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這幅五米多長的長卷，共繪有八百多個各色人物，牛、騾、驢等牲畜73匹，車、轎20多輛，大小船隻20多艘，以及橋梁、房屋、城樓等各具特色的建築，展現了北宋都城汴京在清明節這天的風貌：汴河兩岸、城郊到城内的繁華與城市内外各階層、各行業人民的生活場景，這樣大規模的以古代城市為題材的風俗畫，在中國乃至世界繪畫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

《清明上河圖》不僅是中國藝術繪畫史上的一幅傳世名作，更是中國城市發展史的獨特見證。近日，由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明上河圖：北宋繁華記憶》，從《清明上河圖》長卷中的相關内容分解出二百多個細節，以指示線等方式進行講解，立體還原北宋新型城市在經濟、人文、科學和管理機制上諸方面具體而微的狀況。

該書作者薛鳳旋生于1947年，畢業于香港大學，取得地理學學士學位及碩士學位；1947—1977年就讀于倫敦大學倫敦經濟學院，得博士學位；先後任教于香港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專著及編著共約四十本，國際學術論文逾一百篇，主攻城市、區域發展、基建和發展策略研究。著作包括：《北京：從傳統國都到中國式世界城市》《中國的大都市》《中國城市及其文明的演變》等。

薛鳳旋以專業的眼光與知識，通過150多張《清明上河圖》局部圖片，數百處細節提示解讀，立體還原北宋城市場景與生活習俗。

該書曾獲第十三屆“文津圖書獎”推薦，書中還詳細參考《宋史》《東京夢華錄》等正史、野史和筆記資料，從商業經濟、城市管理、市民生活等角度，解讀了《清明上河圖》的豐富内容，對于中國城市研究，不僅具有宋代城市化高峰的個案意義，也由此深入分析了古代中國城市化的特點和模式，為中國現代的城市規劃提供了普遍的經驗。

《清明上河圖》中所見的琳琅滿目的各類店鋪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表明宋代是一個活躍而自由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中以商業活動為核心功能的新型城市的出現是一個重大标志。因此該書從汴京城廂坊制的城市管理狀況、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政策與經濟原因等角度入手，充分解讀《清明上河圖》中的社會内容，将我們在影視劇和文學作品中所熟知勾欄瓦舍、城郭舟車、店鋪酒旗等内容放在城市發展史和城市管理的角度進行考察。

城市變革的具體過程，可以從文獻中考證得知，至遲1050年左右，即宋仁宗時代，東京的街鼓制度已被官方徹底廢除。“二紀以來，不聞街鼓之聲，金吾之職廢矣。”既然坊牆已經倒塌，坊市制瓦解，“禁鼓昏曉”也就變得毫無意義。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則記載了“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複開張，耍鬧去處，通宵不絕”這樣的情況，宋代出現了類似今日的夜生活的情形。第三章正介紹了《清明上河圖》中所反映的宋代新興商貿城市的商貿活動及城市經濟，涉及運輸 、旅遊、餐飲、釀酒、醫療等城市商業與民用活動的細節。

第四章則論述城市管理體制的利弊得失，涉及宋代以之取代唐代坊市制的廂坊制的特點，從固化的細節中，薛鳳旋詳細考察了防火、用水、綠化、街河治理、能源等問題，對于現代城市規劃有着強烈的現實意義。第五章則聚焦市民生活，對宋代城市中出現的各類市民群體，以及包括瓦舍在内的市民文化場所作了一番細緻的讨論。最後，薛鳳旋教授以跨越中西的視野，對比10—12 世紀初歐洲與中國古代城市化的階段與特點，将本書的主題放在全球史的語境中進行了考察。

《清明上河圖》之所以出現在宋代，絕非偶然，這種包羅萬象的風俗畫卷是以宋代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作為現實基礎的。唐代的城市有鮮明的封建社會特征，作為居民區的“坊”與作為商業區的“市”相分離，“坊”是封閉的空間，“市”也是一個封閉空間，兩者都有圍牆，并有嚴格的開閉市制度：“凡市，以日中擊鼓三百聲而衆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钲三百聲而衆以散。”城市實施夜禁，由官方委任的市令統一管理。在唐代城市中，統治者不但對城市的各部分功能作出嚴格的規劃，還将居民的生活日程納入政府管控之内。

相比而言，宋代城市的規劃則自由得多。從地圖上看，東京的街道不再是又平又直的，斜街斜巷随處可見，一格一格封閉劃分的坊市被四通八達的開放性街道取代。這個特征不僅為城市考古和文獻記載所證明，更從《清明上河圖》中得到了清晰的印證。我們從熙熙攘攘的“清明上河”景象中看到，東京城内已經沒有坊牆，臨街的建築物均向街敞開，成為開門迎客的商店、酒館，商家挂出的招牌樣式各異，街邊還有不少做小生意的流動攤位。坊市制已經完全瓦解了，城市内的居民可以進行臨街的自由經營。

研究中國城市史，離不開對《清明上河圖》的考察。中國城市的飛躍發展，大成于宋代，在廢除了坊市之别、取消宵禁的情況下，城市由軍事堡壘與官僚統治機構所在地（即“行政型城市”）的功能逐漸轉為貿易繁華、旅客雲集、居民密集的交通與商業樞紐。這樣的“新型商貿城市”具有獨特的規劃模式與管理模式，不僅為中國文明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更值得我們今日的城市規劃工作從中吸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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