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是曆史學家黃仁宇的成名作，有人說“生平不讀十五年，就稱明粉也枉然”，《人民的名義》中高玉良和侯亮平都是它的忠實粉，那麼，這本書講的什麼？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從名字上看，黃仁宇講的是明朝萬曆十五年發生的事情，他的開場白是這樣的：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幹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升平，全年并無大事可叙……總之，在曆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黃仁宇先生選取了最平淡的一年，去除了一切突發事件的可能性，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帝國的運作面貌，從而歸納出中國是一個依靠道德而不是技術在運轉的社會，這種社會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潰。

黃仁宇先生以六個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來解釋這一觀點。

要讓領導先走，第一篇是：萬曆皇帝。

開篇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萬曆十五年的三月二日，一大堆官員聽說午朝，滿頭大汗跑到端門，發現沒有任何要開會的樣子。顯然，這是出了烏龍。但接下來，萬曆皇帝很生氣，竟然扣全體官員的工資。

黃仁宇先生為什麼要寫這件事情？顯然，他是要告訴讀者，明朝萬曆的管理已經失去了控制，連開會這種事情都組織不好了。

對此，萬曆皇帝當然勃然大怒。但是，這個龐大的機構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

很多史書把問題推到了萬曆皇帝身上，因為萬曆皇帝是有名的曠工皇帝。正是因為他開會不規律，所以才會出烏龍。

但黃仁宇先生并不這樣認為。他說：看了我的論述，你可能對萬曆皇帝更多的是同情。因為萬曆同樣是一個失去技術手段的皇朝的犧牲品。

文章用很大的篇幅描寫了皇朝的禮儀，比如上朝時，萬曆戴着綴有十二串珍珠的冕，像戴了一塊瓦片，極不舒服，但這是必須的，因為這象征着皇權。而皇帝絕大部分的精力，就這樣用在維持禮的存在。剩下的一小部分精力，又要處理明朝官員無休止的争議。

這樣一來，原本希望大幹一場的萬曆就不得不發現，他隻是一輛老舊車子上的零件，做着早已經規定好的動作，一旦想自己設計兩個動作，這輛車子的其它部件就會集體抗議。

一開始，萬曆以為反對來自張居正。

張居正是他的老師，也是萬曆前期的掌權者。萬曆很長一段時間生存在其陰影之下。張居正死後，萬曆開始借打倒張居正，宣告自己的權力與權威。

但萬曆很快發現，打倒張居正之後，他面對的是更為龐大的官宦集團。以前這個集團以張居正為目标，現在張居正倒了，隻好把火力集中在萬曆身上。可以說，打倒了一個張居正，一百個張居正站了起來。

此外，黃仁宇先生還介紹了萬曆皇帝一個特殊的情況：他的婚姻生活。萬曆同志先是在自己母親的宮裡跟一個宮女王氏發生了關系，結果演變成狗血劇：泡妞泡成了老公以及喜當爹。宮女生下了常洛，是萬曆的長子。

萬曆很快就審美疲勞，愛上了一個稱為淑妃的鄭氏，并生下了朱常洵。萬曆試圖冊立朱常洵。因為這件事情，萬曆成為衆人攻擊的目标，文官集體發文章批判萬曆寵愛鄭氏冷落王氏。

可是！我跟哪個女朋友親近一點，關你們屁事！

無休止的禮儀，無休止的争論，無休止的指責，萬曆終于煩了。

黃仁宇寫道，萬曆十五年，萬曆皇帝主持殿試，題目是：無為而治。

讓你們吵！老子不跟你們玩了！

有一個人說，不行啊，這個遊戲還得接着玩，這個人叫申時行，第二篇的題目就是：首輔申時行。

在這一篇裡，黃仁宇細緻地描寫了申時行的工作，非常繁雜，非常沉悶，體現出一種昏昏欲睡的感覺。

這些細緻的描述，無一不在提醒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機構，它的主要目标已經不在于完成什麼工作，制定什麼計劃，而主要變成一些繁文缛節的儀式。這就是黃仁宇所說的，明朝失去了國家管理的關鍵：技術。

