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陳列館前，時常有公交車停靠。在這裡設站，聊城人對鄉賢的敬重，一望可知。

陳列館是一個多進的大院子，從前為傅氏家祠，門匾題有“狀元府第”。這位狀元是傅以漸，做過武英殿大學士，論官品，位階不低，以首揆職掌殿閣，又常伴于天子身旁。曾在武英殿居住的康熙帝，延聘精曉經史的人在殿内開設書局，将兩側廊房辟為修書處，專為書籍的校勘、裝幀及刻印，這番弘文之舉，像是報師尊：居相位的傅以漸曾躬講經籍，把肚子裡的學問教授給他。傅以漸亦有兵略，任過兵部尚書，用古一些的話品評：“此公當以廊廟之器視之”。

仁義胡同 馬力攝

京師傳來的政聲，固然讓百姓服膺，做人的清白，才更叫百姓動心。那則“以詩化隙”的故事并不發生在聊城，也不發生在傅以漸身上，當事者是安徽桐城人張英，此公為康熙朝的文華殿大學士，是名相張廷玉的父親。盡管如此，聊城人還是認定這段佳話與傅以漸有關。

陳列館東邊有一條窄巷，巷口立着四柱沖天式的敷彩牌樓；巷子窄，它也大不到哪兒去。鬥拱、花闆、雀替、鸱吻，構件還算齊全，雖無須彌座，夾柱石卻立得穩，額枋上有四個字：仁義胡同。這是一條死胡同，盡頭堵着一塊灰色磚壁，磚壁上也刻着這四個字，兩側薄浮雕，以白線勾勒人物，略記此樁舊事：

康熙年間，傅家人為修祠堂，跟街坊起了宅基之訟。傅家人給在京做官的傅以漸寫信，催他挾勢給縣衙施壓，以求在判案中占上風，傅以漸雖任遇日隆，卻未依允，回了一首打油詩：“千裡來書為堵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裡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二十八個字語淺意深，傅家人讀後深感慚愧，便将祠堂牆基向後挪了三尺。街坊見狀有所悔悟，也照着傅家人的樣子做了。這一讓，讓出了六尺寬的巷子，更讓出了心中的天地。

何謂“裡仁為美”？這就是。此則典故“吾耳熟焉，故能詳也”。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傅以漸的恢廓襟量，全入黎庶心目。

德行才情，君子之本。由“仁義胡同”而察傅氏行止，雖為顯宦，其位高，其權重，不玷清名，夙孚時譽，真是“德足以師其鄉而為民望者”。縱觀古今，多少職官衣租食稅還要與貧寒之民争拗，對于微末之利，亦斤斤計較；這等混世之人，逢社稷之患，當然不可任堪。

傅家為簪纓世胄，先世之德，延于後嗣。傅繩勳、傅斯年等後輩，各有一段風華，可說是門風不隳，家聲依舊。

傅斯年内心深植民本主義的根苗，他曾随母親到鄉下小住，對魯西農村生活的觀察可謂入微，比如他詳記農夫與農婦一日生活的流程：耕種、飼秣、磨面、碾米、煮飯、洗濯、曬菜、喂豬、紡線、織布、缫絲，整日苦幹，一年如此，一生如此，僅在過節時稍能得閑。從田間勞作到照拂家計，傅斯年曆曆言及，字字含情。數千年來，“以食為本”的思想把農民世代固定在土地上，急耕稼之業，緻耒耜之勤，幾乎是農民一生的全部。傅斯年深知“農民的家庭就是他的一切生活品的制造場，如鞋、帽、染衣、彈棉、織、紡、編筐、制鹹菜，甚至油醬酒醋都皆不取給于家外。所以農民的生活時常一身兼備農工商，行賈，是極不分工的生活”，民生之多艱，讓他理解了高祖為何不準家人與鄰居計較，一争短長。在傅斯年這裡，向善的心性為其社會改革主張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影響，而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縮小貧富差距，實現經濟平等。

傅斯年字孟真，跟他同在北京大學啃書本的羅家倫于《元氣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中如此憶寫：“孟真的廉潔是可以說是很徹底的。我們可以說，孟真貧于财，而富于書（他的書确不少），富于學，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為正氣而奮鬥的鬥勁。”這樣的人修為不倦，境界自然是闊大的，器識亦高遠，遂能做到為政“秉忠貞之志”，處世“守謙退之節”。

仁愛觀念由平民層面上升到家國高度，是有思想和感情邏輯可循的。一件可拿來歎賞的往事，羅家倫簡略地講過：傅斯年給快降生的孩子取名，若是男孩，就叫“仁軌”。羅家倫的腦筋一時沒轉過來，問為何，傅答：“你枉費學曆史，你忘記了中國第一個能在朝鮮對日本兵打殲滅戰的，就是唐朝的劉仁軌嗎？”這話直撼人心。白江口之戰的故實，在千年後猶有特别的力量，“從這種史迹上，要預先為兒子命名，他内心所蘊藏的是多麼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羅家倫看到了傅斯年的精神底色。

民衆責望為官者，總起于身邊小事，而“關鍵小事”又常連着大處。徘徊于仁義胡同，我追想、默誦，不掩仰賢的心情。

原标題：仁義胡同的遐思

文/馬力

來源/北京晚報

編輯/賀夢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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