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05年登上央視百家講壇，主講《漢代風雲人物》和《品三國》，易中天一直是國内炙手可熱的明星學者。他的麻辣犀利，直率敢言，風趣幽默，為其圈得衆多粉絲。從電視時代，到博客、微博、微信和聽書時代，他始終緊跟潮流，保持着持久的熱度。

年逾七旬，他仍然沒有閑着。五年前立志完成的36卷本《易中天中華史》，如今已出版前20卷，寫到了元朝；他用十天假期完成編劇的話劇《模範監獄》，正在武漢、廣州、上海等地巡演，頗具諷刺意味的黑色幽默。

這樣飽滿的工作狀态已持續多年，他深谙媒體和傳播之道，因此能輕松搭上每一趟現代傳媒的列車。他也懂得如何讓自己舒适，在去意大利旅行的前夕，他接受了新京報記者的專訪。

一、學者就該甘于清貧？“這是沒道理的。”

新京報：百家講壇是你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你是廈門大學的普通教授，而此後成為大衆熟知的明星學者，前後的影響力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能否談談你在登上百家講壇之前，在廈門大學教書的情況？

易中天：我是1992年進入廈門大學藝術學院的，當時廈大有一個非常好的氛圍，校領導基本上是秉承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我剛去的時候，主管文科的副校長鄭學檬很客氣地對我說，“你從武漢大學來支援我們，我們提供不了多好的學術研究條件，但是，可以讓你做自己想做的研究。”還給了我一個“藝術研究所所長”的頭銜，以便對外交流。但他認為，“你們學科反正弄不出什麼名堂來。”當時，都覺得藝術學科沒有前途，不過我去了以後，還真給他們帶來了回報。

我在廈門大學建立了藝術學碩士點，是全國的首批之一，這個學科點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的，後來的碩士點都改由省級學位委員會批。1995年，教育部設立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第一屆隻有一等獎和二等獎，而且評選範圍為過去十年内的學術成果。當時廈門大學一共獲得十三四項，我的《藝術人類學》也獲獎了，其他獲獎者幾乎都是教授和博導，是各個學科的學術帶頭人，隻有我是剛從外校調來的副教授。

新京報：當時，廈門大學的學術環境怎麼樣？

易中天：環境很寬松。廈大中文系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叫林興宅。現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了，但他在改革開放之初可是風雲人物，“走向未來叢書”裡面就有他的書。當時有一個說法叫“南林北劉”，把他和劉再複并稱。有一次我和林先生散步，他提出一個觀點，說我們這些人應該做什麼事，“要麼你的研究成果可以永垂不朽，要麼是能夠影響社會，否則自說自話沒有意義。”

這番話給了我啟發，從1995年開始，我就在探索學術研究如何走向社會和大衆，因此才有了“閑話中國人”和“品讀中國”系列。那時候說不上是暢銷書，但是賣得還可以，上海文藝出版社第一次開機就印了1萬套，就算不錯的了。

我和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合作很早，我的第一本書《<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1988）就是他們出的，那是我的碩士論文，我恐怕也是為數不多的能夠出版碩士論文的人之一。1982年，我還在讀研的時候，這篇論文的一個章節就已經在《武漢大學學報》發表，這也是很少見的。所以，後來有很多人罵我，說我沒有什麼學術研究成果，我笑笑就算了。我心想，我出學術成果的時候，他們還在穿開裆褲呢。

《<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

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

後來1991年，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學術著作《藝術人類學》，就是獲獎的這本書。當時他們給了我兩個書号，出了精裝和平裝兩個版本，而且還照付稿費。那時候，學術著作出版已經很困難，實在是因為出版社看上了這本書，才願意出。不過，還是因為專業太偏，讀的人有限，所以這兩本都是賠本書。因此，我跟責任編輯發誓，說我一定讓你出能賺錢的書，不能老讓你們賠。而且，我也不認為做研究的人就該清貧，自己能耐住清貧是個人的事，但不等于說學者清貧是應該的。