黃仁宇介紹道，申時行的重要工作内容，就是把皇帝當一個小孩去看，不停重複這個事情不能幹，那個事情不能幹。但萬曆恰恰是一個精力過剩的人。

申時行五十多歲，他要去約束一個三十歲的年輕人，力不從心。

但黃仁宇依然認為，申時行有他的價值，他的價值就是和事佬，他起着調和劑的作用。明朝的官員技術上不先進，但吵架個個都是先進标兵。所以申時行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怎麼調和各級官員的争議。他成了調解員，而不是帝國技術官。

申時行強調以德服人，申時行亦以德量人。評判一個官員的最高标準，是道德是否完備，而不是技術是否先進。調解的标準，也不是誰的論點更合理，而是論者的道德是否高尚。

事實上，所有的現代國家同樣有這樣的問題，過于關注道德，而忽視技術。

于是，這位萬曆十五年的内閣首輔，陷入道德的泥潭，他或許是最好的内閣首輔，同樣也是最壞的内閣首輔。

有沒有人試圖提高過帝國的技術？有的，這就是第三章：世間已無張居正。

張居正的離開，是明帝國的重大損失，也是不可避免的損失，

有意思的是，我們以為黃仁宇先生要介紹張居正了。不好意思，黃仁宇講起了萬曆皇帝。黃仁宇講萬曆因為立嫡問題，與群臣産生嫌隙，最後罷工不上班。黃仁宇講申時行在當糊工匠。黃仁宇講東林黨人之間的争論，黃仁宇甚至又把正德皇帝翻出來說了一通。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比，正德皇帝是典型的反叛者，是文官集團的挑戰者，他屢屢跳出文官給他劃的圈圈。他放着坐班制度不執行，翹班到蒙古打仗，放着五星級的辦公室皇宮不要，另修了一座豹房。

而萬曆是消極的，他的對策，就是我不上班。

講了這麼多，黃仁宇就是沒有講張居正。一個以張居正為章名的章節，沒有張居正，這合适嗎？如果你是小編，那就不合适，如果你是大伽，這太合适了。這正告訴你們，沒有張居正，朝中就是這麼的混亂。正好點了題：世間再無張居正。

第四篇比第三篇更怪，篇名叫：活着的祖宗。

這位活着的祖宗當然指萬曆，因為他不上班了。

萬曆為什麼成為活着的祖宗？因為文官，首先是申時行。黃仁宇先生在第二篇寫道，申時行是一個道德官員。但黃仁宇同時認為。申時行也是一位技術官員，或者說，他通過任命一些技術型的官員來改善或者維持明朝政府運轉的基本技術要求。

比如他任命了潘季訓治理黃河，比如他讓鄭雒經略北方的防護。

黃仁宇提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申時行在以外交的方式處理内政。内政仿佛就是一個多邊關系，裡面有不同力量的鬥争，而申時行的責任就是保持平衡。

在這樣的平衡下，皇帝變得無所作為，最終成為活着的祖宗，是朝臣供奉的一個活着的偶像，是一個可以上香、可以禱告的對象，但絕不是走下神台，親自過問具體事務的一個對象。

第五篇，終于來位大衆偶像了：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前面數篇，都是從皇帝、從内閣等高層管理機構去解讀明朝的運作機制，而海瑞是一個地方官僚。他代表着明朝所希望的地方樣闆：廉潔自律、公平公正。但黃仁宇卻說，海瑞是古怪的。

