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關于書籍的話語?1936年6月18日，馬克西姆·高爾基在莫斯科永久地停止了呼吸他的作品《母親》《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等在世界範圍内赢得了讀者和批評家的廣泛好評，尤其是《海燕》，在中國幾乎婦孺皆知為紀念高爾基逝世80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今年重版了三十多年前初版的二十卷本《高爾基文集》本期我們刊發南京師範大學教授汪介之對高爾基其人其文的解讀文章，以飨讀者 ，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高爾基關于書籍的話語?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高爾基關于書籍的話語

1936年6月18日，馬克西姆·高爾基在莫斯科永久地停止了呼吸。他的作品《母親》《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等在世界範圍内赢得了讀者和批評家的廣泛好評，尤其是《海燕》，在中國幾乎婦孺皆知。為紀念高爾基逝世80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今年重版了三十多年前初版的二十卷本《高爾基文集》。本期我們刊發南京師範大學教授汪介之對高爾基其人其文的解讀文章，以飨讀者。

在莫斯科的白俄羅斯車站廣場，至今矗立着高爾基的紀念像，它的底座上镌刻着：“偉大的俄羅斯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在俄羅斯曆史悠久、影響頗大的《文學報》報頭上，高爾基頭像也和詩人普希金的頭像并列，作為俄羅斯文學的優秀代表，每周出現于讀者面前。與此相對應的是，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計劃編輯出版的八十卷本《高爾基全集》仍然在陸續問世，系列叢書《高爾基：資料與研究》《高爾基檔案》等連續出版物還在繼續出版，國際性的“高爾基系列報告會”依舊是每隔兩年如期舉行一次……這一切都表明，人文科學研究并不總是像時局和市場那樣變動頻繁。顯示于俄羅斯高爾基研究領域的，更多的是一種對于民族文學和文化遺産的堅定守護。歲月的流逝和曆史風雲的變幻并沒有使人們都像一些與時俱進的評論者那樣，認定高爾基及其作品早已過時，而是依然感覺到他的文學遺産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與藝術價值。

馬克西姆·高爾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彼什科夫，1868年3月28日生于俄羅斯伏爾加河畔下諾夫戈羅德市一個木工家庭。1892年，阿·彼什科夫以“馬克西姆·高爾基”為筆名發表短篇小說《馬卡爾·楚德拉》，開始走上文學道路。

作為一名作家，高爾基是在19世紀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的直接養育下成長起來的，列夫·托爾斯泰、柯羅連科和契诃夫都是他的文學導師和引航人，但是他沒有拘囿于前輩作家的題材領域和藝術經驗，而是以文學創新者的姿态出現在兩世紀之交“白銀時代”的俄國文壇。他的創作的獨特意義在于：他以犀利的筆鋒揭示了俄國人的精神病竈和心理痼疾，對阻遏民族曆史發展的國民文化心态作出了痛切批判，同時又力圖給人們指出一條走出愚昧和庸俗的泥淖、建構一種新型文化人格和民族精神的道路。無論是在流派紛呈、新潮疊起還是萬馬齊喑、歸于一統的文學時代，他始終高舉現實主義大旗，但決不排斥浪漫主義、自然主義、象征主義、表現主義乃至“意識流”文學的成功經驗，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大大深化和拓展了現實主義。對于同時代各種不同流派的作家，高爾基不免時常與其争論，但是卻總是能抱着一種客觀、公正和寬容的态度看待他們的藝術成就和貢獻。這也使他赢得了各派作家的尊重。