新京報：為何過去有這樣一種習慣，喜歡把甘于清貧的學者樹立為知識分子的典型，甚至動員全社會向他們學習？比如孟二冬。

易中天：這是沒道理的。我的師兄付生文的去世，給我觸動很大。1981年，我從武漢大學碩士畢業後留校任教。1984年，我連講師的職稱都還沒有，就被破格提拔為武漢大學中文系副主任。當時，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是全國最年輕的大學校長，我可能是全國最年輕的副系主任，副處級幹部，而且資曆那麼淺，也不是黨員。我在中文系主管科研、研究生、外事和留學生，在我組織的一次學術讨論會上，付生文在演講的時候突然倒在了講台上。

去辦喪事的時候，才發現他家裡一貧如洗，這個事情給了我極大的刺激。當時我寫了一副挽聯，“才高八鬥，學富五車，歎人間從此惜年少；身跻九流，家徒四壁，問天意何時重斯文”。

還有一個事情是1999年前後的房改，原來的單位房以成本價賣給學校職工。當時，我在廈門大學已經評上教授，我太太也在廈門大學工作，雙職工家庭，且工齡又長，以工齡和職稱折合房價，最後，一套依山傍海的112平方米的房子，售價隻要3萬元。但是，我們居然買不起，差一點就放棄了。當時，我女兒在同濟大學讀城市規劃，她成績好，每年都享受學校的一等獎學金，而且學費全免，她還可以幫老師做事掙點錢。最後是女兒贊助了1萬塊錢，我才把房子買下來。這件事讓我明白，不能再這麼下去了，必須找出路。

二、“品三國”的成功源于“說人話”

新京報：所以，你是比較早出來進行市場化寫作的學者？

易中天：“閑話中國人”系列，就是試圖通過圖書走向市場來掙點稿費。另外，我還開始跟電視接觸，在鳳凰衛視的大型談話節目“縱橫中國”做了一個系列，一期給1000塊錢，這個節目是胡一虎主持，王魯湘總策劃。是王魯湘的助理陳勤發現了我，他看到我的《讀城記》以後，跟王魯湘說，這個人可以請過來，後來我就去了。每次錄節目之前，他們要開策劃會，其實是培訓嘉賓，教嘉賓怎樣說話才有效率，不能在台上拉拉扯扯，沒完沒了。胡一虎說，“不用跟易老師講，他一定能做得好，他有電視天賦。”

這個節目有一個主持人、六個嘉賓，還有觀衆，播出時間約50分鐘。錄了幾期節目以後，我發現有的人真是不會做電視，比如，有一個嘉賓坐下來就說，“關于這個問題，我有三點意見。”然後，“第一點”要講20分鐘，完全變成了他的個人演講。主持人想把他打斷，他說我還沒講完，還有第二三點。後來我問導演，你們碰到這種嘉賓會怎麼辦？他說，“其實很好辦，我一刀全部剪掉，看都不要看，根本不能用。”

我就告訴那位嘉賓，不要講那麼多，節目播出時間50分鐘，當中有片頭、片尾、片花、隔斷、廣告，要至少減掉10分鐘。剩下40分鐘，7個人說話，平均每個人就6分鐘。如果你講得精彩，能播出6分鐘；如果講得不精彩，可能隻有3分鐘。你講那麼多幹嘛？但有些嘉賓真的是不管不顧，也不看鏡頭和主持人，自說自話，誰都哄不了。有一次，胡一虎實在打不斷，就給我使了個眼色，我點了一下頭，等着嘉賓喘氣的時候，我就帶頭鼓掌，把那個人的氣給弄沒了。

《閑話中國人》

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

後來，百家講壇的總策劃解如光看到節目，說“這個人就是我們要找的人，這個人有電視天賦”，就來聯系我，是這麼個來龍去脈。後來，他們甚至總結出“易中天談話法”，就是面對電視鏡頭該如何談話——一開始，就必須把觀點亮出來，然後有時間再論證，沒時間就别論證。媒體不是做學術研究，不要從前三皇、後五帝說起，那完全是兩回事。

新京報：百家講壇從2001年就有了，不溫不火好幾年，甚至有諾貝爾獎得主去主講，也沒能火起來。為什麼你的“品三國”、“漢代風雲人物”能火，總結過原因嗎？

易中天：我自己總結的就是三個字，“說人話”。很多人聽了可能會不高興，難道别人說的都不是人話嗎？其實，很多人說的是官話、套話、空話、假話、廢話。崔永元當時為什麼成功？就是因為他說人話。崔永元的勝利，就是人話對官腔的勝利，這馬上又牽涉到體制問題了。

