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的小說主題，有着令人驚訝的多變性。從早期日本遺孀與浮世繪畫家的故事，到《長日留痕》所講述的戰後英國貴族沒落的小說，後來又在《莫失莫忘》中嘗試加入了克隆人與自我身份探尋的主題……在小說的故事方面，石黑一雄展現出了豐富的創作跨度。他不斷開拓新的故事領域，在傳統曆史和未來生活的疆界裡徘徊。

所以，當我們知道《克拉拉與太陽》将會以AI人造人作為主人公的時候，已經不是什麼特别驚訝的事情。考慮到他已年滿68歲，依然在小說題材上做着與世界同步的創新，這是個非常可喜的事情，但也很值得思索。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生于1954年，日裔英國小說家。1983年開始發表小說。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圖片：Lorna Ishiguro）

《克拉拉與太陽》講述了機器人克拉拉努力融入人類社會情感的故事。她在櫥窗裡留置多日後被女孩喬西買走，當時喬西允諾給她最美好的朋友關系與家庭生活，但事實卻是在不久之後克拉拉便遭遇了冷漠的對待，因為終歸她隻是個AI機器人——還不是最新款。

這部小書看似以科幻人工智能為主題，但在閱讀的過程中，還是能體會到濃烈的英國小說風格——在人物對話的氛圍和一些生活小事的碰撞中反映出幽微的情緒變化。克拉拉向她腦中的那個太陽祈禱希望能讓喬西恢複生活的能量，自始至終她都很無私，永遠将他人的情緒和要求放在第一位，也正是因此，她變成了一種幾乎沒有自我的存在，而這也是人性與人工智能之間的最大區别。

石黑一雄在小說中一直嘗試探讨人性、遺忘、傷害與人際關系等主題，人工智能與人性之間的區别則為小說故事提供了新的内容。《克拉拉與太陽》最後的結尾是頗具悲劇意味的，克拉拉似乎并沒有意識到自己隻是一個工具，還沉浸在自己因虔誠祈禱太陽而讓奇迹出現的美好想象中，而回應她的最終隻有經理那望着吊車遠去的腳步聲。

關注書評周刊視頻号，觀看石黑一雄在專訪中談人們對科幻小說的認識變化。

特約采寫丨趙松（作家）

翻譯｜陳萱

導語撰文｜宮子

《克拉拉與太陽》，[英]石黑一雄 著，宋佥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年3月。

01

“最早是打算寫個兒童文學”

新京報：寫完《克拉拉與太陽》，跟過去的那些寫作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跟以往作品相比，對于你來說，它是不是在寫作的難度上更大了？

石黑一雄：我并沒有覺得這本書更難寫。随着年齡的增加，每本書都更難寫了，但這是因為年紀大了，不是因為這本書難寫（笑）。我年輕的時候寫得很快，仿佛全世界都在我的腦海之中，現在我經常要把自己的想法寫在紙上，可能兩天前的想法要不記下來我就會忘了。說到寫作上的區别，過去我一直在嘗試通過回顧曆史來觀察我們現在的世界，在書中探讨曆史如何照進現實。寫這本書則是在試圖展望未來。未來的形狀在我的頭腦中非常模糊，就像透過迷霧看世界的感覺。這本書沒有回顧過去，而是試圖以未來世界審視當下。

新京報：這一點我注意到了，克拉拉這個AI小說的主角，從一開始就為這部小說提供了某種未來的感覺，但為什麼在這部小說裡其他方面，比如環境、人的日常狀态、工具的應用等等，卻顯得并沒有明顯的未來感呢，從某種意義上說倒更像是現在甚至過去，是回憶中的世界？

石黑一雄：可以說這本書确實是設定在未來，但我關注的其實是現在，因為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為了預測未來五十年後的世界是怎麼樣。我這個寫作技巧其實以前也用過，例如寫《莫失莫忘》的時候。比起預測未來，我更想要設想一下另一個版本的現在。我這本書裡或許隻有一兩點跟現在的世界不同，我設想了如果這一兩個科技上的突破出現的比現實世界更早，會給現實帶來怎樣的不同。其他方面都和現在的世界差不多。

