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風研究·固收】孫彬彬

摘 要

三重壓力進一步疊加疫情負面沖擊，就業形勢更為嚴峻。3月的情況已經很不樂觀，二季度因為畢業季容易出現失業率更進一步的上升。

這個結果既有總量的原因，也有結構的困擾。所以應對也要從總量和結構兩個方面考慮：

總量角度，當我們讨論GDP的同時，需要關注就業。今年政府工作目标中有兩個5.5目标：一個是GDP增速5.5％左右；另一個是調查失業率5.5％以内。從2019年以來，今年的就業目标要求最高。我們一直在追求高質量發展，但就業是國泰民安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說，還是要對經濟有托底以及對新增的下行壓力有對沖，換言之，一定的增速仍是就業的前提。

更何況2020年城鎮調查失業率目标是6％左右，目前的失業率正在滑出這個底線。

從這個角度出發，總量政策的應對隻能是更加積極。

首當其沖是财政。因為三重壓力疊加疫情沖擊和外部因素，政府加杠杆是應有之義。這也是2022年最為确定的一個變量。

至于貨币政策，仍然保留進一步加碼寬松的可能，包括降息。

孫國峰司長在《健全現代貨币政策框架》一文中談及優化貨币政策目标體系時，作如下表述：

以币值穩定為首要目标，更加重視就業目标。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法》，人民銀行以“保持貨币币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為目标，這意味着首先要保持币值穩定，對内保持物價穩定，對外保持人民币彙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為經濟發展提供适宜的貨币金融環境。同時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方向，将就業納入考量。堅持系統觀念，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在多重目标中尋求動态平衡。

對于央行而言，法定職責寫得很清楚，貨币政策以币值穩定為首要目标，更加關注就業。去年9月28日，易綱行長發表在金融研究上的《中國的利率體系與利率市場化改革》這篇文章邏輯講的更清晰，按照利率黃金法則，當經濟增速低于潛在經濟增速，邏輯上就需要調低利率，央行的行動不會因為導緻經濟下降的原因不在于總量而不做，經濟有壓力，該寬松還是要寬松，包括量寬和價寬。

結構角度，在高質量發展和新舊動能轉型的過程中，很難“先立再破”，大多數情形都是“不破不立”。疊加即有的就業結構、産業結構、人口結構和區域結構變化，結構性失業的壓力更為突出。這個時候在總量工具以外，需要更大力度的社會政策托底。當前就業最為脆弱的人群仍然是大中專院校畢業生和農民工，就業壓力最大的則是背負着杠杆的家庭主要勞動力，從這個角度，通過财政轉移支付有效對沖上述群體的資産負債表壓力，是當前政策可以納入考量的選擇。或者說更加彰顯了政府加杠杆的必要性。

當然，我們一直談的一個觀點，政策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會如何。總量和結構是平行推進還是或有倚重，市場仍然需要關注政策重心和政策間相互配合的組合情況。

疫情“倒春寒”将經濟拉回到起點。經濟好不好，關鍵看就業。尤其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财稅、金融等政策都要圍繞就業優先實施”，疊加“城鎮調查失業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與去年的“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的表述相對比，更顯任務之重。

1. 當 前 就 業 情 況 如 何 ？

首先看就業指标。中國的就業指标有哪些？雖然監測體系中各類指标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局限性，但還是可以利用已有指标綜合判斷，感知就業情況。

官方最關注的就業指标是調查失業率和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其中又以前者為重點。兩者均按月公布，調查失業率通常看當月值和變動趨勢，新增就業人數則通常看累計值。

1.1. 調查失業率上行

城鎮調查失業率自去年10月（4.9％）以來連續五個月上漲且上漲速度加快，3月數據（5.8％）已超出政府工作報告設定的全年目标上限，31個大城市調查失業率更是大幅上行至2018年以來新高6％。

“今年穩就業任務更加艱巨。需要在城鎮就業的新成長勞動力近1600萬人，特别是高校畢業生增加到1076萬人、再創曆史新高，承載數億人就業創業的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仍面臨較多困難…當然，調查失業率是對全年而言的，不排除個别月份會高一些，我們将強化工作舉措，使失業率盡可能低一點。”

——3月5日國新辦解讀《政府工作報告》吹風會

對于1-2月數據，統計局的看法是調查失業率上升主要在于季節性因素的影響，因為中國在春節後換工作的比較多，從曆史來看，每年1-2月份，特别是2月份，都會出現季節性上升。随着工作逐步穩定，失業率到3月份後會逐步回落。2月份25-59歲就業主體人群失業率為4.8％，比上年同期低0.2個百分點，表明就業形勢穩的态勢沒有改變。

