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0日訊，從走上講台那一刻算起，林虹當了整整三十年的老師。期間，她輾轉三所學校，擔任過十多年班主任，送走一屆又一屆學生，卻始終隻是個“代課的”。

從走上講台那一刻算起，林虹當了整整三十年的“代課”老師 插圖：宋溪

如今，年近五十的她面對往事早已淡定從容，不再計較是否有機會像同事一樣漲工資、評職稱，隻希望自己能夠繼續站在講台上。透過她的曲折經曆，我們或許可以感受到為人師者所獨有的那份純粹與執着。

“1984年以前進校的能入編制，之後的一律要被清退”

“我從上小學那會兒就盼着以後能當老師，覺得這職業特神聖。”1986年，19歲的林虹從幼師學校中專畢業，被分配到五環外的一所鄉村小學擔任學前班老師，“學校其實就是在一座破廟基礎上改的，隻有幾間平房，連教室的木門都是朽的，推的時候不敢用力，生怕一不小心就給弄散架了，到了冬天，還得自己生火取暖。”雖說條件艱苦，但林虹很知足，“不管怎麼說，算是夢想成真了。”

正式入職前，林虹得知自己不能馬上解決編制，并沒有太在意，“以為隻是時間問題，畢竟前些年進校的都分批轉正了，想着自己遲早也有這麼一天。”在當時，編外身份并沒給她帶來太多困擾，作為鄉管校教師，她從鄉教委領工資，“那會兒鄉鎮企業辦得正紅火，我們的收入也就有保證，基本工資按學曆開，跟工人待遇差不多，還挺好的。”

林虹沒想到，僅僅過了一個學期，自己便被換到了新崗位，“元旦開聯歡會，讓老師也都唱首歌，原本教音樂的老師居然沒唱出來，我随口唱了兩句，領導覺得不錯，就讓我從下學期開始改教音樂。”

那個年代，音樂課對鄉村小學來說還是稀罕物，多少有些基礎的林虹恰恰填補了學校在這方面的空缺，“之前在幼師學校學的鋼琴、聲樂和舞蹈，都能派上用場。”作為全校唯一一位專職音樂老師，林虹不僅承擔起一到六年級的所有授課任務，還要負責指導合唱隊和鼓樂隊，“排練往往都是在放學以後或者周末，沒有加班費，但我特享受這個過程，覺得很充實。”

這樣的日子一晃就是五年，林虹非但沒能等來期待已久的轉正，反而被突如其來的政策奪去了飯碗，“按規定，隻有1984年以前進校的老師能入編制，之後的小學代課老師，一律要被清退。”

“同事月收入已近兩千，而我每月領到的隻有六百”

正當林虹為此事一籌莫展時，機會意外降臨，“鄉教委找到我，說初中其實也缺音樂老師，況且暫時不受政策限制，倒是可以試試看。”林虹大喜過望，很快按照鄉教委的安排到了H中學，“經過這麼一折騰，反倒因禍得福，升格成了中學老師。”在那裡，林虹繼續着自己的老本行，還做了五年團幹部，甚至在學校的資助下，專門到中央樂團社會音樂學院學習指揮。

盡管在工作中如魚得水，但林虹還是覺察出形勢正在悄然發生着變化，“1994年《教育法》正式實施以後，要求初中老師必須具備大專及其以上學曆，再加上學校陸續招聘本科畢業的大學生，對我來說也是種無形的壓力。”

1995年，林虹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大專學習，“每天都在師生角色間來回切換，下午剛從這邊講台上下來，就得馬不停蹄地直奔公交站，趕去那邊學校聽晚上的課。那時候郊區車少，四五十分鐘才來一趟，中間還要倒兩次車，單程起碼兩個多小時。”最晚的一次，林虹回到家已經是半夜十二點，獨自走在漆黑小路上的恐懼，讓她至今記憶猶新。

隻可惜，林虹的努力還是沒能讓她逃過又一輪風波，“1998年有了新政策，要求清退所有代課老師。”别無選擇的她隻好離開講台，被調入學校檔案室，進入長達近七年的“蟄伏期”。

漫長的等待中，林虹發現，自己與在編老師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漸拉大，“人家有績效，我沒有，人家有第13個月的工資，我也沒有，人家漲工資，還是沒我的份兒。1999年前後，同事月收入已近兩千，而我每月領到的工資卻隻有六百。”