《莫失莫忘》，[英]石黑一雄 著，張坤 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9月。

新京報：據說最初引發你構思這部小說的動因是早年給女兒寫的一篇童話，那麼後來是什麼樣的具體契機讓你決定把它變成一部現在這樣的小說？

石黑一雄：我得解釋一下，我最早是打算寫個兒童文學，但時間上沒有那麼久遠。我最早的想法誕生于2014年左右，當時我隻是想寫個簡單的小故事，做成給四五歲的小孩看的圖畫書。大概是2014年，我剛寫完上一本書，就構思了這個故事，形成了《克拉拉與太陽》的雛形。

說到我的女兒，她現在二十八歲了，她小的時候，我确實經常跟她講“太陽落在鄰居家的花園裡”這種父女之間會講的小故事，但《克拉拉與太陽》的故事是我近幾年想到的。我一開始給我女兒講過這個故事。當時她在書店工作，負責和小讀者們打交道，對童書了解得比較多。我給女兒講了這個故事，這個小故事其實三分鐘就能講完。她聽完看着我說，你不能給小孩看這種故事，它太悲傷了，會給孩子留下陰影的。于是我想，好吧，既然它不适合寫成兒童文學，我就開始考慮把它寫成一本給成年人看的書，然後就有了這本很灰暗的寓言。

1977年彈吉他的石黑一雄，圖片來源：諾獎官網。

02

機器與人性的共同悲劇

新京報：為什麼在《克拉拉與太陽》裡，太陽會被人格化，而且是以男性的“他”來指稱？甚至在提到太陽的存在時，其中還隐含着某種類似于宗教的神性的意味？也正像後來他所起的作用那樣，是可以創造某種奇迹的？

石黑一雄：先回答一下為什麼用“他”來指稱太陽，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有的語言是用 “她”來指代太陽，這也不是我能左右的了（笑）。比如在德語裡，詞性就有陽性陰性中性，那麼在這本書裡如果用女字旁的“她”來指代太陽，會不會對角色的塑造有所改變，或者說，會不會改變克拉拉與太陽之間的關系呢？

或許我确實是想探索人性，人對宗教，或者說對神的信仰，我這個故事與宗教給我們的世界帶來的政治問題、權力鬥争和控制無關，我隻是探讨一種純粹的，一個生物與神的關系。

當然，克拉拉的邏輯在我看來似乎很可笑。克拉拉是以太陽能為動力運轉的，她認為一切養分和善意都源自太陽。她在一開始被創造出來的時候就有這個想法，我覺得如果讓她一直保持這樣的想法會很有意思，雖然她後來不斷地成熟，對人類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我還是讓她保持着最初作為機器的想法，她還是認為太陽能像給機器動力一樣給人帶來滋養。所以我一直想以此來表現她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善良、強大的存在，在她真正需要幫助的時候可以向其求助。

但太陽真的有這樣的力量嗎？在故事裡我并沒有很清楚地交待，或許克拉拉是這樣相信的，但我自己不覺得太陽能拯救喬西，或者說能解決一切問題。克拉拉在全書中一直覺得太陽有這樣的力量，但這是她的信仰，在更廣闊的世界裡面并不存在這樣的真相。我在寫這一點的時候，還是比較謹慎的，它可能是個奇迹，但隻有克拉拉認為它是一個和太陽有關的奇迹。書中其他見證喬西康複的人很顯然并不相信這種奇迹，他們認為喬西隻是意料之外地好轉了，她的康複或許是某種奇迹，但不會把它和太陽聯系起來。太陽帶來的奇迹隻是秘密地存在于克拉拉頭腦中。所以我寫作的時候是比較小心的，給出了這兩種可能性。

《克拉拉與太陽》插畫，馬特·墨菲繪制。

新京報：在克拉拉去那個原野中麥克貝恩先生的谷倉裡以及喬西在陽光裡獲救的場景出現時，我會想，如果這部小說拍成宮崎駿式的動畫電影會非常合适，更容易讓獲救的奇迹顯得真實，這是不是也跟小說的源頭有着根本的關系，也就是說，童話的意味始終潛藏在小說的深處？

石黑一雄：是的，我自己也非常喜歡宮崎駿的電影，我覺得可以拍成動畫電影，但在其他方面，我不知道拍成動畫是否合适。這本書的電影版權已被好萊塢的索尼公司買下了，正在準備改編成一部真人電影。我自己覺得拍成真人電影會更好。

關于喬西的康複到底是不是一個奇迹，我覺得這是改編電影的導演要思考的，他要去選擇，這（奇迹）在多大程度上真的發生了，多大程度上隻是個巧合？

是不是人長大了（病情）就會好轉？喬西正好在太陽照進窗戶的時候康複了，這是個巧合，還是說克拉拉相信的事情真的發生了？當然，曆史上有好多這樣的事，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會向神祈禱，他們認為是神創造了奇迹，但在其他人眼中，它隻不過是個巧合而已。