但3月數據表明失業率并沒有如期回落，如何解釋？

對此，統計局的解釋是今年3月份以來受國内疫情影響，部分人群就業難度增加，一些求職人員參加招聘受到一定影響。且企業生産經營困難有所增加，也加大了就業壓力。

統計局的解釋傳達了什麼信息？第一，調查失業率要關注季節性；第二，25-59歲勞動力是就業主體人群，也是判斷“就業形勢”的必要條件（但未必是充分條件）；第三，當前失業率反季節性上升，其重要原因是疫情沖擊下求職者應聘難、企業經營難。

今年三重壓力疊加疫情沖擊，調查失業率缺乏季節性回落的有利條件。

指标數據是對現實結果的反映。調查失業率持續上行，表現為“反季節性 連續上升且增速加快 突破全年目标”；疊加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從2021Q4以來持續弱于曆史同期水平、增速滑至負區間，3月數據再度大幅弱于曆史同期（除2020年疫情爆發初期外），都說明：當前就業總體壓力居高不下。

為何會出現這種局面？

就業不景氣，本質是供需失衡。當前勞動力需求疲弱，PMI從業人員分項處于收縮區間 從業人員工作時間有下滑，說明企業需要的勞動力投入變少。城鎮當月新增就業人數低于曆史同期水平，意味着企業所提供的就業崗位在低基數基礎上進一步收縮，至少難言樂觀。

勞動力需求疲弱的原因可能有兩點：一是需求的收縮已經發生，企業因此降低産能，壓縮人力投入；二是對未來的預期轉弱，企業擴産能的意願不足，自然不會招聘太多員工。而這兩者又會互相強化，從而對就業市場産生更為明顯的壓制作用。

非官方統計指标同樣可以驗證。各類城市CIER指數在四季度均下行，差距明顯縮小。根據指标定義，CIER指數=市場招聘需求人數/市場求職申請人數，指數下行，說明就業市場相對更偏向“供大于需”。從結構看，二、三線城市的CIER指數相對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下降更快，或許與當前城鎮調查失業率相對于31個大城市的調查失業率上行更快的情況存在某種聯系，即中小城市，可能感受到了更大的就業壓力。

百度搜索指數關鍵詞“找工作”、“失業”在3月明顯上升至2020年疫情爆發後的較高水平，印證最近一段時間就業市場的壓力。

除企業需求收縮外，另一因素是勞動力供給持續擴張。主要是應屆畢業生，年齡大多處于16-24歲區間。

城鎮調查失業率的走勢與25-59歲年齡組的調查失業率走勢基本一緻，沒有充分反映16-24歲年齡組的失業率情況。而後者在分析就業時必不可少，隐含了就業的結構問題。雖然25-59歲人群對應了就業主要存量，關乎到總體形勢“穩不穩”，但市場能否及時有效吸納16-24歲的供給增量，是就業“好不好”的關鍵。

1.2. 重點就業群體壓力持續上升

青年群體就業困難。在16-24歲年齡組與25-59歲年齡組的調查失業率剪刀差處于曆史較高水平基礎上，今年的剪刀差數據出現明顯跳升，3月已達到10.8％。原因很可能是總需求進一步收縮所緻。

由于能力、經驗和工作穩定性等因素，16-24歲年齡組的失業率高本是正常現象，但當前差距如此之大，顯然表明了就業從總量到結構的壓力。進入二季度後，青年群體就業壓力可能還要更大。

參照往年情況，剪刀差在二季度大約會走闊3pct，青年群體失業率有破曆史新高可能。2021年的16-24年齡段失業率在7-10月企業集中招聘期間下降緩慢，該消化的勞動力供給沒有被充分消化，部分存量順延至今繼續待就業，表現為失業率居高不下，按照往年情況，二季度走高的季節性助推下，後續失業率會進一步上升。

16-24歲年齡組失業率為何不樂觀？可以進一步分析。

1.2.1應屆畢業生

參考過去年度新增就業人數，近年來就業市場每年能吸納的勞動力在1200-1400萬人左右。考慮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仍然将新增就業目标設定為1100萬人，且經濟增速有所下滑，預計今年新增就業人數或在1100-1300萬人區間，就業市場吸納能力明顯提升的概率不大，規模不及勞動力供給增量。