林虹有過失落，但她還是選擇将精力再次投入自我提升，“那段時間對教育管理很感興趣，也算有些實踐經驗，就考了專升本，利用周末和假期時間讀了三年本科，之後又上了兩年的研究生課程。”

“隻要進不了編制，很多事情上自己都是‘局外人’”

2005年，清退風波終于平息。在學期末的人事調整中，已經完成進修的林虹被重新調回一線，“音樂老師的崗位早就被新招來的大學生頂上，學校讓我改教思想品德。雖說挑戰很大，但機會難得，硬着頭皮也得啃下來。”

上課之餘，林虹還兼任班主任、年級組長、德育處職員，每天早上七點左右準時進校，直到晚上六點才忙完手頭工作離開，“工作量比很多在編老師還大，但收入卻要少得多。保底工資三四百，一節課的課時費隻有二十，班主任費每月三百，再加上年級組長費，總共下來也就兩千。原本逢年過節還會發點現金，後來在編老師統一改成打到工資卡裡，這些福利就跟我不沾邊兒了，連每月幾百元的鄉村教師補貼也與我無關。”

更讓林虹感到無奈的是，無論付出多少，她從來沒有資格參與任何考核評優和職稱評定，“隻要進不了編制，很多事情上自己都是‘局外人’。”

在H中學十七年，林虹成了唯一留下來的編外教師，但她還是沒能守住這份工作，“2008年的時候，校長找到我說，由于學校不允許再私設小金庫，哪怕是每月兩千塊錢的工資也沒辦法給我保證了。”

再次面臨失業，林虹并沒有想過轉行，在離家十多公裡外的T中學，她讓自己的教師生涯得以延續，“學校正在改制，有不少崗位空缺，過來還是教思想品德，也一樣當班主任。”

起初，T中學給出的待遇讓林虹很是驚喜，“雖說跟在編老師還是沒得比，同樣沒有績效、補貼和年終獎，甚至沒有保底工資，但課時費提到了五十，班主任費也有一千，加起來每月能有三千多。”然而八年過去，同事收入一漲再漲，隻有林虹的工資依然在原地踏步。

經曆了這麼多起起落落，林虹的心态早已變得平和，“隻要能讓我繼續工作，就是對我的肯定。”作為編外教師，她每兩年需要與學校續簽一次合同，“到了五六月份，心裡就緊張。我能做的，隻有更拼命地工作，争取比别人做得更好。”

“堅持到現在，究竟是種驕傲還是種悲哀？”

當了三十年的老師，林虹心裡明白，自己終究隻是個“代課的”。但面對學生，她習慣暫時收起這樣的定位，“一旦站上講台，就要對學生負責，這與編制無關。”

作為班主任，她所關注的不隻是成績，更有他們的生活，“不少學生都是打工子弟，家庭條件很困難，得多站在他們的角度考慮問題。”

遇到學生遲到，她會試着了解背後的原因，“有個孩子家裡是賣菜的，父母淩晨兩點就要去取菜，取完直接拿到早市上賣，晚上十點才能回家，一天都未必見到孩子一面。孩子自己管理自己，已經很不容易，偶爾來晩了，也該多體諒。”

今年的校園開放日，林虹組織學生編排舞蹈，其中一個跳新疆舞的女生特意為表演買了雙平絨的鞋子，結果沒能用上，“我知道她肯定很心疼，就主動問她鞋子多少碼，她說37碼，我說那正好，我能穿，就把它買了過來，省得她有心理負擔。其實我也穿不了，最後拿去送了保潔員。”

事實上，林虹的日子過得并不寬裕，一家三代人在五環外一套78平方米的老房子裡一住就是幾十年，“在物質方面向來沒什麼要求，回去能有個睡覺的地方就行。不操心買房，也就沒有那麼大壓力。反正現在公交方便，離再遠也不怕，無非是路上多花點時間。”

這些年過去，林虹的編外身份始終沒有改變，而身邊的編外教師越來越少，“有時候也在想，自己堅持到現在，究竟是種驕傲還是種悲哀？”片刻迷茫之後，她還是選擇繼續前行，“至少我從不後悔當老師，哪怕隻是個‘代課的’。”（應受訪者要求林虹為化名）

來源：北京晚報 北晚新視覺網 主筆 宗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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