對我來說，作為這本書的作者，我關心的不是這個奇迹是否真的發生了，我要做的選擇，是在我的故事中，這個本質上很天真、善良的人物，她對世界的信仰是不是要被粉碎。或者她這種孩童般的對于善的信仰會一直保留到她生命的盡頭。這兩個選擇，會讓這個故事有所不同。我并沒有打算寫成以悲劇結尾的故事。這個悲劇不在于喬西死了，而在于克拉拉的信仰破滅，她為之付出的努力将付諸東流。我并不想寫這樣的悲劇故事。所以這個奇迹是否可信，是否科學，對于我來說并不重要，我要做的隻是在呈現哪種情感上做出選擇。

由小說《莫失莫忘》改編的電影《别讓我走》劇照。

新京報：盡管如此，看到書的結尾的時候，我還是會覺得有種傷感在裡面。克拉拉一直在努力學習着獲得接近人的情感狀态，可是在那些人眼裡，包括在喬西的眼裡，始終都難以把她當作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甚至會有所警惕，即使是在克拉拉促成了喬西的痊愈之後，似乎這種情況也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那麼在你看來，是什麼讓這種拒絕意識和距離感始終存在的呢？

石黑一雄：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拒絕意識，不僅僅是對機器人，人們在曆史上一直都會根據階層或者種姓去對待他人。

在我的國家，數百年來一直存在着富人和窮人之間、富人跟他們的仆人之間的隔閡，像克拉拉這樣的人物形象可以在很多西方文學作品裡找到對應，她的形象就像女家庭教師一樣，這些人很難融入富人的家庭，這家人往往也不知道是否應該平等地對待她。放在現代，克拉拉的處境就像住在雇主家裡的家教一樣。人們覺得方便的時候，比如想對她傾訴情感，從她身上尋求慰藉的時候就把她當成一個人來用，其他時候則認為把她當成平等的人來對待會讓自己很不舒服。但我覺得這也是出于人性本能，無論在哪個社會裡都是一樣的。

新京報：在這個小說裡，我還感覺到，以克拉拉的視角來觀察喬西一家以及其他相關的人，就會覺得其實這裡有種信任與愛的缺失，這不僅會讓人陷入極大的孤獨無望的困境，甚至會讓家庭面對着瓦解的危機。盡管這個小說并沒有直接指向現實世界的困境，但仍然會有個巨大的陰影投射到小說裡，那麼在你看來，這種困境的本質意味着什麼呢？

石黑一雄：這個小說寫的是一個家庭的故事，它的前景是人的故事，背後是人們如何面對書中更大的世界裡發生的事情給他們帶來的巨大壓力，包括AI的入侵等等。AI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可以從事的工作正在不斷消失。在這個大環境中，其他科技，比如基因編輯等等正在變得常态化。我筆下的這個社會正在适應變化，正在重組自身，但尚未成功，所以社會上還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這并不是一個很反烏托邦的設定。但我想讓讀者覺得故事可能會往兩個反方向發展，書中的社會還不能控制這種巨大的變革，但也許他們能夠找到出路。關于更大的社會，這是我想要傳達的感覺。

童年的石黑一雄（中），圖片來源：諾獎官網。

03

愛是可以對抗死亡的武器

新京報：你說過，“雖然并非有了愛就能永生，但是很奇怪，人有了愛，面對死就變得不同了。”那麼，對于“愛”，作為人際關系中最為複雜深刻、同時也越來越多不确定性的一種，同時也作為個體人的能力，你是不是在暗示，人類也隻有在愛裡，才有可能找到長出光明未來的種子？很想聽你再深入談一談“愛”，這個聽起來很大的話題。

石黑一雄：這是個大問題（笑）。在我文學生涯中的不同時期，我寫的是愛的不同層面。比如在《長日将盡》中，我探索了人們對愛的恐懼，我想這本書的主人公對愛就有種懼怕，雖然他非常非常需要愛。但是在愛這個領域中，人們也很容易受傷害。我覺得很自然的是，一方面人們需要愛，他們想要對愛敞開胸懷，因為他們沒有愛就無法生活，沒有愛就太孤單了；另一方面，對愛存在懼怕也是人的本性，因為它可能是一個危險的領域，會給你帶來很大的傷害。我想我很多早期作品中就寫了這種既需要愛又懼怕愛的感覺。

