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2日刊 | 總第2971期

我塑造這個人物的時候其實并沒有為他預設多少微表情，因為進入這個角色的關鍵在于演員必須對人物極度自信和相信。

林宏年演得累，但過程并不痛苦，尤其在即興創作的部分感受到了自在和過瘾。

我從不浪漫化反派，隻是覺得作為一個演員，哪怕這些反派中有一點人的屬性，我都應該把它抓住。

傍晚，湖邊。

林宏年站在這裡，周圍空無一人。因為太過自私，這個人已經被全世界抛棄了。人們無法透過墨鏡分辨他此時的神色，隻見他拿着手機，挨個給親近的人打過去，注銷公司，遣散員工，祝福前妻……

而後，他伸出手臂，手機從手中滑落，掉進湖裡。林宏年完成了投湖前的所有準備工作。

就在幾個月前，這片湖泊剛剛收容了他幹爹的骨灰。但林宏年就是林宏年，不愧是《張衛國的夏天》裡經常把人氣笑的角色，在湖邊擺完POSE就當無事發生，回家打掃衛生了。

“這是一個結構性喜劇，光人物設定就已經産生喜劇效果了。”今年剛滿“兩歲”的劉奕君在視頻連線中對我們說道，“這部劇與我對喜劇的理解不謀而合。”

“兩歲”是一種心理狀态。去年過51歲生日時，劉奕君的蛋糕上隻插了一根蠟燭，上面沒寫“生日快樂”，而是寫了“今天我一歲”。劉奕君說，人生歸零，是提醒自己不要活得老态龍鐘，要對所有的東西有一股孩子般的好奇。

這種好奇正體現于他的作品。《開端》中的刑警張成，《大山的女兒》裡的村支書農戰山，《張衛國的夏天》中的媒體人林宏年，以及正在熱播的《冰雨火》裡的楊興權。每一個角色都不是觀衆印象中的劉奕君。

人們說，“劉奕君沒有在演自己。”這一評價，對一個常年暴露于熒屏的演員來說，殊為可貴。

“我也怕觀衆審美疲勞，所以很少在角色之外有過多的曝光。”

以下，是劉奕君的自述。

林宏年的色塊

去年8月，我剛在廈門拍完《開端》，回到北京後經紀人告訴我黃磊老師遞過來一個劇本，我看過之後，覺得還真挺喜歡的。

《張衛國的夏天》是一個喜劇，但一點兒都不常規，它不是之前比較流行的那種語言類喜劇，而是像《虎口脫險》《大飯店》那種結構性喜劇，依托故事框架和人物設定，就已經産生了喜劇的“笑果”，這與我對喜劇的理解不謀而合。

林宏年這個人物，也是我沒有嘗試過的一個角色，僅僅從腦子裡過了一下，我就覺得有非常大的表演空間。于是，我欣然接受了。

黃磊當時打趣，“剛好你在學校時就是我的師哥，然後在這部劇裡你也演我的師哥。”

确實，他是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90級的，而我是87級的。所以在劇裡我們那股師兄弟的親切勁兒，其實是發自内心的。

主創團隊也非常靠譜，我進組前就拿到了完整的劇本，故事架構和人物關系非常清晰，所以拍攝時很少出現飛頁，除非是現場拍攝時演員臨時起意，碰撞出新東西，那叫即興創作。

林宏年身上最明顯的特質，是缺乏安全感。他從小是個孤兒，沒有感受過親情的溫暖，永遠寄人籬下，每到一個地方首先考慮的是生存，然後想的是如何才能活得更好。所以，趨利避害永遠是他的本能。

這個人物的基調是悲劇。我們常聽到一句話，“用我的一生去治愈童年。”林宏年身上的自私自利是有來由的，但他又無比地渴望親情、友情和愛情，這都是他在童年時所缺乏的一部分，是他一直在找的根。

我在塑造這個人物的時候，實際上先把他拆分了。

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在面對不同的選擇時，他都會出現一個色塊，有時是黃色，有時是黑色，有時又變成了紅色。比如說他前一秒還在為幹爹的離世痛哭流涕，發誓要好好照顧張衛國，下一秒做了自媒體後轉身就把好師弟賣了。

于是在拆分的過程中，我找到了林宏年的第二個特質：他的紅線是随時可以上下調整的。

明眼人都能看出來，林宏年就是一個複雜多變的人，但我們不能忽略他最重要的一個底色：良心未泯。

他在年少時就做過對不起張衛國的事，直接毀掉了張衛國的職業生涯，所以漂泊在外數十年，他連覺都睡不好，但回到張衛國的小院後，他發現能睡着了。他把張衛國的故事包裝成“太監的後裔”，賣了個好價錢，但他也想着掙錢之後可以分給張衛國，幫他渡過難關。

