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在《楚辭章句》《九歌》的解題部分寫到：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竊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祠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

王逸為楚人，對于楚地流傳的習俗十分熟悉。因此我們可以得知，在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的地區，當地人民“信鬼而好祠”，熱衷于祭祀活動。且每當祭祀時，人們必然會“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故祭祀所用的歌樂在當地廣為流傳。根據王逸的意思，屈原被放逐後，經過這片地區，看到了當地人的祭祀場景，因“其祠鄙陋”，而創作了《九歌》之曲。

這說明了《九歌》的本質為祭祀所用歌樂，且其内容、風格與楚國當地的祭祀樂曲有一定相似之處。我們還能由這段文字中推斷出，雖然當時楚地流行着祭祀樂曲，但它們的名稱卻不叫做“九歌”，否則，王逸不會有“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這樣的描述。這樣一來，就否定了一些學者所說的關于屈原《九歌》的名稱來源于楚國民間祭祀音樂這一觀點。

那麼屈原所作的《九歌》名稱從何而來？洪興祖在《楚辭補注》中說：“九者, 陽之數, 道之綱紀也。”這樣的說法未免過于牽強。“九歌”一詞曾出現在《山海經》中：

西南海之外, 赤水之南, 流沙之西, 有人環兩青蛇, 乘兩龍, 名曰夏侯開。開上三嫔于天, 得《九辯》《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 高二千仞; 開(啟) 焉得始歌《九招》。

這段文字記載了夏啟曾三次乘龍飛上天，将屬于天界的《九辯》《九歌》記錄下來，使得它們流傳于人間。這是一則神話，其内容想必是人們出于想象而編造出的，但我們仍能從其中推測出當地人民心中“九歌”的形象，正如褚斌傑《論楚辭·九歌的來源、構成和性質》一文中說：“其實《九歌》應該是早期的原始歌舞，經夏初改變而流傳。”

令人奇怪的是，在另一些記載中，夏朝的《九歌》似乎是一種用于教化的文體。如《尚書·大禹谟》中的内容：

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 政在養民, 水、火、金、木、土、谷惟修,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九功惟叙, 九叙惟歌, 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

這裡對于《九歌》的表述，已經與神話傳說中所反映的完全不同了。這裡的《九歌》據說是大禹提出的一種作為禮樂教化的手段。《左傳》中的說法為:“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謂之九歌” 。《九歌》成為了對“九功之德”的歌頌，與《尚書》中的記載有相似之處。在這些文獻中，《九歌》似乎是一組教化、誦德之歌，與《離騷》中“娛以自縱”的《九歌》大相徑庭。

這是因為儒家将禹視作“聖人”，因此改寫了關于禹的傳說，将神話中禹所“得于上天”的原始歌舞“九歌”變成了用于教化、歌功頌德的“九德之歌”。我們可以說，原始《九歌》的傳說在其流傳過程中被“儒家化”了。《尚書·大禹谟》雖是後人托古僞作，自然也是受了儒家說法的影響。

屈原在其他作品中，也提到過原始《九歌》。比起《尚書·大禹谟》中“儒家化”的《九歌》，屈原作品所寫的可能更接近于原始《九歌》的本來面貌。如：

奏《九歌》而舞《韶》兮, 聊假日以偷樂。

啟《九辯》與《九歌》兮, 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港。

這些内容能夠說明，屈原接受了夏啟乘龍飛天得《九歌》的神話傳說。并且在屈原心目中，《九歌》是“夏康娛以自縱”以至于不顧及國事後患、最終導緻亡國敗身的音樂。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楚辭·九歌》的名稱，原本不是屈原所起。因為屈原十分清楚“九歌”本為夏朝的娛樂樂曲，并将它定義為“亡國之音”，因此他絕不會張冠李戴地将自己加以改編、源于民間祭祀音樂的一組篇章硬加上“九歌”這一名稱。

那麼究竟是誰為《楚辭·九歌》定名的呢？現代學者聶恩彥認為，這是第一次編輯楚辭的淮南王劉安和他的門客淮南小山等人所為 。這個說法很有道理。劉安是漢高祖劉邦之孫，淮南厲王劉長之子。他曾與他的門客淮南小山等人收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了最早的楚辭集。但是由于曆史的原因，先秦的祭祀音樂、歌曲經過戰火已經無人熟悉。“周存六代之樂, 至秦唯餘韶舞而已” 。到了劉安的年代，更是如此。《漢書·藝文志》中有相關記載：

故自黃帝下至三代, 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 莫善于禮, 移風易俗, 莫善于樂。二者相與并行, 周衰俱壞。樂尤微妙, 以音律為節, 又為鄭衛所亂, 故無遺法。漢興制民, 以雅樂聲律, 世在樂官, 頗能紀其铿锵鼓舞, 而不能言其義。

因此，聶恩彥在《〈楚辭·九歌〉名稱考釋》一文中說：

淮南王劉安等人,不僅沒有認真地考察夏樂《九歌》和《楚辭·九歌》之間有無一定的關系, 就在崇古思想的支配下, 用張冠李戴的方法, 把他們收集的, 經過屈原加工修改的, 體現沅湘地區信鬼好祀風俗的民間祭歌十一篇詩, 加上了夏樂《九歌》這個總标題。

由此可知，楚辭中《九歌》的名稱根本不是屈原所起，而是後人在崇古思想的影響下，為其硬加上去的。既然該名稱并非屈原本人所拟，則讀者應從全組詩歌之命義着眼考慮《國殇》《禮魂》二篇之歸屬，而不必拘泥于“九”之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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