三、“學術明星”就是峨眉山的猴子

新京報：這個節目火起來之後，你開始生活在聚光燈之下，被媒體轟炸。當時是疲于應付，還是能欣然接受？

易中天：2006年和2007年，基本上是被媒體圍剿的狀态。我隻秉承一條原則，就是說真話，不裝。有人質疑說，說真話怎麼可能？說真話是有危險的。我告訴他，康德說過，“一個人所說的必須真實，但是，沒有義務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就說那些沒有風險的真話就行了，真是底線。

我記得，有一次在央視“新聞會客廳”做節目，主持人李小萌問了我最後一個問題，“自從上了百家講壇，你就火了，這個現象對于社會可能的不良影響是什麼？對你自己的好處又是什麼？”我說，“可能的不良影響是大家認為可以不讀書，隻要看電視就行了；對我的好處，那就是錢多了呗。”她說，“好，謝謝你，我們的采訪結束了。”問不下去了。從台上下來之後，李小萌說，“你太厲害了。”

實際上，媒體記者最希望你撒謊，你撒謊，他就好一步步追問下去，如果你一開始把底兜出來，那就隻能是“好，謝謝你接受我的采訪”，就這麼簡單。那時候不懷好意的人真是太多了。所以，我現在看到很多人的危機公關，真是覺得好笑，怎麼能這麼愚蠢。

新京報：你對“學術明星”、“學術超男”這樣的标簽會反感、抵觸嗎？

易中天：我幹脆給自己貼一個标簽“峨眉山的猴子”，我甯肯要這個标簽。媒體是一定要給你貼标簽的，不貼标簽，他就沒辦法下嘴，因為大家都要吃飯嘛。

我非常欣賞一位電影明星的對話，有記者問他，“你會去看醫生嗎？”他說，“我當然會，因為醫生要活着。”記者又問，“那醫生給你開的藥，你會去取嗎？”他說：“我當然會取，因為藥房也要活着。”記者繼續問，“那這些藥你吃嗎？”他說：“我不會吃，因為我要活着。”記者說，“不好意思，請原諒我問這樣的問題。”他說，“沒關系，因為你也要活着。”非常精彩！

後來，我慢慢地跟媒體達成一種默契，反正我知道你想要什麼，如果你真的态度友好，我會配合你，把你要的東西給你，甚至幫你把标題都取好。因為你要活着，我們都要活着。但是，如果來挑釁的話，那我也毫不客氣，到最後看誰狼狽。

《百家講壇》中的易中天

四、作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棄民”

新京報：你對媒體非常在行，有沒有專門研究過傳播？

易中天：幹嘛要去研究？這就是天賦，沒有辦法。我的微信公衆号上的文章，篇篇點擊量都10萬加，我們現在每次發文章隻計算一件事情，就是多長時間達到10萬 ，最快的紀錄是30分鐘。我們的粉絲量不大，隻有幾百萬，但是我們達到10萬 的速度，不亞于千萬級的大号。而且我是服務号，不是訂閱号，服務号一個月隻有四期，這可跟百家講壇半毛錢關系都沒有。

傳媒有一個演變過程。最早的是報紙，在報紙的黃金時代，“見報”兩個字是可以吓死人的。然後進入電視時代，有了電視，報紙就沒有那麼多受衆了。後來進入互聯網，有了博客、微博、微信。報紙和電視，我們稱之為傳統媒體或者大衆媒體，博客、微博、微信則是自媒體或社交媒體。

1995年以後出生的，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1970年到1995年出生的，是PC機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移民”；1950年到1970年出生的，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難民”；1950年以前的，像我這樣，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棄民”，已經被時代抛棄了。但是，我能做到篇篇10萬 ，而且隻計算速度，你不覺得很牛嗎？

新京報：現在十多年過去了，回頭來看百家講壇的經曆，它對你人生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易中天：我就自由了，至少可以不用為了謀生而怎麼着，我終于等到了這一天。我現在愛幹嘛就幹嘛。當然，這種巨大的名聲和影響力也是雙刃劍，有正面影響，肯定也有負面影響，肯定有人不以為然，各種看不慣。比如，說我是某某某之流。媒體時代，真的是魚龍混雜。出來混，總是要還的。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

