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思郁/文

一

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有個總是引發辯論的場景。主人公托馬斯原本是布拉格一家大醫院的外科醫生，1968年蘇聯侵占捷克時，他因為發表的一篇文章丢掉了工作，成為了一名擦玻璃的工人。托馬斯在擦玻璃的時候，遇到了一個棘手的情況，知識分子要求他在一份請願書上簽名。他思忖再三，認為這種舉動或許稱得上慷慨，但是肯定毫無用處，最終他拒絕了簽名。

這個“簽名，還是不簽名”的問題，大概是文學史著名的場景之一，在現實中引發了很多知識分子大讨論，昆德拉與哈維爾是其中争論的兩極。

我提及的本意不是讨論這個議題，隻是想起了托馬斯當擦玻璃工人這件事。東歐巨變之後，另外一位美國作家伊娃·霍夫曼來捷克旅行，在她的書中記錄了一個新的關于找擦玻璃工人的故事。一位在捷克定居的美國記者想找一位擦玻璃的工人，被當地的朋友告知，她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人，沒有捷克人會來私人公寓給你擦玻璃，因為清潔公司隻接商辦大樓的單子——這位說了很多遍“不可能”的捷克朋友，當年就是一位擦玻璃的工人——總之，經過各種“不可能”的嘗試之後，記者還是找到了清潔公司派人來清洗了她的窗戶。

這個再普通不過的場景能有什麼意義呢？在《回訪曆史：新東歐之旅》中，美籍波蘭裔猶太作家霍夫曼對此概括說，過去四十年裡，捷克經曆了苛政，經曆了嚴酷的系列公審，經曆了布拉格之春的鎮壓，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私人活動的空間，所以他們的這種下意識的“不可能”更多是一種謹慎和畏縮不前，這是一種蘇聯統治時代的精神分裂症：因為所有的東西需要重新來評價，需要重新思考做過的每件事，選定新的立場，推翻自己過去的一切。

本來，擦玻璃再也不是一種隐喻的知識分子生活，代表的應該是一種最日常的步入正軌的工作，但是這種“不可能”的拒絕仿佛在昭示着恢複正常生活的艱難程度。就是說，你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去尋找恰當的溝通交流的渠道，才能獲得正常的資格。但是這種正常之下其實依然暗流湧動，因為人與人之間再也恢複不到過去，曆史千瘡百孔，個體戰戰兢兢，人們都是帶着警惕和創傷開始新的生活，但是沒有人覺得應該心安理得，每個人都杯弓蛇影，誰知道下次革命什麼時候會爆發？誰知道國家會走向何方？誰知道這些把握權力的人會不會重新回來？正如小說中的托馬斯雖然拒絕了簽名——但是他并非心安理得，他想要為這種怯懦和不作為找到一種合理的解釋，比如為了家人的安全，害怕丢了擦玻璃的工作，這種簽名不會産生實際的效果，沒有任何意義等等，他最終用一種曆史觀來說服自己：他認為他與那些簽名的知識分子生活在不同的曆史之中，他認為這樣的曆史就是一張草圖，“曆史和個人生命一樣輕，不能承受地輕，輕若鴻毛，輕若飛揚的塵埃，輕若明日即将消失的東西”。

二

霍夫曼在東歐的遊曆印象記，讓我回想起了英國曆史學家托尼·朱特撰寫《戰後歐洲史》的緣起。柏林牆倒閉時，朱特正在維也納的出租車裡，從廣播裡聽到消息，他馬上意識到這個世界即将發生重大的變化，歐洲的曆史要步入新的軌迹，而他渴望成為這種新曆史的書寫者。霍夫曼同樣有這種自覺意識，但她不是選擇撰寫曆史，而是選擇了走近曆史——從1990年到1991年，她幾次回到東歐的曆史現場，回到那些正在破舊立新的幾個國家，從她的出生地波蘭開始，到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她的足迹踏遍了東歐的大部分國度。她走過去，觀察正在變化的現場，審視後新時代的不同，極力融入普通人的生活，跟知識分子溝通、對話，反省多元化的立場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總結東歐未來的不确定性。這些内容構成了《回訪曆史》這本書的核心。

正如“回訪曆史”這個書名所提示的，我們知道東歐正在發生變革，這種變化正在改變曆史的軌迹。但是從大曆史的角度去審視東歐是一回事，而成為這種變化的觀察者是另外一回事。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角度問題，而是一種對曆史審慎的細節描摹。成為一段曆史的參與者和觀察者，會提醒你，曆史隻是一個概念，而你所見證的是個體的差異，變化的不确定性，社會的不穩定性，未來的茫然等等問題。身處在一種變革的過程中，我們無法預設一種“曆史終結論”的立場，認為可以從這種變革中找到某種清晰的軌迹。所以，霍夫曼在《回訪曆史》中最難能可貴的就是，記錄下她所感受到的各種矛盾和焦慮，這是一種極其印象化的記錄，有時甚至帶着很多的偏見，但正因為這種不确定性，讓讀者感受到了曆史的豐富。

東歐的變革發生了，大家都知道接下來要摒棄以前統治留下的遺迹，走向真正的歐洲之路。但是任何變革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身在其中的人們需要接受的是這種變革的陣痛，以及不知道未來往何處去的迷茫。比如在後計劃經濟時代，經濟領域的變革，要麼意味着各個國家的政府采用大刀闊斧式的改革模式，一次性地從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轉換到市場經濟模式；要麼就采用更謹慎的改良方式，一點點去除計劃經濟中運轉不良的部門，同時保留那些比較重要的方面，盡量減少人民的陣痛。但問題在于，無論何種方式，任何一個策略在短期内都會引起嚴重的痛苦和損失。