我看評論時看到有人說，“看到最後才反應過來，林宏年原來算是個反派啊，可我怎麼對這個人讨厭不起來呢。”

一方面，或許是一些觀衆對我演的人物有粉絲濾鏡；另一方面，或許也跟我們在這部劇裡的表演風格有一定關系——用演小孩的方式演中年人。

張衛國和林宏年有這種人物關系的基礎，他們從小在一塊長大，林宏年回到北京後，滿眼都是自己小時候的影子，他的心态和動作也就适時回到了從前，所以他和張衛國的相處，沒有一丁點的生疏感。

包括他們最終的和解，不也是小孩子解決恩怨的方式嗎？小時候，林宏年在張衛國演出時的椅子上做了手腳，導緻張衛國受傷。林宏年在最後一集裡鄭重認錯，張衛國給他煮了一碗面，但心裡還是過不去，就在他吃面的時候走過去，一腳踢倒了他坐的椅子。而後，兩人一笑泯恩仇。

林宏年有時候也很可愛。女兒在培訓機構被同學欺淩，鬧到了派出所，面對對方的家長，林宏年得理不饒人，整個人都端了起來，說堅決不接受和解，并要派集團總公司的法律顧問來追究對方的法律責任，三言兩語就把對方的氣勢壓了下去，觀衆看得直樂。

你看，這個人體内裝滿了各色小人，需要哪個就讓哪個跳出來，林林總總，組成了林宏年的色塊。

我塑造這個人物的時候其實并沒有為他預設多少微表情，因為進入這個角色的關鍵在于演員必須對人物極度自信和相信。我相信他生活的環境，相信他經曆的一切，相信他的轉變，那麼表演時很多微表情和小動作就自然而然地生發出來了，完全沒有必要預設，也無法預設。

大家看我好像演得很輕松，其實林宏年是我去年演得最累的一個角色，因為我需要根據事件不斷揣摩人物心态，進而調整自己的表演方式。人們常說相由心生，演這部劇的過程中我體會到了。

一點自在和遺憾

林宏年演得累，但過程并不痛苦，尤其在即興創作的部分感受到了自在和過瘾。

有一場戲我印象特别深刻，當林宏年得知自己一輩子都不可能有孩子之後，精神開始恍惚，他怕自己死後連個捧盒兒的人都沒有，于是就打起了張衛國兒子的主意，想認他當幹兒子。

林宏年買新鞋讨好他，正好張衛國進來，一看我們相處得這麼融洽，就有點接受不了，開始吃醋。《張衛國的夏天》畢竟是一部喜劇，我一看氣氛到那兒了，馬上開始添油加醋，開始說我和他兒子是一個星座的，生日就差一天，如果不做父子天理難容。

張衛國就有點郁悶，轉身進屋，躲進蚊帳裡，那我肯定得進去看看啊，一看他背對着我躺在床上，我就把蚊帳掀開坐下，用手碰了他一下。黃磊的身體馬上就有一個下意識的反應。

在那一瞬間，我馬上感覺到我們倆人好像回到了三四十年前，兩個孩子鬧别扭時，也是這樣打打鬧鬧，然後我開始哄他，要請他吃火鍋，他則傲嬌地搪塞，一路即興演了下來。人物關系在那一刻無比生動，創作的快感撲面而來。

還有張衛國和林宏年決裂的那場吃飯戲，也是即興成分居多。張衛國說從今天開始，你不是我的師哥，我不是你的師弟。他把之前欠我的三萬塊錢遞給我，我下意識地把手放在身後，帶着哭腔說我不要，像小孩一樣。這些細節，我和黃磊老師沒有事先溝通過，但我們處理得非常默契。

但要說遺憾也是有的。林宏年去北京之前，在南京過得很不順利，人到中年，隻混了個表面風光，不但事業出現了問題，家庭生活也不和諧。于是他就去找了一個大師算命，那大師說他之所以不順，是因為對父母不孝順，想要化解，就必須找到年輕時認的那個幹爹，到他面前磕三個頭。

這段戲實際上就解釋了林宏年為什麼到北京後哭得那麼傷心，除了心中确實有愧，還因為他沒有見到幹爹的最後一面啊，沒有實現大師說的，在幹爹面前磕上三個頭。

我們的本意是要打擊封建迷信，因為林宏年即便沒有做到大師說的，但終歸通過自己的經曆尋求到了破解之法。如果能完整呈現，前後連起來的喜劇感是很強烈的，而且也能進一步豐富林宏年的人物形象。

