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處理設施，作為城市環境衛生的保障，根據城市固廢種類和處理方式，主要有垃圾焚燒發電廠、衛生填埋場、有機垃圾處理廠、滲濾液處理廠、建築垃圾處理廠、危廢處理廠等。

生活垃圾在處理處置過程中會産生各種污染物，包括氣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惡臭污染物、二噁英類、重金屬類等）、液态污染物（滲濾液、污水等）、固态污染物（飛灰、爐渣、污泥、沼渣等），這些處理設施的運營不當不僅會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還極大威脅公衆的人身安全。因此，有必要大力加強對于垃圾處理設施的運行和污染物控制進行監督管理。

圖1 垃圾處理設施

1. 垃圾處理運營監管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十三五”規劃期間，我國垃圾處理結構發生了極大轉變，首先是大量垃圾填埋場面臨庫容趨緊的問題，其次全國各大城鎮新建成254座生活垃圾焚燒廠，使得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率達到45%，實現了我國生活垃圾由填埋向焚燒處理模式的轉變，初步形成了新增處理能力以焚燒為主的垃圾處理發展格局。

與此同時，“十三五”、“十四五”期間國家進一步強化對于垃圾處理設施的監管力度，《“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提出要強化監督管理，要求重點推進對焚燒廠主要設施運行狀況等的實時監控。《“十四五”城鎮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發展規劃》，提出“完善全過程監測監管能力建設”。

在此背景下，對實際承擔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監管職責的監管機構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的運營往往涉及到熱能、電氣、儀表、自控、檢修、污染治理等多個領域的專業知識，而政府監管部門往往缺少能夠面面俱到的技術型人才，同時受相關制度的制約，無法招聘足夠技術人員。

鑒于傳統政府部門駐場監管的方式存在技術、人員缺失的問題，導緻城市生活垃圾處置設施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監管，監管時效性和全面性不足。在社會環境保護要求越來越嚴格的大背景下，更具專業性、技術性工作的“第三方”專業化監管應運而生。

2. 政府引入第三方監管模式

第三方監管是區别于傳統政府部門以及垃圾處理設施運營單位的社會第三方機構，各政府職能部門作為監管體系的主體，依法監督管理，選擇具有經驗和能力的社會組織，全天24h對垃圾處理設施運行情況進行監督。

從職責上來說，運營單位主要負責垃圾處理設施的運行，滿足區域生活垃圾收運處理工作，而第三方監管單位為政府授權，代替政府對運營單位進行監督管理，保障其工作安全合規、保質保量完成。

從功能上來說，運營單位主要負責保障垃圾處理設施安全穩定運行，第三方監管單位依據國家、地方垃圾處理設施相關運行監管标準規範，對運營單位進行監管，包括生活垃圾的處理量監管、滲濾液及煙氣中成分是否滿足達标排放、垃圾處理設施運行是否正常、運行車輛是否合規等。

如果發現運營單位運行過程中某一環節出現問題，第三方監管單位有權力發工作聯系單責令運營單位限期整改，同時第三方監管單位會結合運營單位的工作情況，對其進行考評打分，并形成監管報告，用于政府參考。

2008年，佛山高明填埋場項目第三方監管組正式進駐現場，該項目成為我國市政設施中第一次由政府委托具有專業技術背景的第三方監管項目，開始了我國垃圾處理行業專業化監管的先河。随後，北京、上海、中山、惠州、蘇州等多座城市在生活垃圾處理領域實施第三方監管。

但傳統第三方駐場監管的模式主要依靠人力的勞動力密集型工作模式，監管任務重、監管效率低，監管的時效性、準确性也無法得到保證。随着信息化、數字化技術在傳統環衛管理工作的廣泛應用，環衛管理模式逐漸由人工模式向信息化、數字化管理模式進行轉變，垃圾處理設施第三方監管也從傳統人力監管階段向“智慧監管”新階段邁進。

3. 數字經濟下的智慧監管新模式

近年來，國家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社會固有的生産生活規律、組織形式、治理體系、法律制度規範等，都面臨着數字時代全新發展邏輯的挑戰與重塑。

