然而,事情遠非選邊站隊那麼簡單。督郵的存在雖然備受争議,但不可否認,督郵在地方治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作為行政管理鍊條上的重要一環,督郵在曆史上留下了不少頗有神采的瞬間。

《後漢書·蘇章傳附蘇不韋傳》記載,桓帝時不韋之父蘇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為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漢末桓帝時宦官弄權,氣焰熏天。美陽令李暠,因攀援上了宦官具瑗,為害鄉裡卻無人敢問。蘇謙不畏強權,把貪暴的縣令李暠拉下馬,為民除了一害,蘇謙堪稱督郵隊伍中的“清流”。

督郵為法家治國理念的産物,這并不等于督郵個人都冷酷無情。如東漢靈帝世黨锢之禍大起,督郵吳導就對黨人充滿同情。《後漢書·黨锢列傳·範滂傳》載:“建甯二年,遂大誅黨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诏書，閉傳舍，伏床而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故事讀罷令人動容。鐘離意的故事更為典型。《後漢書•鐘離意傳》載鐘離意事迹曰“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内後外,《詩》雲“刑于寡妻,以禦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内,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鐘離意年紀輕輕,卻能引經據典說得頭頭是道,不能不說是受儒家思想長期滋養的結果。由此可見,督郵雖與法家是近親,但也不能将督郵個人臉上都貼上法家的标簽,督郵本人也有可能是擁有仁者情懷的儒家士人。也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情懷,像鐘離意這樣的督郵就能突破身份的局限,以柔性的、富于人本精神的方式施政,自然能得到百姓的愛戴。如《鐘離意别傳》載:“汝南黃谠拜會稽太守,召意北部督郵。時郡中大疫,黃君轉署意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門,入家賜與醫藥,詣神廟為民禱祭。其所臨戶四千馀人。”(李昉等編《太平禦覽》卷二五三“職官部·督郵”條引)鐘離意臨危受命,被調到疫情嚴重的中部地區做督郵,他挨家挨戶巡行賜藥,親自醫治了四千馀人。他身上折射出了仁政的光輝,這樣的事迹任何時代都應該大力弘揚。

但是,在儒家士人眼中,法家明察之吏因未沾溉先王之道的雨露滋養,而缺少了仁者情懷,隻能成就一些小事,終不能緻君堯舜、化成天下。這就正如漢章帝時的大臣韋彪所言,文法之吏“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後漢書·韋彪傳》),始終是等而下之。東晉時期儒者徐邈在緻豫章太守範甯信中也表露了近似的看法:“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幹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屍,前史所書,可為深鑒。”以上所舉二人言論雖為個案,但不妨說是曆代儒家的總體性認識。督郵,乃至與督郵類似的監察之官,在儒家大傳統中,始終是“類無大能”的察察小吏。不僅如此,如徐邈所說“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督郵從其一産生起,就被儒家士人打上了“小人”的标簽。随着儒家思想影響的逐漸深入,這樣一種認識也在士人、民衆中間不斷被強化。督郵受命于太守,其很多舉措都是直接秉承了太守的意志,或者更确切地說,督郵不過是在遵循上級的指示例行公事。但由于各種原因,人們卻把惡政的爛賬算在了出頭露面的督郵身上。雖然也有勤政愛民的督郵,卻始終無法扭轉世人的惡感。督郵形象的被扭曲,我們雖然為其抱不平,但終究也是無可奈何!

說明:本文來源于2013年9月《文史知識》，原名《千夫所指說“督郵”》，作者白振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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