《長日将盡》小說插圖。

我後來的小說就開始探索一個想法，這個想法可能會聽着很瘋狂，就像你的問題提到的，我們覺得有了真愛，在面對死亡的時候它就會保護我們。這是個瘋狂的想法，但我覺得它可能來自我們内心深處。我經常在思考這個問題，人們有時覺得——盡管他們知道這種想法沒什麼道理——愛是一種可以對抗死亡的武器，如果你在世界上找到了真愛，你甚至可以用它對抗死亡。

關于愛的第三點，或許與《克拉拉與太陽》有關，但也适用于我的其他作品。克拉拉是從孤獨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因為她被創造出來，就是為了陪伴孩子，讓他們不再孤單。我想克拉拉問了這個問題：人類的本質就是孤獨的嗎？這種孤獨并不是說我們暫時沒有朋友，沒有人陪，而是說是不是人類的本質就是孤獨的？是否正是這一點讓人類變得特殊，讓我們不同于植物和動物？

因為人可以是很複雜的，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周圍建起一堵牆。是不是這種讓人成為獨立個體的東西，同樣也讓人非常孤獨，因為他們好像在自己周遭建起了一個城堡，他們很難通過建立橋梁走到另一個城堡，哪怕兩個人是住在同一個房子裡。我覺得愛就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東西，它能讓人們産生聯結，感覺到某種情感。因為人是非常複雜的生物，愛可以建立起這樣一座橋梁，讓我們不再孤單。我想這也是克拉拉看待人類的視角之一。

總結一下，可以說我書裡面的“愛”，很少是關于兩個年輕人相遇然後墜入愛河的那種浪漫故事。在我的書裡，愛通常和孤獨、死亡有關，愛作為一個武器或者說盾牌，能幫助我們對抗孤獨和死亡。

《我輩孤雛》英文版封面圖。

關注書評周刊視頻号，觀看石黑一雄在專訪中談文學的世界性。

04

在小說跨越文化和語言界限之後

新京報：你曾談及自己的小說的連續性，我發現你的小說經常會聚焦于時代的斷裂帶上，就是在一個時代過去而一個新時代到來的這種變更線上，無論是你最早的兩部小說，還是後來的《長日将盡》都是如此，包括這部《克拉拉與太陽》其實也是如此，那種深深的時代斷裂感、新舊兩代人之間的斷裂感，似乎剛好構成了小說結構以及某種内在戲劇性上的張力之源，而無論是新時代的人物還是舊時代的，都不僅深陷這種斷裂所導緻的互不理解的狀态裡，還有了更大的孤獨，傳統意義上的連續性也似乎早已湮沒無存了，那麼對于你來說，這究竟意味着什麼，你真正關注的點是什麼？

石黑一雄：我一直對這種時代的變化有興趣，如你所說，過去我一直對一個人從一個時代走到另一個時代所經曆的事情很感興趣。或許我更感興趣的是這段旅程，而不是兩代人之間的隔閡。我一直很感興趣的是，當一個人投入巨大的精力和情感去堅守一套價值，随着舊時代的逝去，他發現以前自己認為是好的東西，在新的時代不那麼好了，他周圍人的看法完全改變了，這時會發生什麼？我一直對這種境遇很感興趣，即一個人在從一套價值觀走到另一套價值觀，從一個世界走向另一個世界的旅程中将何去何從。

我再補充一點，除了寫人們從一個曆史時期到下一個曆史時期的旅程之外，我還感興趣的一點是，我們大部分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裡面，我們很難看到圍繞着我們的一個更大的世界，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沒有這麼宏大的視角，很難把個人的小世界融入到更大的曆史進程中。

我的故事經常在寫生活在很狹小的世界裡的人。他們慢慢認識到自己外部的世界，努力從自己狹小、封閉的世界裡掙脫出去。這種小世界與大世界的關系，是我的作品關注的主題之一。

上海譯文出版社石黑一雄小說雙語版8本。

新京報：在談及1989年出版的你的第三部小說《長日将盡》時，你曾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你希望自己能像薩爾曼·拉什迪、奈保爾那樣，寫“最廣義上的後殖民文學”，“國際化”的，很容易跨越文化和語言的界限的小說。今天的世界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近年來在歐洲一些主要國家都發生了涉及移民帶來的文化和社會的沖突。這跟二戰後那幾十年裡的移民狀态已經有了很大的差異。那麼，現在你還會對文學跨越文化與語言界限持一種樂觀的态度嗎？