環衛數字化、信息化技術的融入，對傳統監管行業帶來了新的變革，通過構建“智慧監管”環衛作業新模式，帶動了傳統業務領域升級轉型。

圖2 垃圾處理設施智慧監管新模式

對環衛作業過程中的人員、車輛和設施設備進行全過程監管的基礎上，還可以依據作業規律合理的設計和規劃環衛作業模式，為環衛管理做出智能預警和相應處理，不僅提升作業質量、降低運營成本，還可優化作業和管理模式，全面提升環衛運營服務能力。

對環衛數據進行深度挖掘，将數以萬計的數據進行整合、分析、處理，發掘環衛大數據背後的隐藏價值，利用大數據分析結果對實際環衛作業進行指導和參考，同時還可以通過對比綜合分析城市各類環衛數據，構建數據模型，提高數據的精确性和可信度，為環衛管理者提供更為完善的分析決策和管理方案，提升管理者的決策高度。

在國家大力推行數字化發展，推進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的大背景下，以“物聯網”技術為核心的智慧監管業務對于打通環衛作業全流程，實現垃圾處理設施環衛作業可視化和建立環衛管理長效機制具有重要作用，是未來垃圾處理設施運營監管發展的必然趨勢。

4. 智慧監管在垃圾綜合處理基地應用

以中山市三大組團垃圾綜合處理基地與惠州生态環境園“智慧監管”系統為例。

該系統的監管對象包括6座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處理能力約1050、1200、1040、2250、970和1200 t/d），3個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有效庫容約500、110和230萬m3）、4個垃圾滲濾液處理廠（處理能力約400、600、1450和600 t/d）、1個有機垃圾資源化處理項目（處理能力約1004t/d）、1個垃圾焚燒飛灰穩定化處理中心（處理能力約80 t/d）和1個垃圾焚燒爐渣再利用制磚廠（處理能力約360 t/d）；惠州市生态環境園第三方監管項目的監管對象主要包含1座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處理能力約1600 t/d）和1個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有效庫容約600萬m3）。

圖3 中山三大組團垃圾綜合處理基地與惠州生态環境園

該系統主要利用設備物聯平台實現對監管對象及設施智能設備的互聯，包括硬件系統（比如攝像頭）和軟件系統（包括磅房系統、在線煙氣檢測系統、實時監控系統及管理信息系統等），實現監管實時數據和運營數據的接入。

“智慧監管”系統可應用接入數據、獲取集成設備畫面、統計運營監管數據（包括垃圾進廠量、無害化處理量、煙氣組分含量、産電量、碳減排貢獻值等）、掌控設備運行狀況、管理項目合同業務等。移動監管系統（APP）可實現現場監管工作的線上辦理，協助現場人員進行監管考評和日常巡檢等多項工作，并對所有的監管指标數值進行了結構化的存儲，方便監管資料随時随地的查看與分析。

整個系統實現了對運營數據的可視化展示，提升了生産、運營和站點的透明度；實現了對運營監管數據的采集、分析和儲存的一體化處理，為環衛項目監管工作提供數據支撐；實現垃圾處理設施的全過程實時監控，增強了政府管理部門對所屬項目的管理能力；降低了現有監管項目人工工作量，減少駐場人員數量，降低了監管成本，提高了監管效率。該系統基于ApacheShiro安全框架，可有效保證系統整體業務的長效運行與數據安全。

同時依托該系統，将環保專業和信息化技術服務相結合，打造了具備環境專業技術特色的信息化監管模式，通過信息化、智慧化手段将專業技術人員、現場專業人員有機聯動，在保證高效實時專業監管的同時可實現對垃圾處理設施運營進行優化分析，實現“專家遠程指導 現場駐廠服務”一體化管控，相較于市場現有軟件公司純數字化管理其專業性與針對性更強。

在監管工作标準不變的情況下，“智慧監管系統”可實現多項目并行，通過設立數據庫可實現數據的無縫交換與對接，并保證各項目業務運行互不幹擾，同類型指标數據又能進行橫向對比。因此，中山市三大組團垃圾綜合處理基地、惠州生态環境園智慧監管新模式可标準化地推廣應用至垃圾處理監管項目并實現多項目同步管理，促進第三方智慧化監管标準化、規範化發展，引領行業新業态。同時，該系統的構建可彌補數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統在環衛行業的數據缺失，完善城市監管生态鍊，促進城市數字化、信息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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