他全然無視官場的潛規矩，他極端的廉潔，他極端的誠實，有着道德上的潔癖。這樣的人，就是古代社會最推崇的道德樣闆。但就是這樣的海瑞依然無法挽救明朝的社會。

原因不是道德無用，而是道德無法推廣。固執于道德的海瑞終其一生都在同僚的怪異眼神裡度過，他成為了一個古怪的模範官僚，而不是一個能夠孵化更多海瑞的原型機。

所以黃仁宇先生用海瑞道德完備與備受指責兩個看似矛盾又合理的現象相互交叉叙述來完成了這一篇，再一次論證了道德于政府管理上的無力。

第六篇：戚繼光-狐獨的将領

黃仁宇給每個人都有一個定位，申時行是調解員，張居正是過去式，皇帝是活着的祖宗，海瑞是古怪的模範官僚，而戚繼光，是孤獨的将領。

他孤獨在哪裡？

他首先孤獨在明朝是一個重文輕武的時代。

黃仁宇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就是為什麼處于鼎盛的明朝不去攻打正四分五裂的日本，反而讓日本打到了明朝。我的個人看法是，土豪不會打劫窮鬼，隻有窮鬼才會打劫土豪。

黃仁宇先生則仔細分析了明朝的軍事制度，提出了他的見解。就是明朝的軍事制度不足以應對一場對外戰争，尤其是後勤保障。其次，明朝的将領選拔制度幾乎是世蔭制，這讓明朝中後期的名将尤其難得。

明朝隻需要打赢一場戰鬥的勇将，而不需要戚繼光這樣具有運籌帷幄能力的統帥，這是戚繼光孤獨的第二個原因。

這一章大篇幅介紹了戚繼光的戚家軍是怎麼練成的，他所有的努力，亦證明了他的成功在他的時代，是個孤例。尤其是他的成功依附着文官的成功。當譚倫、張居正這些支持他的文臣一個個離開時，戚繼光的輝煌也就結束了。

戚繼光，注定是一個孤獨的存在。

最後一篇，一個思想家與鄉紳的矛盾體：李贽-自相矛盾的哲學家。

如果說，萬曆是官僚的皇帝，那麼李贽則是思想的皇帝，但這位思想的皇帝，同樣陷入了道德的困境。

哲學是離群的，是自我的，偏偏中國的社會又是一個宗族的社會，他置身其中，難免矛盾。

他稱贊妻子“慈心能割有，約已善持家”，但又埋怨妻子無法理解他的“丈夫志四海”。

他渴望清淨，卻不得不面對整個宗族的複雜社會關系。

他越想擺脫這個社會，社會就越要抓住他。

他出家當和尚，以為四大皆空，結果族人寫信告訴他：我們已經指定你的一個侄子當你的繼承人。

他跑到廟裡，但無法不做學問，他要跟朱熹、跟王陽明隔着時空争論。他還要跟世俗争，有意思的是，他猛烈地抨擊着世人，卻往往還要依靠被抨擊者的接濟而生活。

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黃仁宇先生寫李贽，不僅僅是以一個哲學家的角度去思考他，還有另一個層面，鄉紳的角度。李贽是鄉紳的代表，他的困惑，同樣是明朝基礎社會鄉紳自治模式的困惑。

在黃仁宇看來，李贽就是生活在一個又一個的矛盾裡。作為個人，他尚且無法擺脫社會固有模式和思想給他的枷鎖。可想而知，整個社會要做出改變是多麼困難。而那些寄希望的廉潔與誠信，“也隻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

結論，隻靠道德，這個國家是運轉不起來的。

這就是萬曆年間的七面鏡子，黃仁宇用它照出了明朝，照出了中國的二千年。

黃仁宇說：中國的症結無非是用道德代替技術。而要進行這樣的改造，皇帝、首輔、軍将、地方官員、哲學家、鄉紳等等各個層面，都需要一場大的改變，而非局部的改造可以完成。

黃仁宇通過這本書告訴世人一個重要曆史觀點：和道德相比，可靠的數字、優秀的制度、高明的“手腕”應當更令人期待。——中國舊王朝一直重道德輕技術，但到了大明朝萬曆年間，世界技術已浩浩蕩蕩，包括中國，這時，道德明顯束縛了社會的發展。

黃仁宇先生也指出了，道德不是解決問題的先頭兵，而應該充當社會的最後防線。當技術，比如行政手段、法律能夠解決時，我們不要動用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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