石黑一雄：是的，我對文學變得更加國際化還是很樂觀的，我覺得這個趨勢正在迅速地發展。從我剛出書時到現在，我的作家生涯已過了四十年，我覺得現在的閱讀文化已越來越國際化，越來越開放了。特别是英語世界在接受其他語言上可能做得更好，但即使是比較保守的國家現在對英語書籍也是越來越開放了。

在我年輕的時候，人們可能很難想象像村上春樹這樣的作家會在英語世界成為一個國際巨星。近幾年，越來越多受歡迎的作家打入了英語世界的圖書市場，他們并不是用英語寫作的作家，比如寫驚悚小說的史迪格·拉森，還有一些北歐的驚悚小說作家，還有意大利的埃萊娜·費蘭特，以及挪威作家卡爾·奧韋·克瑙斯高，我覺得這在以前的英國肯定是不可想象的，對以前的美國可能也是如此，可以說現在我們的閱讀視野已經越來越國際化了。

在一定程度上，人們跨越國籍、語言的界限去閱讀，反映出現在的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全球化、國際化了，這也意味着當今世界面臨着一些問題和矛盾。因為我們當今的社會在種族構成上正在變得更加混雜，移民問題是歐洲過去二十年中非常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無論是在英國還是歐洲都是如此。我覺得美國的種族問題就是另一回事，和移民的關系不大，雖然特朗普把墨西哥邊境問題搞成了一個大事。美國面臨的種族問題，涉及非裔美國人和美國白人之間的矛盾，這個問題在美國曆史上從一開始就存在，但它不是移民造成的問題。

或許我還可以補充一點，你提到我說過想寫這種國際化的書，這其實更像是一個自私的想法，我是在講自己的野心，而不是如何讓世界變得更好。

我希望寫那種能被全球讀者廣泛閱讀的書，我希望以一種能被不同國家讀者理解的方式來寫小說，而不隻有英國人看得懂。所以或許我也是在含蓄地鼓勵我們這代作家都能有更廣闊的視野，寫作時能面向更廣大範圍的讀者，而不是隻寫一些我們身邊的事情。

當我二十五歲左右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我有個印象，就是英國作家總覺得隻有英國人會讀他們的書，你能從他們的語言和書中的玩笑上看出，他們覺得讀者都對英國生活了如指掌。我覺得這種寫作的眼光實在是太狹窄了，尤其要知道，今天的英國不是過去的大英帝國了，所以我覺得作家們寫作時應該有意識地考慮到自己國家之外的讀者。我今天能跟你這樣談論我的書，也說明我們現在的文學界比我年輕時更國際化了。

05

人物關系，是在動筆前确定的

新京報：前些天我又重讀了你的《小夜曲》，順便還讀了你的早期短篇小說，像《中毒》。我記得在談及短篇小說時，你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短篇小說是一個讓作家暴露無遺的媒介。”能否更深入地解析一下這個說法？

石黑一雄：我可能是想說，短篇小說很難寫，因為它很容易暴露作家在視野和技巧上的弱點，而長篇小說能更好地掩蓋這些弱點。短篇小說是個嚴肅的創作形式，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短篇小說的，我也非常欽佩那些短篇寫得很好的作家，比如像契诃夫、卡佛、門羅這些作家。我也能理解為什麼短篇小說的受衆較小，因為它們不像長篇小說那樣更容易讓人沉浸其中。

《小夜曲》，[英]石黑一雄，張曉意 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4月。

新京報：你在談到對于“人物關系”認識的重要性時，說過這樣的話：“所有的好故事，不管講述方式是多麼的激進或多麼的傳統，它們都要富含一種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人際關系。這種關系可以讓我們感動、喜悅、憤怒或者吃驚。”這是否意味着你認為作者要對筆下人物的一切都了如指掌，還是說，這裡面所說到的“人際關系”本身也是帶有諸多不确定性的，是在寫作過程中不斷生長變化的，甚至可以說其本身就是個需要持續發現的過程？

石黑一雄：每個作家的寫作方法都很不一樣，有些作家就想了解一切，包括人物、故事、人物關系，他們在寫作之前都要設定清楚。其他作家則喜歡在寫作過程中去探索發現。我發現很多作家對此做過有趣的探讨。我自己更傾向于前者，我會花好多時間做筆記，在動筆之前，我會用好多文件夾去草拟書中的人物和人物關系。我跟其他作家讨論過這些，他們覺得這種方法簡直不可想象，我知道有人在寫完一本書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會給這本書寫一個什麼樣的結局。對于人物關系可能也是如此。