根據統計局最新可得數據，2021年研究生畢業人數77.3萬人（年同比 4.4萬人）、普通本專科畢業生826.5萬人（ 29.3萬人）、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484.1萬人（-0.8萬人）；2020年成人教育和網絡教育本專科畢業生共519.2萬人（ 73.8萬人）。

假設今年各項數據與上述一緻，且由本專科繼續升學至研究生的人數增長至100萬，予以扣除後，以80％的就業率計算，對應需要消化的勞動力供給增量約1445萬人。

對于今年情況，教育部指出，“2022屆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增量創曆史新高，就業形勢複雜嚴峻”。政府工作報告提及，“紮實做好高校畢業生等重點群體就業工作”、“今年高校畢業生超過1000萬人，要加強就業創業政策支持和不斷線服務”。

“今年需要就業的城鎮新增勞動力達到約1600萬人，是多年來最高。高校畢業生1076萬，是曆年最高。”

——2022年兩會李克強總理答記者問

供給壓力高企，同時需求存在萎縮：

“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1076萬人，規模和增量均創曆史新高。與此同時，疫情對就業的影響仍在持續。部分行業和企業生産經營還未恢複到疫情前水平。就業市場用人需求還存在不确定性，部分中小企業擴大吸納就業的能力下降，散發疫情對校園招聘活動産生不利影響。”

——《經濟日報》談青年就業問題

除了供需總量因素外，畢業生還面臨供需錯配的結構性問題。

結構問題在于：

一是初入職場的年輕人流動性大、平均在職時間短。LinkedIn《第一份工作趨勢洞察》指出，95後從業者的第一份工作平均在職時間約為7個月，明顯低于90後（19個月）、80後（43個月）和70後（51個月）。

二是畢業生的就業意願與現有需求不匹配。智聯招聘調查發現，近兩年有超40％的受訪者希望從事互聯網或金融行業工作，以800萬畢業生基數和80％就業率保守估計，每年有近260萬勞動者希望進入上述行業。但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2020年，互聯網和金融行業的城鎮就業人數共新增252萬人，說明熱門行業的崗位明顯供大于求。

從存量占比看，制造業、建築業和地産業仍是吸納就業的基本盤，但有意從事上述行業的年輕勞動者比例與行業規模明顯不匹配。

1.2.1 農民工

國家統計局有兩項與農民工有關的調查，“共同構成了國家統計局農民工調查的有機整體，為制定農民工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據”：

一是從2008年開始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從輸出地農村的角度反映農民工的規模、流向和分布；二是2015 年起開展的農民工市民化調查，從輸入地城鎮的角度反映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工現狀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情況。

2021年農民工規模達2.93億人，不過近年來增速放緩，年增量明顯不及應屆畢業生。

農民工就業結構持續出現如下變化：

一是從業人口老齡化。其原因主要是年輕勞動力從事相關行業和重體力勞動的意願在減弱。這一趨勢将使農民工就業與25-59歲調查失業率聯系更緊密，換言之，分析16-24歲調查失業率時更應關注畢業生。

二是從事行業結構變化。過去吸納大量農民工的制造業和建築業占比在逐漸回落，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業等輕體力勞動的第三産業正在承接勞動力轉移。但在疫情沖擊下，這些行業受制于防疫措施和線下消費的恢複情況。

三是選擇省内就業的占比在逐年提升。這一趨勢可能說明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仍然偏慢。

1.2.1 靈活就業能否分憂？

2020年7月14日，多部委聯合發布《關于支持新業态新模式健康發展激活消費市場帶動擴大就業的意見》，其中提到“鼓勵發展新個體經濟，開辟消費和就業新空間”，具體舉措包括“積極培育新個體，支持自主就業”、“大力發展微經濟，鼓勵副業創新”、“強化靈活就業勞動權益保障，探索多點執業”，從而為靈活就業構建更為良好的政策環境。

随後，國務院辦公廳在7月31日發布《關于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進一步明确靈活就業在解決當前就業問題上的重要性：

“個體經營、非全日制以及新就業形态等靈活多樣的就業方式，是勞動者就業增收的重要途徑，對拓寬就業新渠道、培育發展新動能具有重要作用。為全面強化穩就業舉措，落實保居民就業任務，經國務院同意，現就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提出以下意見”

文件提出對靈活就業的支持涵蓋拓寬靈活就業發展渠道、優化自主創業環境、加大對靈活就業保障支持等。

人社部副部長李忠在2020年8月7日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對文件内容做了進一步的解釋：