新京報：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沒有在58歲的時候登上百家講壇，你往後的人生會怎樣？會還是一個普通教書先生嗎？

易中天：隻能這麼說，如果沒有現代傳媒，恐怕是不會有什麼變化。要用“現代傳媒”來代替“百家講壇”，包括博客、微博、微信公衆号和報紙。現在進行的《中華史》寫作，就跟電視沒什麼關系，它是屬于另一個時代，已經不是電視傳媒時代的語言，不過它也不是微信公号體，它應該是介于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之間，更像是微電影。不要把功勞都算到百家講壇上去了，這要懂得所有的傳媒才行，隻懂一種傳媒方式是做不好的。

從曆史來看，傳媒技術的改變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改變了我一個人，而是改變了整個社會。你想，宋代如果沒有雕版印刷術，朱熹就絕對不是朱熹。漢唐兩代為什麼沒有什麼思想家？就是因為沒有傳播手段，靠抄書是很難傳播的。

新京報：那為什麼在春秋戰國時代，雅斯貝斯所說的軸心時代，能夠在東西方同時産生那麼多思想家？

易中天：有兩個條件，一個是社會轉型，一個是言論自由。說“春秋戰國”，實際上主要是戰國，隻有孔子一個人是春秋的，其他諸子都是戰國的。戰國和秦漢的一個重要區别，是知識分子都是“毛”，但是“皮”有很多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戰國的“皮”有很多，“皮”要靠“毛”才能牛起來，才能在激烈的競争中至少保證存活，因為那是一個兼并的時代，是你死我活的時代。所以，戰國的諸侯、士大夫都要善待那些“毛”，“毛”就能跑來跑去，“朝秦暮楚”，所以能出思想。秦以後，“皮”隻有一張了，就很難出思想。

即便出來以後，也還有一個傳播的問題。南宋程朱理學之所以能取得那麼高的地位，與雕版印刷術的發明關系極大。當時，朱熹的書有大量盜版，朱熹為盜版書不知道打了多少回官司，那個盜版集團就在福建。所以，福建是中國盜版集團的發源地。一般，好書的版要用好木頭來雕，但是好木頭硬，雕起來慢。盜版書商就用最松軟的木頭，雕得快，又用最便宜的麻紗紙，所以叫做麻紗版。技術真的可以改變傳播，不過，活字印刷對中華文明的促進作用，反而不如對西方文明大，因為西方用的是拼音文字，活字用起來方便，拼起來很快，而漢字用活字來拼其實成本挺高的，不如雕版快。

所以，真正起作用的是雕版印刷，它把朱熹這批人的命運改變了，這是第一次傳播革命。第二次傳播革命是報紙的出現，從魯迅、張恨水到金庸的小說，都是先在報紙的文化副刊上連載。報紙的版面有限，所以，連載的小說要在每次的結尾留一個扣兒，留個懸念。這種寫作方法對我是有影響的。後來電視和互聯網的出現，又改了一回。

五、專業的非專業主義者

新京報：你曾經說自己是一個不太喜歡參與組織和團體的人，不喜歡被前呼後擁，當你天天被媒體纏着，會有不适嗎？

易中天：那也沒有。因為我很簡單，媒體不管問什麼，我都說真話。隻要做真實的我就行了，其他無所謂。但老實說，會因此多一份謹慎。我不喜歡那種場合，但不等于畏懼。兵來将擋，水來土淹，見招拆招。我自己的定位，叫做“吃皇糧”的文化個體戶，我還有一份“皇糧”吃，還有退休工資、養老保險，還有體制内的福利分房。

新京報：這種狀态挺好的，因為學問不是靠圈子的力量做出來的，真正好的作家、學者都是“個體戶”。在我看來，你并不屬于哪個圈子，你跟曆史學界的交往也并不密切。但在你文集的首發式上，來了很多經濟學、法學、哲學家，你的著作裡也會廣泛涉及經濟、政治、法學、哲學、藝術等領域的内容，你的學術旨趣是如何一步步拓展的？