我傾向于在動筆前想清楚這些關系。可能其他作家會想寫些讓自己驚訝的故事。我更希望控制（筆下人物的關系），别的作家可能更喜歡探索。我會做一些寫作上的實驗或探索，或許都不能算是短篇，因為它們還不能算是短篇小說，隻能說是一些片段，在寫長篇小說之前我會寫一些片段來實驗，就像藝術家在創作主要的畫作前會畫一些素描一樣，我也喜歡做很多探索和即興創作，然後等我真正開始動筆寫書的時候，我就很清楚自己要寫什麼了。

新京報：這種寫作方式是從一開始就是這樣的，還是逐漸形成的？

石黑一雄：我寫第一本小說時可能還沒有用這樣的方法。但很多年前寫第一本書時，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要先把一本書從頭寫到尾，然後再修改草稿。後來我決定不要這樣。當時我就決定在書的前三十頁或四十頁要一遍一遍非常認真去寫，把它修改完善了再去寫下面的部分。我一開始就決定采用這種能夠控制住的寫作方式。我個人不太喜歡因為做了一個草率的決定，導緻整本書都要受這個決定的影響。我寫每本書的每個小部分的時候，都會很認真地寫，寫完這部分，再去寫下一部分。我确實是在寫第一本書時就做了這個決定。但我的一些作家朋友們就不喜歡這樣，他們寫第一本書時會先從頭寫到尾，然後再去改他們的草稿。

我的頭兩本小說，都是以之前寫的短篇小說為基礎的，然後再把它們發展成長篇，它們都是同樣的主題。甚至在寫第三部小說《長日将盡》前，我其實是先寫的電視劇，也是個管家的故事，1984年曾在英國的電視台播過。然後才寫了《長日将盡》這個英國管家的故事。在寫作生涯初期我經常發表短篇小說，然後再考慮把它們寫成長篇小說發表。後來我不再發表短篇小說了，但還是保留了這個習慣，我自己會私下做這種小練習，為寫長篇小說做準備。

06

“我是卡夫卡的忠實粉絲”

新京報：一般來說，我們都知道，作家會通過閱讀經典文學作品來學寫作，但很少會有像福樓拜教莫泊桑那樣的老師教學生的方式。我知道你跟安吉拉·卡特曾有過一段師生關系，那麼她對你的寫作有過重要的影響嗎？

石黑一雄：安吉拉·卡特對我的影響很大，更多意義上的是作為人的影響，作為老師的影響。我覺得作為作家她對我寫作的影響沒有那麼大。當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她在大學任教，教了我一年，成了我很好的朋友和老師。我經常到她在倫敦的家中，她會給我做午餐，我們會談論寫作和其他很多事情，她在看我的作品之前就給了我很多有用的建議。寫《遠山淡影》時，我經常去她家裡請教問題，一起讨論。她給了我一些建議，對我的寫作持非常開放的态度，她真的是個非常好的老師，對我的幫助很大，在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說後，她教給我圖書出版行業的運作方式，給我介紹了經紀人等等，帶我出席了我的第一個文學聚會。直到去世前——她去世很早，在五十一歲時因癌症去世——她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和老師。

再補充兩點，為什麼說安吉拉·卡特對我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當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大部分英國人談小說都是從非常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喜歡高度現實主義的風格。安吉拉·卡特很抗拒這種風格，她自己非常喜歡童話、奇幻和科幻小說，但這些在當時的英國很不流行，這點我必須強調一下。和她交談給了我很大自由，讓我能跳出當時英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來寫作，給了我突破這種傳統的信心。

安吉拉·卡特給我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在于她曾在日本生活過，那時她剛回來沒幾年，而我當時正在寫一本以日本為背景的書。這幾點對我都很重要，我和當時英國很多更年長的著名作家都無法像和她那樣交流。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 1940—1992），英國作家。作品包括《愛》《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機器》《馬戲團之夜》《明智的孩子》等。

新京報：在經曆過一百多年的劇烈變化之後，你會認為小說的未來可能性還會很多嗎？尤其是發生在一百年前的那個二十年代前後的具有革命性的文學事件——普魯斯特、喬伊斯、卡夫卡等人所帶來的小說變革，在你看來還會發生這樣的現象嗎？

