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對非洲文學感興趣，如果你也關注傳統繼承、身份認同和女性書寫，你應該讀一讀米亞·科托。

米亞·科托是當代葡語文壇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也被公認為最重要也是被翻譯最多的莫桑比克作家。30餘載的文學創作生涯中，米亞·科托在詩歌、雜文、短篇小說及長篇小說領域均有優秀作品。他在2013年獲得葡語文學最重要獎項卡蒙斯文學獎。近年來也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候選人之一。經中信大方授權，本文轉載米亞·科托《夢遊之地》中譯本的譯後記。

莫桑比克作家米亞·科托（Mia Couto）

安東尼奧 · 埃米利奧 · 萊特 · 科托，1955年生于莫桑比克的第二大城貝拉。以米亞 · 科托這個筆名，他為世人所知。作為葡萄牙殖民者之子，一如很多生于莫桑比克的葡萄牙後裔，年輕時他是一位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對當時葡萄牙薩拉查獨裁政府的“新國家”持否定态度。

但是，有一點他卻與其他葡萄牙後裔不同：他同時是一位堅定的反殖民主義者。因此，上大學時他便成為了莫桑比克解放陣線（Frelimo，下稱“莫解陣線”）的支持者，加入了這個領導民族解放運動的政黨。為了完成莫解陣線的委托，他放棄大學學業，“滲透”進殖民者把持的國家電台，成為一名記者，以期獨立之後接管宣傳機構。

正因為他是堅定的反殖民主義者，當197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獲得獨立，其他葡萄牙後裔因為種種因素紛紛返回前宗主國之時，米亞 · 科托卻選擇留下，自願成為莫桑比克人。1985年，他重返大學，選擇了生物學作為主修專業，最終成為全國知名的生物學家，在生态學與環境保護方面做出了很多貢獻。

在國界之外，他的身份是“莫桑比克整個國家的陊譯者”，承載着将莫桑比克展示給全世界的重責。他理解自己的文化責任，但也清楚地意識到這或許限制了外界真正理解莫桑比克。他拒絕一切标簽，拒絕一切二元對立，比如試圖将其田園牧歌化或本質化的“非洲作家”标簽，比如将魔幻與現實截然對立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家”标簽。

米亞·科托介紹他的著作

米亞 · 科托的寫作生涯開始于1986年，在這一年，他的短篇小說集《入夜的聲音》由葡萄牙Caminho出版社發行。1992年，長篇處女作《夢遊之地》出版。2009年，《耶稣撒冷》問世。《母獅的忏悔》于2012年付梓。這三部目前在中國出版的作品時間跨度長達二十年，若是細心閱讀，不難發現米亞 · 科托文學觀念的發展與嬗變。

倘若我們把目光延伸到他剛剛完成的“帝國三部曲”，在三十餘年這個更長的時間段中考察，或許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米亞 · 科托的文學創作從僭越語言的邊界轉向了圓融純熟的叙事探索，從民族身份建構的象征表達轉入了對曆史的深入鈎沉。

傳統與現代

《夢遊之地》

[莫桑比克]米亞·科托 著

闵雪飛 譯

中信出版·大方 2018年10月

《夢遊之地》出版于1992年，以長達十六年的莫桑比克内戰為背景。從1976年到1992年，莫解陣線與莫桑比克全國抵抗運動（Renamo，下稱“莫全國抵抗”）兩大陣營對峙、殘殺，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内戰的原因非常複雜，首先表現為外部勢力的影響和幹涉，正如小說中所說，“這場戰亂是從外部來的，是喪失了特權的人帶來的”，但同時也是複雜的國内矛盾的體現。

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獨立後接管政權的莫解陣線急于以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為樣本建立民族國家，未能充分尊重非洲獨特的傳統與價值觀。“消滅部落，建立國家”是獨立英雄薩莫拉 · 馬謝爾（Samora Machel）及其領導的莫解陣線——米亞 · 科托一度加入而又最終退出的政黨——的執政方針。這種滅絕傳統與曆史的現代化之路激起了很多莫桑比克人的反感，尤其在農村地區，一定程度上給莫全國抵抗的勢力增長提供了機會，最終導緻了内戰的爆發。

1990年，和平協議簽署之前兩年，米亞 · 科托開始撰寫《夢遊之地》，希望在記錄慘痛曆史的同時進行反思。所以，在這本書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面對莫解陣線的社會主義實踐，米亞 · 科托表達了他的基本觀點：要尊重傳統，尊重土著語言，尊重曆史，這是我們不能拔除的根。