易中天：我覺得是必須通的，當你必須要有某方面知識的時候，自然就會跨過去。比如，寫南宋不可能不寫經濟史，那就要去讀經濟方面的著作；寫關于美國立憲過程的《費城風雲》，就必須去了解相關的法律和政治知識。

我一直主張通識教育，反對專業教育。我認為，大學本科就應該全部是通識教育，到碩士、博士階段才應該分專業。不過，雖然我是一個非專業主義者，但我幹什麼事情都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絕不可能說就做自己那一部分，剩下的交給專業人士去做。

比方說做百家講壇，我就要把電視是怎麼回事弄清楚。所以，李小萌問我，“我們電視這一行，你還有什麼不懂？”我說，“非線啊。”她驚訝地說，“非線你都知道？”非線，就是非線性編輯的簡稱。

出書也一樣，我一定要把出版的所有環節都弄清楚，這是一個做事的習慣。最近，陳樂民先生的書畫集出版，我看到書就跟編輯講，“這本書16開，裸背，精裝，20.5個印張，定價98塊，不貴啊。”很少有作者能做到這樣。

六、以偵探小說的方式寫《中華史》

新京報：我們現在來談一談《中華史》，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想法來寫這個書？

易中天：很早，我一直想寫，其實《帝國的終結》已經是一個大綱，我覺得我們大多數中國人其實都不了解中國。大多數的中國通史，也都不能讓人滿意。我一直在做美學研究，我的一個美學觀念是：形式是第一位的。這和傳統的文藝理論相反，傳統的文藝理論是内容決定形式，而我認為是形式決定内容，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形式，那就不要做。

比方說做媒體，很多人是寫好文章以後，再去取标題。我不反對标題黨，相反，我認為标題黨很重要，隻有好的标題黨和差的标題黨之分，不做标題黨是不懂傳媒。我現在已經發展到有了标題，才寫文章，如果沒有好标題，這篇文章就不做了。寫《中華史》也是，我要找到第一句話，第一句話出不來，是不寫的。有了第一句話，才有創作的沖動。這有點像藝術家，藝術家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

易中天中華史 · 《從春秋到戰國》

浙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

新京報：近年，新推出的中國通史，如蔔憲群主編的《中國通史》，趙世瑜、王和等人主編的《中國大通史》，以及蔔正民主編的《哈佛中國史》等，多為集合衆多斷代史學者之力的集體工程。你并非曆史科班出身，以一己之力挑戰通史寫作，會不會擔心跟斷代史學者的作品比不夠專業？

易中天：首先，我不會去比，我們的目标是不一樣的，好比說一個要到廣州，一個要到上海，隻要達到各自的目的就行了，不具有可比性。每個著作都有自己的目的，我不知道他們的目的是什麼，我的目的就是在書的總序裡說的，要搞清楚三千七百年來我們的命運和選擇，搞清楚這條路是怎麼走過來的，為什麼會這樣走。搞清楚以後，我可能還是給不出将來會怎麼樣的答案，但是至少知道現在是怎麼回事，隻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行了。

而且，在達到目的的同時，不能有任何學術硬傷。我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我做的很多東西不比搞專業的人差，比如寫王安石變法，我做的年表都精确到日了，哪年哪月哪日發生了什麼事都弄清楚了，有幾個人做過這樣的功夫？有什麼可挑剔的？總不能要求我扛個鋤頭去挖東西吧？我基本隻看一手資料，《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肯定要看，史學界一些靠得住的學者的研究也會看，且都會有注釋。那些通俗的曆史書，則肯定不看。

新京報：你說是以偵探小說“走格子”的方法來寫這套書。在每一節的結尾都會設置懸念，在下一節的開頭再把問題給解答了，這樣環環相扣，能讓人一口氣把書讀完，而且它也不厚。

易中天：對，當時我和果麥公司的路金波商定，把每本書的厚度設定為從北京到上海一個航程可以讀完，包括書的大小輕重全部都考慮進去了。我不敢說這是截至目前為止寫得最好的中華史，但我敢說是最貼心的，處處都替讀者想到了。這是沒有幾個人能做到的，不是做不到，而是根本沒有這麼想過。我一定會去想，這個地方讀者會不會有閱讀障礙？需不需要解釋？會不會疲勞？需不需要讓他解除一下疲勞，加個小段子或者有點趣味的東西？當然這些東西也一定是曆史上有記載的，不是我編造出來的。