石黑一雄：我覺得你說的這點很有趣，因為你提到的這些作家，普魯斯特、喬伊斯、卡夫卡，他們即使放在今天也還是給人一種很先鋒、很實驗性、很新浪潮的感覺。他們相對于今日傳統的主流文學，似乎還是很超前的。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在小說創作方面，我不知道中國是怎麼樣的，西方的小說創作似乎還很保守，總是很容易就回歸了傳統的叙事方式。

似乎因為在我們現在的這個社會，科學技術正在迅速地改變世界，不可避免的，小說創作也會反映這種變化。我寫過兩本大類上可以稱作科幻小說的作品，上一本《莫失莫忘》是2002-2004年間寫的，到我寫《克拉拉與太陽》時，我覺得人們對科幻小說的态度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當我出版《莫失莫忘》的時候，好多人非常驚訝，問我為什麼會寫科幻小說。他們覺得我這樣一個知名文學作家寫本科幻小說似乎不太對勁，但當我寫的《克拉拉與太陽》出版時，已經沒有人問這種問題了。科幻小說現在已經變得比以往主流多了，因為人們認可科學技術以及它給我們每個人帶來的迅猛改變，這對人們看世界，讨論世界的方式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現在還有一些将會對叙事方式産生很大影響的東西是以往沒有的，長篇電視劇就是其中之一，我認為它極大影響了我們看故事的方式。它跟電影對叙事的影響不同，傳統上，我覺得長篇小說和電影的叙事方式有些類似，都是一次性講完一個故事。現在這種長篇電視劇集數很多，能播三四年，去講一個很長的，有連續性的故事。另外，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電子遊戲和漫畫這些藝術形式也會對叙事方式産生很大的影響，并且對小說創作産生一定的影響。

《莫失莫忘》小說插圖。

新京報：你最近還有時間讀書嗎？

石黑一雄：讀了些書。因為疫情，我們都處在隔離狀态中，不能出門。最近我也比較忙，要應對很多采訪。在此之前我讀了很多非虛構的書。當然我也讀經典文學作品，但最近世界上發生了很多令人憂心的事情，比如疫情，另外我前陣子也在關注美國大選前後的事情，所以就讀了越來越多的非虛構圖書，比如政治類的書。我讀了好多有關美國種族問題的書，想要理解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另外還讀了很多關于互聯網的書，去了解大數據、大技術的時代對于我們這些普通人究竟意味着什麼。

不得不說，最近我沒讀多少當代的小說。去年我重讀了《戰争與和平》，還有卡夫卡的《審判》。不是說《戰争與和平》讓我失望，但這次重讀我發現它有好多東西不大對。當然它是一本偉大的小說，但我覺得書裡面有好多好多問題。這是本非常長的小說，有很多很多的人物，他們都來自一個很狹窄的社會階層，都是俄國貴族，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托爾斯泰無法超越這個狹窄的，貴族階層的視角，我覺得這是《戰争與和平》一個很大的局限，它寫的都是這些有錢有地的俄國貴族的野心。第二點就是女性角色都（塑造得）比較薄弱。我覺得這是《戰争與和平》的兩大缺點。

關于《戰争與和平》我可以說很多，它的偉大之一在于書中的戰争場面寫得非常驚心動魄。在用電影拍攝戰争之前，我覺得《戰争與和平》對戰争的描寫就像電影紀錄片一樣有力，能讓我們身臨其境。但社會層面上的描寫我覺得就不太有趣，幾乎是陳詞濫調，關于婚姻、遺産的鬧劇場面，寫得還行吧，就是很标準的十九世紀故事。但它的戰争場面是絕對的宏偉，我似乎沒有在别的小說裡見過這種戰争描寫。

1966版《戰争與和平》電影海報。

我懷疑《戰争與和平》的問題之一或許在于，托爾斯泰基本上屬于那種非常喜歡寫自己的作家，他更像菲利普·羅斯等作家，喜歡在書裡面安插一個和自己很像的角色。《戰争與和平》中所有的男性角色，幾乎都是他自己的翻版，他不能像莎士比亞那樣讓自己隐身，以塑造不同的角色。

托爾斯泰總有這種想當自傳作家的沖動，所以當他寫《戰争與和平》這種出場人物衆多的巨著時，這個問題就暴露出來了：你會不停讀到各種不同版本的托爾斯泰。我覺得這會給長篇小說的視野帶來局限。