“我國靈活就業形勢多種多樣，主要包括個體經營、非全日制以及新就業形态等，從業人員規模2億人左右。在解決勞動者生計的同時，緩解了城鎮就業壓力，成為吸納就業的“蓄水池”。在當前就業形式嚴峻複雜的背景下，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是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的具體舉措，是激發勞動者創業活力和創新潛能的有效手段，也是解決低收入群體就業的重要途徑。靈活就業人員中，小商小販多、生活服務業就業多、大齡失業人員多，抗風險能力弱，受疫情沖擊更直接，此外還面臨着資金籌集難、場地支持難、服務保障難、能力提升難等問題。“

國務院的文件結合這段發言，傳達了很多信息。

一是靈活就業的含義包括個體經營（“鼓勵勞動者創辦投資小、見效快、易轉型、風險小的小規模經濟實體。支持發展各類特色小店”），非全日制就業（“推動非全日制勞動者較為集中的保潔綠化、批發零售、建築裝修等行業提質擴容。增強養老、托幼、心理疏導和社會工作等社區服務業的吸納就業能力”）和新就業形态（“加快推動網絡零售、移動出行、線上教育培訓、互聯網醫療、在線娛樂等行業發展…鼓勵互聯網平台企業、中介服務機構等降低服務費、加盟管理費等費用，創造更多靈活就業崗位，吸納更多勞動者就業”）。

二是指出靈活就業是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參考統計局2022年2月的問答，靈活就業人員可歸入城鎮就業人口中的“自營勞動者”或“家庭幫工”（如個體經營、直播），及“依賴性合同工”（如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靈活就業是調查失業率和城鎮新增就業的統計範圍，解讀就業指标時需考慮這方面的影響。

三是說明其特征，即主要從業人員平均收入水平低、抗風險能力弱，而靈活就業對解決民生問題至關重要，在現行治理體系下，政策扶持是必然選擇。

靈活就業現狀如何？

“這裡還不得不提到靈活就業，因為這方面有2億多人，形式多樣、覆蓋面廣。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這種就業形式會比較長期地存在。”

——2022年兩會李克強總理答記者問

“我國新産業新業态新模式持續較快發展，各種靈活的就業模式吸納了許多勞動力就業。目前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到了2億人左右。據調查，一些平台外賣騎手達到400多萬人；有的平台上從事主播及相關崗位的從業人員160多萬人，比上年增加近3倍。”

——國家統計局就2021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答記者問

據《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制造業、建築業在靈活用工存量中占比大，這與行業性質有關。許多從業者以任務導向工作，随着任務的完成而不斷切換雇主，不簽訂長期正式合同。而互聯網、居民服務等領域的規模擴張，則更多與新産業新業态新模式有關。

另據《2021年中國靈活用工市場發展研究報告》測算，靈活用工市場2016-2019年複合增長率達45％，後續或仍有25％，市場保持快速擴張的結論與國家統計局的說法一緻。

此外，雖然靈活就業能一定程度解決就業總量上的壓力，但仍需關注從業者的就業質量。相當一部分受訪者選擇靈活就業是迫于現實原因，如缺乏其它工作選擇、經濟壓力大等，意味着這種選擇更多的表現為被動而非主動。靈活就業擴張的原因既有新經濟形态派生的需求，也有傳統行業的就業崗位不足而導緻勞動力供給被迫溢出，從而表現為就業數據的“蓄水池”。

靈活就業的勞動報酬和勞動保障水平尚不及傳統就業，月薪更低，五險一金覆蓋率更小。訪談調查發現，大部分受訪者認為靈活就業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相關保障體系有待完善，難言這種就業方式能普遍緩解從業者的生活壓力。

2. 近 期 情 況 如 何 ？

3月後疫情擴散帶來的防控政策逐步趨嚴，再度對有關區域和行業造成深度影響：

代表性大中城市的地鐵客流和百城擁堵指數在本輪疫情中快速下降，已較2020年更低。

此外整車貨運流量指數亦快速收縮，或是防控措施下城市間物流阻力增大的表現，将擡高物流成本，甚至是原材料供應不暢使得工業生産受阻。

電影票房收縮是線下消費不景氣的縮影，居民消費在疫情後已經保持了較長時間的疲軟态勢。疫情沖擊更是雪上加霜，參照2019年，春節檔脈沖後票房應在3月初完成回落并在此後維持穩定，但3月以來封控措施趨嚴，票房繼續下滑、已與2020年初情況類似。

這些情況都表明，3月以來我們面臨更為嚴峻的就業形勢。

3. 進 一 步 的 思 考

風 險 提 示

疫情超預期蔓延，國内外政策調整超預期。

本文源自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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