盡管有遺憾，但林宏年無論如何都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對我來說是一次很大的突破。

做觀衆和戲劇間的橋梁

今年播出的《開端》《大山的女兒》《張衛國的夏天》，是我去年一年的成果，每一個角色都是一次新的嘗試，沒有自我重複。

像《開端》這樣的戲，對我完全是一種新體驗，以至于拍攝的時候還經常會有一種恍惚感，經常在現場與導演交流，在循環的每個階段，我的相信比例是多少，懷疑比例是多少。這是塑造張成這個角色時的一個難點，一直在摸着石頭過河。

但有一點我是可以肯定的，這個人物是一個警察，是正義的化身，這一點毋庸置疑。但皮囊之下的思想和精神狀态卻是有彈性的，忽上忽下，有時清醒有時糊塗，我得把這兩面結合起來。

除此之外，張成更多時候代表的是觀衆群體，他是一個生活在現實中的人，沒有去經曆無限循環，他和觀衆一樣，一直在聽故事，所以他與觀衆離得最近，而我要通過表演，盡可能迅速地把觀衆帶入到劇情之中。

在《開端》之前，我先拍了《大山的女兒》。當時接這部劇的原因也很簡單，一是，我想給觀衆帶來新鮮感，讓大家看到，劉奕君也能穿着黃膠鞋和粗糙的衣服，去當一個農民。二是，這是一部女主劇，以往我演配角時經常是外放式的表演，那麼這次我能不能嘗試完全内斂的演法，也就是最大化地去掉“演”的成分。少一些技巧，多一些原生态，這事兒還挺吸引我的。

《冰雨火》還在播出，楊興權的戲份我不宜劇透，但他絕對是一個好看且豐滿的角色。我可以告訴大家的是，他貢獻了全劇裡唯一一場吻戲。

這些劇播出的時候，我也會跟着一起看，然後看觀衆的評論。我有一個特别深的體會：觀衆在看劇時，視角往往是割裂的，他們審視角色，也審視演員。我發現，演員在一部劇中最主要的一個功能，是首先要用你的能力，把觀衆拽到故事裡來，否則觀衆用兩種視角看戲，體驗一定是不好的。

要演好戲，更要做好觀衆和戲劇之間的橋梁。

從不浪漫化反派，但都用力挖掘過

2007年，我在電視劇《絕密押運》中，第一次真正意義扮演了一個反派，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成了所謂的“反派專業戶”。演了這麼多年戲，觀衆對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反派。

但我還是得說，我演的所有角色，包括反派，都是把他當成一個人去演的。哪怕是一個心狠手辣的大毒枭，在他黑漆漆的人生當中，都可能會有一兩抹亮色，而我一定要把它提出來。

我從不浪漫化反派，隻是覺得作為一個演員，哪怕這些反派中有一點人的屬性，我都應該把它抓住。

拍《獵狐》的時候，王鷗飾演的吳稼琪與我扮演的王柏林有深仇大恨，因為王柏林與她母親的死有直接關系。後來，我被她抓住押運回國，在飛機上坐她前排，我在中途就回頭看了她一眼，兩人有目光交彙，但都沒有說話。

這場戲，是我和王鷗提前設計好的。那是一道忏悔的目光，雖然沒有台詞，但我相信觀衆能懂。

這兩年，我接的反派角色越來越少。一方面，我希望能嘗試更多不同的角色，給觀衆帶來新鮮感，同時不把自己的形象禁锢住；另一方面，反派的發揮空間在減小，很難帶給我興奮感。

我看重這種興奮感，無論主角還是配角，隻要他是複雜的、新鮮的，我都樂意去嘗試。

人們都喜歡說我是“大器晚成”，對我成名之前的故事充滿了好奇，甚至延伸出了我被封殺十年這樣的離奇故事。這完全是子虛烏有，我也不止一次地澄清過，但收效甚微，人們還是更喜歡跌宕起伏的逆襲故事。

對我來說，跌宕不跌宕不重要，重要是的那段日子帶給了我什麼。回頭想想，那是一段不服氣、不服輸、不甘心的時光，那口氣終究在《琅琊榜》《僞裝者》時融入了角色，一股腦地爆發出來。也正是那段不如意，讓我更加珍惜現在的每一個角色，不敢得過且過，糊弄了事。

話雖俗套，但我最終還是得感謝那些坎坷。

【對話/李星文 撰文/許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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