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說起五四運動，我們首先都會想起兩位先生──德先生和賽先生，也就是民主與科學。其實，除了民主與科學這兩面大旗，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還有另一面大旗被高高舉起，那就是“家庭革命”。持續三千多年的中國傳統家庭倫理和家庭制度，到了這個時候，才第一次受到真正的挑戰！

吳虞：家庭革命的急先鋒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一位以言行激烈而聞名的老将，他就是被胡适稱為“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中國傳統家庭最講究一個孝字，他卻反對孝道，說父母與子女之間隻有買賣交易的關系。

(留學日本時的青年吳虞)

吳虞1872出生在四川成都，早年留學日本，歸國後從事教育，鼓吹新學。他跟父親決裂的事件，轟動一時。20年時，他母親去世。第二年，他的父親就跟吳虞分家分産。後來，他父親續弦，生活奢侈，揮霍無度，蕩盡家産，于是便圖謀吳虞的田産，要求再次分家産。但吳虞不同意。他父親就一狀告進官府，控告吳虞不孝。父子兩人曾大打出手。

當時，社會輿論指責吳虞是“士林敗類、名教罪人”。四川教育總會将他逐出教育界。但北京大學向他伸出了援手，聘請他去教書。1917年2月，吳虞在新文化運動的主要輿論陣地《新青年》上，發表《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猛烈攻擊舊家庭倫理，說孝悌之道就是家族倫理與專制政治之間的橋梁。

1919年1月，北大學生傅斯年在《新潮》雜志創刊号上發表《萬惡之原》一文，震撼了家庭觀念濃厚的中國社會。他說，在中國傳統家庭裡面，爸爸幫兒子娶媳婦，根本不考慮兒子的幸福，而是為自己找一個能夠來奉養自己的兒媳婦。

(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傅斯年)

(《新潮》雜志創刊号)

傅斯年的觀點，得到老師輩的呼應。1919年7月，北大教授、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钊，在《每周評論》發表評論《萬惡之原》說：“中國現在的社會，萬惡之原，都在家族制度。”而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也說，家庭可以廢除；或許一時廢除不了，但過不了幾十年就會廢除。在五四新知識分子看來，傳統家庭倫理和家庭制度，已成為個性解放和社會進步的重大障礙。中國要發展進步，必須來一場家庭革命。

(李大钊：家庭是“萬惡之原”)

胡适與魯迅：如何面對包辦婚姻？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将，無論是陳獨秀、李大钊，還是胡适、魯迅，都提倡自由戀愛，自主婚姻；但他們在青少年時代，就已陷入包辦婚姻。陳獨秀17歲那年，由叔叔和母親做主，娶了大他三歲的高曉岚為妻。陳獨秀才氣縱橫，叛逆不羁，高曉岚卻是個不識字的舊式女性，兩人性格，格格不入，經常吵架。後來陳獨秀抛棄妻子，另組新家。而胡适和魯迅，也采取各不相同的方式，來處理他們的包辦婚姻。

(胡适與江冬秀：由母親一手包辦的婚姻)

1919年3月，胡适年在《新青年》雜志發表獨幕劇《終身大事》，講述一個五四新女性反抗父母包辦婚姻的故事。胡适主張，人有權利來決定自己的婚姻生活，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但是，他并沒有實踐這一主張。

胡适14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就幫他定了上莊江家的女兒江冬秀為妻。對這一婚約，胡适并沒有抗争。1910年，19歲的胡适赴美國留學；1917年夏天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

胡适遲遲不肯完婚，一直拖到他拿了博士學位回國以後，27歲才結婚。他内心顯然有一番掙紮。胡适曾說，他接受包辦婚姻，是因為不能傷害三個女人的心，一個是自己的母親，一個是江冬秀，一個是江冬秀的母親。

(胡适全家福)

不過，胡适也承認，跟江冬秀結婚姻，是他自己一輩子占的最大便宜。為什麼？因為江冬秀是一個非常賢淑的夫人，讓胡适可以無後顧之憂的發展他的學術和政治事業。

跟胡适一樣，魯迅也受困于包辦婚姻；不過他的處理方式，與胡适迥然不同。1881年，魯迅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書香門第。18歲時，她母親替他訂了親。女方叫朱安，比魯迅大三歲，纏小腳，不識字。魯迅不滿意，要求退聘，但被母親拒絕。

(留學日本時期的青年魯迅)

1902年，21歲的魯迅東渡日本，留學七年，先是學醫，後來棄醫從文。1906年，魯迅從仙台醫專退學後，留在東京。家裡反複發來電報，催他回紹興，理由是他的母親生病。魯迅匆匆趕回老家，才發現母親身體安好。原是母親騙他回來辦婚事。魯迅隻得無奈地接受了。

辦婚事的那一天，家裡非常熱鬧。别人問魯迅說，家裡忙什麼呢？魯迅說，媽媽娶兒媳婦。據說新婚當天，魯迅哭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搬到書房去睡。四天後就離開家鄉，回到日本。1909年，魯迅從日本回國後，刻意避免與朱安見面。三年之後，他孤身前往北京，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1919年底，魯迅買下北京八道灣胡同的一座四合院，把母親和朱安從紹興接到北京。但他與朱安依然分居。