另外，卡夫卡的《審判》給我的印象很深。去年我看的是個以前沒讀過的新譯本。我每次讀《審判》，都覺得它是本很深刻的書，我一直覺得自己還沒有完全理解它，但每讀一遍似乎都能有更深的理解。我是卡夫卡的忠實粉絲。

07

沒有記憶與發現，就回應不了當下

新京報：你曾談過自己寫完第一部小說《遠山淡影》後的一種不滿情緒，并說更希望寫“那種隻能在紙上才真正見到成效的小說”。随後你提到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那“純粹之美”給病中的你帶來的啟迪。很多年以後的現在，回看過去，那個時刻對你的寫作又意味着什麼？實際上在你最熱愛的作家系列裡，似乎多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俄羅斯經典作家。

石黑一雄：确實，普魯斯特不算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笑）。他的書太長了，太自負了，裡面的好多内容都挺無聊的。但我發現，對我寫作産生影響的并不一定是我最喜歡的作家。普魯斯特對我的影響很大。在我寫作生涯中的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我從普魯斯特那裡學到了一些方法或者說技巧，特别是那種通過記憶、通過思想上的關聯來講故事，而不是像電影劇本那樣按照時間線來講故事的方法。普魯斯特的叙事方式幾乎是抽象的，他會把一周前的記憶和三十年前的記憶放在一起，（他在叙事上的）這種自由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從寫第二本書起就開始運用這種技巧。說到我喜歡的作家，有你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還有像簡·奧斯汀、夏洛蒂·勃朗特等經典的英國作家。

由普魯斯特作品改編的同名電影《追憶似水年華》（1999）劇照。

新京報：1999年在參觀過奧斯維辛集中營後，你曾談到自己對于記憶與遺忘，以及如何承擔傳遞記憶責任的思考與自問，尤其是還談到了“遺忘”在有些時候是否會成為阻止暴力循環、社會瓦解、陷入混亂或戰争的唯一途徑？面對今天這個已然危機四伏的世界，政治沖突、經濟沖突、種族沖突，甚至還有環境危機，在這樣一個大的複雜背景下，你覺得面對這樣的危機，人類和解以及共同面對這種處境、避免更大危機的可能性，在什麼意義上才能存在呢？

石黑一雄：這個問題我想了很多年，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通常在一定的曆史時期，遺忘是我們得以繼續存活的唯一方法。舉個例子，在種族隔離制度廢止後的南非、二戰後的法國，如果我們把剛剛發生的一切都記得這麼清楚，那麼我們将如何面對這些仇恨和背叛的感覺？我們的社會要如何發展呢？比如在種族隔離制度廢止，曼德拉上台後的南非，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關于如何平衡記憶與遺忘的例子，他們組織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試圖解決深受種族隔離制度之苦的人們對不平等的憤怒，讓國家不再陷入内戰，讓大家共同努力，當然這也是很難的事。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沒有了這些曆史記憶，沒有我們兩代人或三代人的記憶，我們就很難理解今日世界中的問題，比如說你剛才提到的，移民給歐洲帶來的緊張局勢。現在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自己的國家裡會有這麼多的移民，為什麼會有這些運動。因為他們不知道這段曆史，比如說中東曆史上的沖突引發了叙利亞的内戰。他們不知道，在很大程度上，20世紀裡是歐洲國家創造了這些國家，引發了這些沖突。

在我的國家，可能人們更清楚英國為什麼是一個多民族的社會。如果我們對大英帝國的曆史有深刻的記憶，就會知道英國的大部分外來民族來自過去的大英帝國，這個關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源頭在于英國人曾去過這些位于世界各地的國家，通過剝削他們來攫取财富，于是近年來這些國家的人就來到了英國。如果我們不了解這段曆史，就隻會看到好多奇怪的外國人到英國來了。所以我覺得記住曆史很重要。

再說今天的美國，我覺得美國還在糾結在多大程度上該忘記還是記住非裔美國人和美國白人之間的曆史。特别是美國内戰後的幾百年間，從美國内戰到20世紀60年代《人權法案》頒布之間的美國曆史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片空白，就好像一場集體失憶症一樣。我覺得如果人們不記得這些并不久遠的過去，就很難解決當今世界的一些問題。

特約采寫｜趙松

翻譯｜陳萱

導語撰文｜宮子

視頻剪輯｜方笑

編輯｜西西；走走

校對｜楊許麗

來源：新京報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