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來源：中評社資料圖）

台灣已故學者張炎憲教授的學術生涯和學術著作，被人以“治史起造台灣國”一語概括之。事實上，“治史起造台灣國”好比在浮冰上起厝（閩南語，起造房屋也），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陳水扁語）的事，枉費才學和心思。我在《唐山公和唐山媽》一文裡說： 政治偏見導緻學術傾斜，“曆練老成的曆史學家”張炎憲教授，斷言“台灣漢人”沒有“唐山媽”，犯了“過度推論”的幼稚病。今天延續“唐山媽”和“過度推論”的話題。

《清實錄》乾隆四年（1739）九月五日（10.7）記：“閩浙總督郝玉麟奏：查台灣一郡，向為閩之漳、泉，粵之惠、潮，各府民人流寓，開墾貿易，并無攜帶眷口之例。雍正十年，經廣東督臣鄂達條奏，部議準令在台流寓之民，搬取家眷團聚，幷經臣将應搬眷口分别題明，準部議行。定例以來，将及八載，乃善政所在，即有奸民從而滋弊，或捏稱妻媳姓氏，或多報子女詭名，或通同奸棍，領出執照，賄頂渡台，弊且百出。臣以為應請再定一年之限，出示通曉，如有業良民未搬家眷過台者，務于限内搬取，逾限不準給照，若有偷渡，照例治罪。得旨：如所請行，該部知道。”據此可知，在官方的規定裡，雍正十年（1732）始有允許台灣的閩、粵移民搬眷的“定例”，此前“幷無攜帶眷口之例”。那麼，這可以佐證張炎憲教授關于“台灣漢人有‘唐山公’，沒有‘唐山媽’，亦即女性祖先都是台灣本地女子，幷不是唐山來的”之論調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雍正十年（1732）前“幷無攜帶眷口之例”的曆史記載、或者說曆史證言，隻能證明雍正十年（1732）以前，台灣的閩、粵移民“攜帶眷口”有違官方規定（據《清實錄》，雍正五年有谕：“着仍照舊例行”。“舊例，閩、粵人民往台耕種者，所有妻眷一概不許攜帶，隻許隻身在台，而全家仍住本籍”），卻不能證明雍正十年（1732）以前沒有違規而“攜帶眷口”的情形發生。我們不可推論過度。須知，在官方對民間某種特定行為作出禁、限的硬性規定以後，該特定行為往往仍會違規發生。近讀《晉江、台灣同名村》（九州出版社2022年3月版），見其書報告：據晉江《西霞蔡姓族譜》，蔡氏十世祖若美于清康熙年間“攜眷渡海入台”；又報告：據《溫陵晉邑石龜許厝許氏大宗譜》，許氏有“攜帶妻眷遷台”者，“這種情況在清乾隆朝就已存在，是在清政府解除往台人員不許攜帶妻眷的禁令之前偷渡的”。類似例證在閩、台族譜裡尚可枚舉。 至于清雍正十年（1732）解除禁令、允許搬眷以後的情況，更直接打臉“沒有唐山媽”的推之過度之論。

（作者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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