因此，在小說中，“傳統”一再出現，對“傳統”的尊重與違背構成了人物與事件發展的動機。比如，木丁賈稱呼圖阿伊為“叔叔”，圖阿伊特别讨厭這個稱呼，但是木丁賈堅持，因為“這樣叫是遵照傳統”。在肯祖和法麗達的形象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對切割與“傳統”之間聯系的不滿。肯祖和法麗達，一個由神父阿方索教養成人，另一個由一對葡萄牙殖民者撫養長大。他們是同一種人：被西方文明同化的黑人。他們雖然懂得土著語言，卻隻能用葡萄牙語做夢，因此喪失了文化之根，隻能成為身份混亂的彷徨之人，徒然地在兩個世界之間往返。肯祖的亡父塔伊姆的幽靈一再襲擾他，讓他失去了做夢的能力，某種程度上，是對他不尊重傳統的懲罰。在這部小說中，海洋與陸地，構成了現代與傳統的象征。如果失去了與祖先的連接，那麼我們就如書中的肯祖，再也無法踏上陸地，隻能在海上漂泊；或者，就像法麗達，無法返回陸地，隻能存身在一條觸礁的船上。

小說的結尾，肯祖在夢中見證了巫師的作法。通過一段詩化的獨白，巫師試圖恢複與曆史、過去及傳統的聯系，唯有這樣，才能結束悲戚的過往，創造出嶄新的世界。這同樣是米亞 · 科托的訴求：

“然而，最終，将剩下一個如現在一般的清晨，充滿了新生的光，會聽到了一個遙遠的聲音，仿佛是我們成為人類之前的記憶。一首柔美的歌響起，這是第一位母親溫柔的搖籃曲。是的，這首歌是我們的，是對根的記憶，它深深紮下，誰也不能替我們拔除。這個聲音給我們力量重新開始。”

文學可以超越國界與時空。中國和莫桑比克，盡管距離遙遠，但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都面臨對“傳統”的選擇。某種程度上，我們這個國家實現了莫桑比克解放陣線當時的目标。也許，這是我們的成功，但同時，也可能是我們的失敗。我們付出了傳統的代價，獲得了今天的現代化。然而，我們是不是也失去了與先祖的連接，再也不能懂得他們的語言？我們是不是無法再去返回自己的根，彷徨無依，一如肯祖和法麗達？我們是不是也同樣失去了做夢的能力？在翻譯米亞 · 科托《夢遊之地》過程中，這些問題如同塔伊姆的亡靈一般襲擾着我，而我卻無力給出回答。

父權崩潰與女性書寫

《耶稣撒冷》

[莫桑比克]米亞·科托 著

樊星 譯

中信出版·大方 2018年8月

2009年，米亞 · 科托出版了《耶稣撒冷》。相比《夢遊之地》，米亞 · 科托對于傳統的态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耶稣撒冷是一個巨大的隐喻，象征父權制度失效的國家，充斥着肉眼可見的混亂與無序。《耶稣撒冷》是米亞 · 科托對莫桑比克的父權制批評得最激烈的文本，作家質疑了莫桑比克的很多傳統，尤其是對婦女的壓迫。這種情況下，需要外力，或者說，外部文明的介入，形成沖擊與變革，消滅傳統中的壓迫性成分。因此，在這本書中，他創造了一個象征性的白人女性形象，一方面講述自身的經驗，傳播自己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勇敢地挑戰莫桑比克社會的父權機制。

耶稣撒冷隻有五個男人和一頭母騾，是一處完全沒有任何女性存在的絕對父權的空間。希爾維斯特勒 · 維塔裡希奧是至高無上的家長。他說外面的世界沒有人了，耶稣撒冷是一處綠洲，在這裡，時間都停止了。他的話不容置疑。然而，在葡萄牙女人瑪爾達出現後，這種建構于謊言上的“真實”立即土崩瓦解。瑪爾達揭露出耶稣撒冷的建立其實源起于一個巨大的創傷，這就是姆萬尼托的母親朵爾達爾瑪的殘酷死亡。

耶稣撒冷是莫桑比克的完全象征，是一個建基于父權制基礎上的脆弱社會，統治完全失效。大家長幾乎是一個瘋子，是雖然在位但實際上缺席的父親。他時刻需要一個小孩子——調試寂靜者——的安慰和協助。唯有在寂靜之下，他的謊言才能成立。一旦聲音介入，這個虛假的世界就會全盤崩塌。

因此，在這本書中，女性的作用是書寫。唯有通過書寫，才能建構話語與聲音，挑戰沉默與寂靜控制的虛假真實。女性書寫主要體現在兩處：首先，每一章之前的題記，都是女性詩人的作品。這一點顯然經過精心設計。其次，瑪爾達的信，是純然的女性書寫。我想，米亞 · 科托一定認為女性的書寫是一條自我解放之路，隻有找到了自己的聲音，才能終結父權制的殘暴。

在這方面，他接近了我摯愛的克拉麗絲 · 李斯佩克朵。這也是他所引用的所有女詩人的共同追求，這也是我的追求，作為女性與女性主義者。我們共同面對索菲娅 · 安德雷森的疑問：

“我聆聽，卻不知道，我聽到的是寂靜，抑或上帝”；我們的命途一如阿德裡娅 · 普拉托的預言：“要麼瘋狂，要麼成聖”；我們經曆着希爾達 · 希爾斯特坦陳的痛苦：“痛苦，因為愛你，如果能使你感動。自身為水，親愛的，卻想成為大地”；我們疏離的生活正如索菲娅 · 安德雷森的描述：“你在反面生活，不斷地逆向旅行，你不需要你自己，你是你自己的鳏夫”。