新京報：設置結構和懸念，有沒有什麼獨門秘笈？

易中天：實話說，那是從上帝那裡下載的，真的。就是突然腦子裡會蹦出一句話，沒人知道是哪裡來的？我就認為是上帝那來的。比如《三國紀》的第一句話，“漢靈帝去世那個月的洛陽，滿城都是殺氣”，這句話就是突然間從腦子裡冒出來的。你如果去采訪一些詩人，詩人都會這樣回答你，他可能也不知道靈感從哪來的。

新京報：所以會有詩人說，“上帝啊，求你賜我一句詩吧。”

易中天：對。當突然間有這麼一句話，我會把它記下來。

七、如何寫出既可靠又好看的曆史

新京報：在你看來，作家寫史的優勢和劣勢是什麼？

易中天：一般來說，我不建議作家寫史，因為容易跑偏，寫史還是要有專業訓練。我雖然不是曆史系畢業，但我學的是文學史，也是史嘛！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導師要求很嚴格。論文當中，寫“漢代”、“晉代”或“宋代”都算錯誤，必須寫清楚是西漢還是東漢，西晉還是東晉，北宋還是南宋。寫先秦還必須有文字學和訓诂學的功底，這種嚴格的訓練，非科班出身的作家多半沒有。寫作既可靠又好看的曆史讀物，純作家不行，純學者也不行，必須是學者型作家或者作家型學者。

純學者的著作，可以隻在小範圍内傳播，供同行閱讀，不需要大衆閱讀，而作家是需要大衆閱讀的。真正的作家，一定是洞悉人性、注重細節、和讀者貼心的。這就是作家寫曆史的優勢，但是必須警惕一條——不能夠随心所欲地虛構，不能想當然，一定要做笨功夫。在我這兒，第一個“笨功夫”就是年表。我的《中華史》，每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做年表，這也是從偵探小說那裡學來的。我不記得是哪一本書小說，偵探反複地調看錄像，後來發現店裡的錄像和街頭錄像差了幾秒鐘，發現做了手腳，從而把案子破了。

做曆史研究也是如此，比如，史學界都認同一個說法：呂惠卿出賣了王安石，證據就是呂惠卿給宋神宗上了奏折，提供了王安石給他的私信，私信裡面有“勿使上知”（不要讓皇上知道）四個字，這是欺君之罪。很多學者都采信這個說法，我做了年表以後發現，所謂呂惠卿的舉報和王安石被罷相差了半年。這麼大的罪名，半年以後才處分，是講不通的。我馬上又查到資料，陸遊的祖父陸佃當時就不相信，他打報告給太皇太後，（神宗皇帝去世以後，哲宗年幼，太皇太後執政）說能不能把所有的檔案調出來給我們看一看，太皇太後同意了。檔案調出來以後，翻遍了都沒找到這封信。太皇太後是不喜歡王安石和呂惠卿的，如果呂惠卿真的幹了這麼一件缺德事，這個證據怎麼會銷毀呢？不可能嘛，所以，可以斷定這封信是假的。

新京報：寫作《中華史》，你對自己有些什麼要求？

易中天：第一個要求，是要像好的偵探一樣，具備直覺、邏輯和證據；第二，是要像考古學家一樣，去找到實實在在的可靠的證據，如果證據本身存疑，那我會向讀者交待有各種可能，讀者可以自己去做判斷，我絕不下結論，而且，我對所有曆史人物，包括被負面評價的人物，一律遵從無罪推定的原則；第三，是要求整個故事結構要像電影，要借鑒電影的藝術手法，要有蒙太奇，要有畫面感和氛圍。

像《百家争鳴》的第一句話是，“莊子一身劍客裝束，大步流星走到了王的面前。趙王按劍以待。”畫面感是很強的。我也可能采取倒叙，比如《女皇武則天》的第一句話，“據說，女皇陛下又要選美了。”從武則天選男寵入題，這是一般學者不會采用的手法，在我這卻百不驚奇。

