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最黑暗、民族矛盾最為尖銳的時期之一。這一時期之初的大一統王朝——晉朝剛剛經曆長達16年的“八王之亂”，導緻經濟社會遭受史無前例的破壞，中原大地生靈塗炭，哀鴻遍野，衣冠南渡。

内部環境遭受劇烈動蕩的同時，北部又有鮮卑、匈奴、羯、羌、氐等少數民族乘虛而入，染指中原，内外兩股勢力的交彙徹底摧毀了羸弱的西晉政權。一時間中原無主，于是在這片古老而曾經富饒過的的大地上，各個少數民族政權林立，你方唱罷我登場，為争奪中原的霸權地位而展開了規模空前的大混戰。而建立強秦雄漢的漢族的文化和人口受到殘酷破壞，其地位卑微，幾乎沒有任何話語權和影響力。這段黑暗時期史稱“五胡亂華”。鮮卑族的一支建立的政權——北魏就是在五胡亂華的後期建立的。

魏晉時期結束後，北魏成功統一北方，中國進入北朝時期。這一時期内有一段重大的改革被載入史冊，這次改革不僅大大恢複了遭受百年摧殘的社會經濟秩序，而且一改過往政權對漢族的歧視，反而主動将自己融入漢文化圈，對于民族融合乃至華夏民族的形成都有着重要意義。這就是孝文帝的漢化改革。

孝文帝拓跋宏徹底的漢化改革，與其祖母馮太後的提攜與培養不無關系。

馮太後是一名漢族女性，即使進入鮮卑族建立的朝廷之内，也在表面入鄉随俗的同時，依舊保持着漢族本色。獻文帝因有出世之心而提前将皇位傳給年幼的拓跋宏，因此馮太後也順理成章地參與垂簾聽政之事。

這位政治抱有濃厚興趣的太後，很快就企圖通過大規模的改革，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依照曆代漢族政權的制度建立了俸祿制、三長制和均田制，對于穩定政治局勢、促進社會經濟恢複有着重要作用。

而天資聰穎的拓跋宏也受到馮太後的高度重視。這位皇子從小就跟随目睹祖母起草政令、訓誡臣民，并在祖母的監督和指導下學習儒家經典、史傳百家，手不釋卷、刻苦讀書，養成了良好的政治素養，也逐步建立了對漢文化的認同感。在孝文帝到了始服衮冕，朝飨萬國的年齡之後，掌握實權的馮太後也有意讓孝文帝參與朝廷政事，在實踐中培養政治才能。

就這樣，拓跋宏日漸成為馮太後眼中得意的改革繼承者。在馮太後去世後，她的改革大業也後繼有人，并在以後的歲月中得以發揚光大。

作為馮太後事業的繼承人，孝文帝從小目睹祖母一系列改革舉措，對于社會穩定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作用，更使他堅定了繼續改革的意志。而從小接受漢文化熏陶的他，也決定在全國範圍内推行大規模的漢化和去鮮卑化。

首先是在經濟上舉國推廣均田制。之所以稱之為推廣，是因為在前文所提，均田制是馮太後所創，而孝文帝則将其進一步發揚。其實施的背景是北方的長期戰亂導緻百姓十室九空、流離失所并大量遷徙，不僅在戶籍管理上嚴重混亂，而且因土地大量抛荒導緻農業經濟停滞，嚴重影響國家賦稅。

均田制是一種原始而樸素的土地國有制，也就是政府将自己掌握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供其耕作，農民則需要交納賦稅，并承擔一定的徭役和兵役。其次還有在政治上整頓吏治，完善俸祿制度以減少貪污腐敗行為，逐步建立一套高效廉潔的統治體系。

但所有改革中影響最為深遠的還是一系列漢化舉措。在文化上，孝文帝倡導穿漢服、說漢語、改漢姓，将華夏禮樂制度引入北魏朝堂之中。而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還大力倡導上到貴族子弟、下到平民百姓學習儒家經典。

在政治上行漢制，特别是依照前朝的九品中正制改革官職，并大量引入漢族士人和儒生擔任國家要職，使得政府高層漢人的比重大大增加，此外還和漢族的名門望族通婚聯姻，因此在政治上基本實現了漢族和鮮卑族的平等地位。

而孝文帝最為大膽的舉措，還是以征伐南齊為由趁機将都城從平城遷往洛陽的舉措。他有如此想法的原因主要有三個。其一是北方的少數民族柔然和高車經常襲擾北魏的北方邊境，而平城離邊境很近，那麼政治中心的安甯乃至國家的穩定就會受到威脅；其二是自然環境的惡劣，平城位于北部内陸地區，氣候幹旱，尤其在冬季極為寒冷，加之土地貧瘠，使得此地發展農業生産的條件堪憂；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服務于孝文帝的漢化改革。

洛陽是千年古都，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也是曆代王朝的政治中心之一，自西周以來曆經兩漢、曹魏、西晉等朝代，都占據着都城或陪都等重要政治地位。遷都洛陽無疑是對國内的漢族士人示好，也将赢得大量漢族人對北魏政權的擁護。

然而舉措的力度越大，那麼招緻的反對與阻力就會越大，這些阻力主要來自鮮卑貴族的保守勢力。他們以鮮卑民族文化的捍衛者自居，堅決反對遷都行為，并想通過政變推翻孝文帝統治，甚至太子都被拉入他們的反對之列。不過孝文帝還是用鐵腕鎮壓了貴族的叛亂，并嚴厲懲罰了太子的謀反行為。而在得知太子依舊不思悔改之後更是直接賜死，孝文帝改革的決心和意志可見一斑。

孝文帝改革的内容中有很多是前無古人、後世也鮮有來者的制度性、文化性的創新舉措，不僅重塑着當時的社會面貌，也對後世影響深遠。

經濟方面，均田制是北魏的首創，也是一種土地國有化的偉大嘗試。與過去土地私有制，允許土地自由買賣的時期相比，它最大程度上遏制了土地兼并，導緻農民破産成為佃農。從而破壞社會秩序并進一步加劇土地兼并的惡性循環，由此促進了自耕農經濟的發展和國家賦稅的穩定。

事實證明，這種舉措在戰亂結束不久、新王朝建立迫切需要穩定秩序，而現階段經濟凋敝的情況下很有幫助，它不僅有助于穩定和恢複自耕農經濟，而且還是社會穩定的壓艙石。

而在政治、文化等多領域上，孝文帝充分認識到華夏農耕文明文明與遊牧文明相比，更适用于大一統王朝。因而推行了全方位的徹底漢化，力圖将北魏王朝打造成傳統的漢式封建政權，從而加速了少數民族由野蠻走向文明的封建化進程。

而面對漢族人口在全國人口中居于多數的現狀，他也親力親為，摒棄當時的民族歧視心理，努力将鮮卑等少數民族融入漢文化圈内，短期内在政治上赢得了漢族對北魏政權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從長遠來看則加速了民族大融合。

可見，孝文帝不僅在當時是一個富有遠見卓識的傑出政治家，而且還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乃至中華民族的發展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後世将其稱贊為“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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