孤絕與團結

馬琳 譯

中信出版·大方 2018年5月

《母獅的忏悔》于2012年出版。在《耶稣撒冷》中，已經出現了朵爾達爾瑪這個因針對女性的性暴力而死亡的角色。在《母獅的忏悔》中，作家在婦女權益方面的思考繼續向前發展。獨立之初，莫解陣線意圖在農村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盡管在他們的綱領中有婦女解放的内容，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女性的訴求并未在考慮之中，女性隻是子宮的攜帶者。

如今，盡管莫桑比克的内戰已經結束多年，國家實行了多黨制，但是以馬裡阿瑪為代表的農村女性，依然承受着傳統、父權與性暴力的壓迫。女性依舊隻具有功用性。倘若一位女性如馬裡阿瑪一般不育，她便沒有任何用處，甚至不被認為是女人。

我的專業研究領域是女性文學。相比男性作家，我對女性作家更為熟悉，對莫桑比克文學也是如此。我必須提及保利娜 · 希吉娅尼（Paulina Chiziane），一位非常出色的莫桑比克女作家，作為米亞 · 科托的對照與補充，以深入地讨論《母獅的忏悔》。

保利娜 · 希吉娅尼是黑人，女性，母語為非洲土著語言，葡語是後學的；米亞 · 科托先生是白人，男性，母語是葡萄牙語。兩個人都曾積極參加過莫解陣線，後來先後退出。因此，這兩個作家在身份上互為補充，構成了完整的莫桑比克文學圖景。

保利娜 · 希吉娅尼在其代表作《風中的愛歌》中，講述了一位女性薩爾娜烏（Sarnau）的一生。她和馬裡阿瑪一樣，同樣生活在莫桑比克北部。與更多接受天主教影響的南部相比，在北部，傳統的勢力更為強大，婦女買賣與一夫多妻制盛行。薩爾娜烏的成長經曆了戀愛、獻身、被抛棄、流産、被買賣、一夫多妻、家庭暴力、生産、難産、私奔、再次被抛棄、賣淫等種種磨難，可以說，一位女性因為性别所能遭遇的全部痛苦她都承受過。她最終依靠賣淫償還了前任丈夫的彩禮，獲得了解放與自由。

無論是《風中的愛歌》，還是《母獅的忏悔》，某種意義上，都可以視為一種“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這本是源自于德國的一種亞文類，當然，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成長小說”術語與當時德國緻力于培養良好“市民”的文學類型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距離。《風中的愛歌》講述了薩爾娜烏的成長，《母獅的忏悔》展現了馬裡阿瑪的成長。所以，這兩部作品可以認為是“女性成長小說”。

巴西學者克裡斯蒂娜 · 費雷拉—平托曾經對男性成長小說與女性成長小說做出區分。她認為，男性成長小說總是以主人公在富有見識的年長“導師”的帶領下，接受既定的價值觀，融入社會而告終；而女性成長小說，卻總是以女性主人公疏離社會而告終，或者是死亡，或者是出走。換句話說，一旦女性覺醒，就再也不能容忍這個社會了，而社會也再也不能容忍她們了。

薩爾娜烏孤絕地走向賣淫之路，邊緣化的結局完全符合這個區分。我第一次閱讀《母獅的忏悔》時，當我看到獵人阿爾坎如最終将馬裡阿瑪帶出庫魯瑪尼，我并不服氣這個結局。我無法接受男性的阿爾坎如是拯救者而女性的馬裡阿瑪是被拯救者這種設定。因為，這意味着将主動權拱手讓人，如果女性始終期待更強大者“拯救”自己，她就喪失了自我拯救的能力與機會。而且我相當懷疑，已經在固有的社會結構中占有特權的男性，是否有覺悟與可能主動讓渡權力。我認為這種事絕不可能發生。如果婦女想要獲得徹底的解放，需要在自我覺醒的基礎上發生一場摧枯拉朽的革命。

但是，當我再次閱讀這本小說，當那堵建在我内心之中的性别二元對立之牆崩塌之時，我忽然發現，這并非是阿爾坎如的單向拯救，而是彼此的救贖。阿爾坎如與馬裡阿瑪，是雌雄同株的共生體。或許，《風中的愛歌》的結局更接近血淋淋的真實，而《母獅的忏悔》的結局更似一個烏托邦一般的願景。獵人阿爾坎如的形象與作家米亞 · 科托合二為一，代表願意為推進女性解放事業，亦即全人類的解放事業而發聲的所有人。這件事無關男女，隻需攜手同行。

因此，我建議所有的男士認真閱讀《母獅的忏悔》，面對隻有義務而沒有社會支援的對女性發展造成巨大影響的生育傳統，面對旨在保護你們的母親、姐妹、妻子、女兒不受侵害的一切運動，如獵人阿爾坎如與作家米亞 · 科托一樣，伸出你們的手，為了所有人的福祉，行動、發聲。在争取女性自由與解放的事業中，女性不能孤獨前進。我們呼籲solidarity，所有人的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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