易中天中華史 · 《百家争鳴》

浙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

新京報：太強的藝術性，可能會讓讀者擔心内容的真實可靠性。

易中天：我全部加注，像博士論文一樣密密麻麻地加注，所有的出處都标出來。我隻能做到這一步了，我不能保證它就是曆史真相，因為當事人的記錄可能就有誤，但是我保證每一個說法都是有來曆的，而且是相對可靠的來曆。我盡量不用野史，如果用野史的話，也是這個地方需要輕松一下，但我也會标注出來。

新京報：《中華史》最難寫的是哪個部分？

易中天：最難寫的經濟史，經濟史要寫得好看實在太難了。比如，《大宋革新》《風流南宋》裡面講宋代人如何炒股，那都是有證據的。我的經濟史會這樣寫，“林沖出場的時候，手上拿了一把折扇。”林沖是大家熟悉的《水浒傳》中的人物，他拿了一把扇子出來。然後我說，這把扇子是進口貨，這說明宋代的海外貿易是很繁榮的。在宋代以前，中國的扇子主要有兩種，一種叫羽扇，所謂“羽扇綸巾”，是男人用的；還有一種叫團扇，是女人用來遮面的。而折扇是日本人發明的。用這樣的一個細節來引出宋代的海外貿易，這就很有意思。

往往寫經濟史的人會寫一堆數字，讀者怎麼看得懂呢？我如果要寫數字，一定會有一個類比。比方說面積，我會告訴讀者，“就相當于十個籃球場”；寫到年份，我會交代一句，“也就是孔子七歲那年”，這樣大家就能有個大緻的概念。

八、守住人類共同價值和底線

新京報：曾有人說，“人類從曆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不會吸取任何曆史教訓。”你也反複引用《阿房宮賦》裡的話，“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中國人自古有重視曆史的傳統，希望能以史為鑒，卻又常常“重蹈曆史覆轍”、出現“與曆史驚人的相似”的局面，從功利主義角度來看，以古鑒今是可能的嗎？

易中天：找到借鑒當然是可能的，至少理論上是可能的，就好比從理論上講，所有的案子都是能破的，但不等于實際上所有的案子都破了。為什麼曆史上的很多錯誤都在重演？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案子破不了或者最後搞錯了。原因是複雜多樣的，其中一種原因是，人們在找經驗教訓的時候是有選擇性的，總是去找那些自己聽起來順耳的部分，那樣肯定不行。我們經常說“盲人摸象”，摸的雖然是真象，但隻是局部，所以最後的結論是不對的，很少有人能把象全摸一遍。

而且，如果決策者都要依靠别人去幫他尋找曆史教訓，而這個“别人”又是揣摩上意的，那還會産生誤導。實際上，曆朝曆代在總結前朝教訓的時候，真的都是盲人摸象。比如，宋代總結唐代滅亡的教訓，是軍隊權力不能太大，結果宋代把軍隊搞弱了；明代又總結宋代的教訓，是文官的權力不能太大，結果把宰相制度廢除了。人們總是在錯誤地總結教訓，所以我要寫這部《中華史》，做一個純粹隻以破案為目的的偵探，把全部曆史過程都弄清楚。

新京報：你研究過中國和美國史，中國有3700年未中斷的曆史，而美國隻有200多年的建國史。你覺得“悠久”的曆史到底是一種資源，還是一個包袱？

易中天：用的好就是資源，用得不好就是包袱。要想用得好，就是得找到中華文明當中和全人類共同價值相通的東西。站在人類文明的高度來看中華文明，把人類五千年文明作為背景，守住共同的底線，找到最大公約數。這個最大公約數，我稱之為“共同價值”。如果能守住中華文明當中的這部分人類共同價值，那我們的曆史就是寶貴财富。一旦要故意跟人類文明擰着來，那就一定是包袱。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無論實行何種制度和主義，都會有一些共通的價值取向。比如，孔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說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比如說提倡愛，不要提倡仇恨，也是全世界都會同意的。儒家講“仁愛”，墨家講“兼愛”，佛教講“慈愛”，基督教講“博愛”，伊斯蘭教講“至仁至慈”，都是講愛的。也就是說，愛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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