(魯迅：她是我母親送給我的禮物)

魯迅并沒有跟朱安離婚，但一直不跟她同居。他說過一句話：這是我母親送給我的禮物。朱安等于守了一輩子的活寡，成為舊家庭制度的殉葬品。而魯迅也非常苦悶。1919年他在《新青年》發表《随感錄四十》，感歎說：「愛情是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直至1923年，魯迅到北京女師大兼課，認識了女學生許廣平，才知道什麼是愛情。

(魯迅與許廣平：找到了愛情)

陳衡哲：從抗拒結婚到回歸家庭

陳衡哲，中國近代第一位女教授，五四家庭革命中著名的新女性代表。她不僅抗拒纏足，拒絕包辦婚姻，還發出“永遠不結婚”的大膽宣言。她抱着不婚主義的信念，一心求學，要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陳衡哲：中國近代第一位女教授)

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一批受過新式教育的女青年，為追求個性發展，打破家庭束縛，高調提倡「不婚主義」。在當時的上海，有些女性自發組織獨身協會或不婚協會，集體抱團取暖，鼓勵彼此不踏入婚姻的牢籠。但有些新女性有了獨立的地位之後，又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侶，也不抗拒結婚，就像陳衡哲那樣。

陳衡哲，1890年出生于江蘇武進一個讀書人家庭。1914年，她考取清華留美學額，先後在美國沙瓦女子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留美期間，她結識了同在美國留學、後來成為著名科學家和教育家的任鴻隽。兩人志同道合。1920年，陳衡哲學成歸國，蔡元培聘請她到北京大學當教授。

(陳衡哲與任鴻隽、胡适)

1920年9月，她跟任鴻隽在北京結婚。胡适戲贈他們一副對聯：「無後為大，著書最佳」，宣揚他的「無後主義」非孝觀。婚後不到一年，陳衡哲因懷孕生育，辭去北大的教職，讓胡适大為失望。相夫教子期間，她出版了學術名著《西洋史》。從抗拒婚姻，個人事業取得突出成就，再到組建幸福的家庭，陳衡哲可謂是五四家庭革命時期成功新女性的代表。

徐志摩：愛情至上的實踐者

中國的傳統家庭，并非以夫妻關系為核心，而是以父子關系為主軸。婚姻的目的，在于生兒育女，傳宗接代。因此它不是個人私事，而是家族大事，必須由家長決定。這裡頭沒有愛情的地位。

到了五四時期，新青年不再接受這一套。他們追求的是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是能夠實現個人幸福的新式家庭。當時，歐洲女性主義者愛倫凱有關愛情與婚姻的理論，大受中國青年的歡迎。愛倫凱說，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

詩人徐志摩，正是這種新式婚戀觀最有名的實踐者。1897年，徐志摩出生于浙江海甯一個富裕家庭。18歲時，由家庭包辦，娶了上海巨富張潤之的女兒張幼儀。1918年，他赴美國留學；1921年轉往英國深造，進入劍橋大學當特别生。留學英國時，徐志摩愛上了才貎雙全的林徽因，提出與張幼儀分手，說他們不應該繼續沒有愛情的婚姻。他抛棄張幼儀，成為當時非常轟動的新聞。

(徐志摩與張幼儀)

但林徽因并沒有選擇徐志摩，而是嫁給梁思成。1922年，徐志摩結束留學，回到北京，認識了19歲的有夫之婦陸小曼，兩人陷入熱戀。1926年，陸小曼與王赓離婚。同年8月，徐志摩與陸小曼在北京訂婚。在訂婚儀式上，徐志摩的老師梁啟超宣讀證婚詞，指責這對新人用情不專，要他們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徐志摩一直在追求浪漫的愛情，最後竟殉身于浪漫的愛情之中。

(徐志摩與陸小曼)

潘光旦：中國需要“折中家庭”

許多五四青年認為，通過自由戀愛和自由婚姻，建立小家庭，有助于生育最好的後代，培養更加強壯的國民之子。這種觀念，将個人幸福與國家命運連接了起來。在新時代，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情懷，又以一種新的方式再現出來。

當年，提倡小家庭成了主旋律。但著名社會學家和優生學家潘光旦，卻發出另類聲音。潘光旦認為，年輕人追求自由婚戀，向往小家庭，可以理解。但要建立什麼樣的家庭模式，應該考慮到整個民族如何才能健康繁衍的問題。大家提倡的以個人為本位的小家庭，實際上不利于中華民族的繁衍。

(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潘光旦)

潘光旦既不贊成大家庭模式，也反對小家庭模。1928年，他出版《中國之家庭問題》一書，提出「折中家庭制」的概念。他主張，理想的家庭模式應該是三代同堂。這樣的家庭模式，既有撫育下一代的功能，又可承擔贍養老人的責任，才是比較完整和健康的。

五四家庭革命之後，核心家庭成為主流，這是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标志。但家庭小型化的趨勢，今天卻越演越烈；丁克家庭、二人家庭、留守家庭、單人家庭，數量不斷增加，離婚率逐年上升，而結婚率、出生率則持續下降。這些都是五四家庭革命先輩們始料未及的。當然，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本周六晚上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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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家國──五四運動與家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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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施純志、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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