高爾基又是一位參與意識極強、具有強烈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時代的風雲變幻使他不能安坐于藝術的象牙塔中，文學隻是他介入、幹預生活的一種方式。盡管官方宣傳曾為他戴上了一頂頂他所不需要的桂冠，但站立在俄羅斯知識界和廣大讀者心目中的高爾基，卻是一個有着高尚人格、和他們一起痛苦、一起歡樂的普通人。因此，高爾基的猝然離世，對于俄羅斯人民來說，不僅意味着失去了一位可親可敬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種抵禦極左路線的中堅力量。正如20世紀英國著名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所說：“高爾基直到1936年才逝世；而隻要他還健在，就會利用其巨大的個人權威和聲望保護一些傑出的引人注目的作家免受過分的監管與迫害；他自覺地扮演着‘俄國人民的良心’的角色，延續了盧那察爾斯基（甚至是托洛茨基）的傳統，保護着有前途的藝術家免受官僚統治機構的毒手。”“高爾基的逝世使知識分子失去了他們唯一強有力的保護者，同時也失去了與早先相對比較自由的革命藝術傳統的最後一絲聯系。”

高爾基去世後，他的思想、創作和人格，依然浸潤着他身後的一代代俄羅斯作家的心靈。他對于提高民族精神文化素質問題的憂心關注，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他關于政治與文化之關系的卓越見解，對民族文化心理條件、道德水準與民族命運之關系的深邃思考，對于思想文化領域中的矛盾的特殊性、規律性的深刻洞察，等等，都為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陸續出現的《靜靜的頓河》《切文古爾鎮》《日瓦戈醫生》等揭示曆史複雜性的作品提供了思想上、認識上的準備，并在這些作品中獲得了形象的展開。1950年代初期作為當代蘇聯文學之先聲的“解凍”文學的出現，其實是高爾基一貫堅持的現實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得到恢複和重新确認的标志。1960至1970年代蘇聯文學中大量湧現的道德題材作品，則是對高爾基所緻力的民族文化心态批判的一種悠遠的呼應。1980年代“回歸文學”中出現的一系列帶有曆史反思色彩的作品，同樣可視為當年高爾基的思考、探索和追尋的延伸。

高爾基在中國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早在1907年，他的作品就被譯介到我國來。五四以後，中國文學界更為重視對高爾基作品的翻譯和研究。魯迅、茅盾、瞿秋白、巴金、郁達夫、柔石、馮雪峰、周揚、夏衍、穆木天等現代中國文壇上成就斐然的人物，都是高爾基作品的譯者，而且，他們大都留下了評價高爾基其人其作的精彩文字。中國文學界曆來有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之說，這不僅是指他們兩人在本國文學中的地位和作用相當，更主要的是因為他們的創作具有改造國民性、重鑄民族靈魂的相同基本意向。魯迅評介高爾基《俄羅斯童話》的兩篇文字，可直接移用來評論他本人的作品。魯迅看到了自己與高爾基的思想契合和精神相通之處，也從他那裡受到啟示與鼓舞。茅盾所受高爾基的影響更為具體，即如他自己所言，一是使他“增長了對現實的觀察力”，二是“其特有的處置題材的手法”使他獲益頗多。巴金則十分推崇高爾基“把心交給讀者”的創作态度，“用第一人稱叙述故事”的體裁樣式和那種“美麗的、充滿了渴望的、憂郁的”語言風格，他本人也正是接受了高爾基這幾個方面的影響。路翎、艾蕪、張天翼、蔣光慈、夏衍、王西彥等現代作家，也在不同方面受到高爾基創作的直接影響。高爾基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一直延續到當代。這種影響既有精神、思想和人格層面的，也有具體創作方面的。高曉聲、張賢亮、高行健、喬良、舒婷、梁曉聲、張炜等當代作家，或曾滿懷深情地談到高爾基對自己的震撼與影響，或顯示出和高爾基相近的創作意向與風格，這都充分表明當代中國文學依然受到高爾基思想與文學遺産的滋養。1980年代，在我國新時期文學觀念的曆史性轉換中，理論界重提“文學是人學”這一命題，對于文學的起死回生和複歸本位，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人們當然沒有忘記，最先作出這一精辟概括的正是高爾基。

《中國教育報》2016年6月17日第5版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