霍夫曼在匈牙利時，采訪了伊萬·拜倫德，負責策劃匈牙利經濟改革的核心成員，他一直思考這樣的改革會不會失敗的問題。“他告訴我，就某種意義上而言，改革這個理念本身便已經埋藏着失敗的因素了。改革者認為，他們可以稍微修補一下既有體制，這裡加入一些自由企業，那裡添一點地方分權，但是體制本身是具有一緻性的，拜倫德說，否則就不叫體制了。一個蘇式中央集權體制與自由市場制度是不兼容的，因為前者施加在創新精神和企業上的限制太嚴格了。”這部分可以解釋那些采用大刀闊斧一步到位的“休克療法”的東歐國家，比如波蘭和捷克，最早走出了改革的泥潭，而那些謹小慎微，害怕改革，不敢開放國内市場、降低國家在經濟中所占份額的國家，比如羅馬尼亞，反而陷入了更大的麻煩。

這種源自國家背景和文化上的差異，其實在霍夫曼接觸的人們中間已經有所體現了。比如，她在波蘭與普通人交談的時候，馬上意識到了這裡的人們有一種很冷靜的節制，也許有人悲觀，有人喜歡潑冷水，但是幾乎沒人驚惶和憤怒，“我們總得想辦法撐過去，這是我一再聽到的說法，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令人驚訝的是，這裡沒有罷工，沒有抗議，沒有大規模的暴力。更讓人意外的是，盡管政府宛如在沒有麻醉藥的情況下替國家進行一項痛苦的手術，卻至今仍擁有非常高的支持率”。

相反，在羅馬尼亞跟經濟學家達揚·達亞努聊天時，達揚告訴她，羅馬尼亞的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問題在于缺乏一個活生生的共同經驗：“波蘭有團結工會，已經運作了十年，人們學會了如何團結、如何采取行動，所以他們的改革很快就取得進展了，但我們這裡不知道如何信任彼此。我們習慣等待官方解決所有事情，或者等待西方伸出援手。等了又等，西方始終沒有來。我們必須學習自己做事”。

西方介入的缺席确實是一部分原因。戰後西歐的重建有馬歇爾計劃，有美國政府的大量援助和貸款，東歐的改革幾乎沒有任何外國政府的參與，外國投資不像“二戰”後那樣持續不斷，相反，隻有零零星星的私人投入，而且這種投資很多時候是在良好的情況下投入，在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撤出。于是，這些東歐國家和西方的對手很顯然在一種不公平的競技場上競争，導緻經濟陷入了更加惡劣的循環，經濟私有化過程因為缺乏強有力的法律和制度的監管，隻能滑向腐敗的深淵。但問題是，為什麼西方樂意援助西歐的戰後重建，而不願意插手東歐的改革？簡單說，因為西歐比東歐更重要，對西方人來說，所謂的歐洲主要指的是西歐，東歐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三

二戰後，波蘭詩人切斯沃夫·米沃什、捷克的米蘭·昆德拉和哈維爾，一次次呼籲西方，一遍遍提醒他們，還有另一個歐洲的存在，一個相對貧困、沉默、在極權主義的陰影之下苟延殘喘的東歐。這種論調其實早已有之，托尼·朱特借用伏爾泰的話來形容說，存在着兩個歐洲：一個是人們熟悉的，而另一個是等待被了解的。米沃什用更加形象的比方說，西歐與東歐的區别就像家族中那個可愛、正直、有錢的成員與一群讓人尴尬、有點煩人，而且還總是糾纏不清的窮親戚的關系。這種關系随着希特勒的侵占，以及蘇聯的輪番占領，變得差異更加巨大。東歐的每個國家幾乎都遭遇了不止一次的占領，以南斯拉夫為例，德國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亞人和俄國人，都先後占領過那裡。這種占領對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文化的摧毀都是緻命的。

霍夫曼在《回訪曆史》的捷克那一章節中提到，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交替時，在中歐（中歐逐漸已經并入了東歐的概念）地圖上産生了一段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文化繁榮，一種揮之不去的燦爛的現代主義文化；比如有文學家卡夫卡和馬克斯·勃羅德、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音樂家馬勒、哲學家胡塞爾等等，基本都是來自布拉格周邊的區域。有人分析說，這種文化繁榮與該地區的“文化三角”之間的張力有關系：即住在捷克境内的捷克人、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的文化包容與碰撞導緻了這種文化繁榮的局面。這個觀點基本可以輻射到整個東歐的文化生态，正如英國的曆史學家提摩西·加頓艾什觀察的那樣，這些國家的知識精英分享一些相同的态度、想法和價值，這使得他們形成一個個性鮮明的群體，不管他們在巴黎、倫敦或者紐約，都可以很容易被辨識出來。但是好景不長，尤其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猶太人和德國人從捷克消失，造成了該地區的一種同質性和單調性的現代化，摧毀了原來現代主義的豐富記憶。像米蘭·昆德拉這樣的作家隻能遠赴他鄉，通過流亡和法語，才能找到自己寫作的位置，而那些留在國内的作家和藝術家大都被剝奪了寫作的能力，成為各式各樣的體力勞動者，他們的寫作隻能轉入地下，這就是“薩米亞特”文學在東歐如此盛行的原因。

霍夫曼在書中經常重複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東歐的曆史是借貸平衡的複式簿記。更殘酷點說，東歐是西方世界的試驗場，是西歐的悲劇版，是西方主義在歐洲的陰暗面，是混雜着希望與絕望，未來依然不确定的一個存在。與其說這是另一個歐洲，倒不如說是另一個被世人被遺忘的世界。正如托尼·朱特所說，東歐想要的不隻是同情和支持，它想要被理解，而且是真正的理解，不是那種被用于西方的目的，隻是因為其自身之故的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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